作者 龍飛

“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讀到這首詩，我被久久地陶醉。這首詩是詩人卞之琳的代表作。他從自己一首長詩中抽出最滿意的4句，故命名《斷章》。全詩僅4句、34個字，簡潔清新，意味無窮。卞之琳曾在南開大學外文系任教，擁有這樣的大師，多麼值得南開人驕傲！

延安-西南聯大-南開抗日戰爭爆發之際，卞之琳應聘任四川大學外文系講師。1938年他利用暑假和4個月的軍訓時間，跟隨何其芳、沙汀去了延安。被愛情弄得不知所措的詩人，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段特殊經歷。

卞之琳一度隨軍，在前線寫出不少戰地通訊和詩歌。回延安後，周揚安排他到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課。卞之琳結識了音樂系系主任、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告訴詩人，自己曾把他的名作《斷章》譜成歌曲，並當場將全曲哼唱了一遍。這使得卞之琳受寵若驚。

1939年夏，卞之琳離開延安返回川大。學年結束，川大校方確知他去過延安，不予續聘。於是他輾轉來到昆明西南聯大。

卞之琳在西南聯大任教時，編制屬於南開。1946年西南聯大結束，他到南開執教。和他一起從西南聯大到南開的還有作家李廣田。

來南開後，卞之琳在外文系任教，李廣田在中文系任教。兩個好友住在校內的西柏樹村，幾乎天天都能見面。外文系系主任司徒月蘭是他們的近鄰，她業餘愛好彈鋼琴。琴聲流淌，形成了西柏樹村的一道獨特風景。

卞之琳喜歡吸菸，李廣田的女兒李岫當時還未滿十歲，熱衷於吃榛子。一天，西柏樹村的小賣部突然著火，大家都去救火。待火撲滅後，損失了些貨物。卞之琳對李岫說：“早知它著火，你去搶榛子，我去搶香菸，那多好！”讓小姑娘覺得卞叔叔真逗。

一年後，卞之琳應邀赴英國牛津大學作訪問學者，從英國回國後在北大執教，1953年又調往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詩人翻譯家卞之琳是上世紀30年代徐志摩在北大任教時的傑出學生。他深受新月派影響，也醉心法國象徵派，並善於從中國古典詩詞中汲取營養，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作為詩人，他承上啟下，本身是新月派，過渡到現代派，下啟九葉派。

他寫詩字斟句酌，苦思冥想，往往為了一個字，會達到“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地。

詩人高洪波這樣評價卞之琳：“先生是中國詩壇的琢玉者。他一生寫的詩歌沒有超過五千行，惜墨如金。他把詩當成一塊玉來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詩作錚錚然有金玉之聲。”

的確，卞之琳惜墨如金，但每一句又都是精華。初稿完成後，他每看一遍都有所改動，似乎永遠不滿意，力求盡善盡美。他自稱：“我偏又喜愛淘洗，喜愛提煉，期待結晶，期待昇華，結果當然只能出產一些小玩意兒。”

法國文學研究家柳鳴九回憶這位老前輩：“不俗與精緻可說是他最顯著、最概約的特點。他那著名的4句詩34個字，便是他精緻中的精品，是他精緻得最典型、最美的一次表現。”

作為翻譯家，卞之琳的譯作《莎士比亞悲劇四種》代表了中國莎士比亞作品翻譯的最高成就。莎劇原著是以詩體為基本形式的詩劇，但絕大多數早期譯本都用了散文體。在卞之琳之前，只有個別譯者用詩體來譯，但他們或用自由體，或未嚴格對應原文的行數。卞之琳主張外國詩歌翻譯不但要忠於內容，而且要忠於形式，要“以詩譯詩”。他按照漢語規律，提出每行10到15個字，用五“頓”，每“頓”有一個主要重音的翻譯模式，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形式，又具備漢語的韻律之美。他提倡的譯法，上升為翻譯學中的一種重要理論。

翻譯家王佐良認為，卞之琳的譯作字裡行間活躍著敏銳的詩才，他是一位“詩人翻譯家”。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卞之琳集詩人、翻譯家和學者於一身。正如他的學生江弱水所說：“卞之琳的定位是一個精緻的藝術家，向我們展示他所追求的語言智慧。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人做得比他更完美。”

晚年生活卞之琳晚年住在社科院宿舍那棟4層樓的頂層，經常要把蜂窩煤搬上4樓。每逢雨天，他家就漏雨，長期得不到修葺。恰巧《北京晚報》“居京瑣記”專欄編輯向他約稿，他便寫了篇《漏室銘》，講述他家遭受漏雨之苦。文章發表後，漏室很快得到修葺。《北京晚報》是當時北京唯一一份晚報，發行量極大，卞之琳一時間也因此在北京普通市民中獲得了很高知名度。一次他到醫院看病，醫生見到病歷上的名字，便問：“您就是寫《漏室銘》的吧？”

1995年，卞之琳遭受的最大打擊莫過於妻子的病逝。青林與詩人攜手度過40個春秋，他倆的生活平凡平淡，又清醇溫馨。她的離去讓85歲的老先生無比痛苦與悲傷，閉門謝客一年多。

晚年的卞之琳生活非常規律，一般8點起床，晚上12點以後睡覺，每天只吃兩頓飯，其餘時間用來讀書和看報。令人驚訝的是老先生居然愛看《足球報》，愛看足球比賽，對英超各隊的情況也如數家珍。有時候年輕人不知道某某裁判是誰，他卻能準確地報出名字來。

2000年，90高齡的卞之琳病逝，有家報紙的標題是《寫〈斷章>的人去世了》。《斷章》成了他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