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辦理的一起行政裁判監督案件有些特殊——在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同時,牽涉其中的民事糾紛也一併得到了化解。申請人向檢察機關撤回監督申請,同時也放下了姐弟間多年的恩怨,兩人冰釋前嫌,重拾親情。所有這一切都要從幾年前的一場城中村拆遷改造說起……
房屋拆遷傷了姐弟情
申請人趙某與案涉第三人趙乙是親姐弟。父母去世後,遺留有宅基地上房屋一處。趙某與弟弟趙乙曾約定共同繼承父母遺留的這處房屋,並辦理了公證,但房屋所有權人一直登記為二人的父親趙某甲。
2017年7月,根據山東省濟南市城市發展規劃,趙家這處房屋所在的村集體進行城中村改造。按照拆遷補償政策,趙乙屬於安置對象。該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下稱“區住建局”)與趙乙簽訂了安置補償協議。按照安置方案,趙乙一家四口獲得的安置房面積為每人47平方米。
姐姐趙某因對安置方案不滿,將區住建局告上法庭。雖然趙某沒有直接起訴趙乙,但這場官司卻傷害了手足親情。姐弟倆從此不相往來,形同陌路。
因為趙某為城市戶口,不屬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按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和安置補償政策,其獲得安置補償的訴求沒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但趙某執著地認為,房屋是父母遺產,拆遷安置補償也應該有她一份。於是,趙某來到檢察機關申請監督。
姐姐為何不起訴弟弟
作為本案的承辦人,我通過審查案件材料,調閱訴訟卷宗,認為該案的起因在於申請人趙某對遺產房屋繼承分配的理解和現實中的集體土地上房屋拆遷補償政策之間存在差異。
姐姐直接起訴區住建局,而沒有與弟弟打遺產繼承官司,直覺告訴我,這場訴訟並沒有完全打斷姐弟親情。果不其然,趙某說,她比弟弟大8歲,從小有什麼好吃的總想著留給弟弟,老人的其他遺產她也讓給了弟弟,本想著村裡的房子有她一半,這也是和弟弟約定好的,還做了公證,可沒想到……
為了解決趙某的這件煩心事,我多次聯繫集體經濟組織所在街道辦以及區住建局,瞭解了拆遷安置過程中的具體政策規定。原來,根據政策規定,對於本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按照固定標準予以安置;對於在本村有合法住宅並長期居住的非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符合相關條件的,也可安置。趙某多年前將戶口遷至濟南市市中區,她作為市區居民已不在該集體經濟組織生活,因此不符合政策規定,自然也無法獲得安置補償。然而,趙某對房屋的繼承和房屋的拆遷安置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一直認為自己對房屋享有繼承權,也理應獲得安置補償。
我耐心細緻地給趙某講解了集體土地和國有土地的區別,講解了拆遷集體土地上房屋的安置政策及其背後的法律依據,告訴她區住建局是依法行政。接著,我和趙某又聊起了姐弟倆的感情與矛盾,趙某向我打開心扉:這麼多年,弟弟都沒去看過她,甚至有一次兩人碰面,都沒有說一句話……看來,這起不存在監督情形的行政訴訟案,其爭議的核心是民事糾紛,甚至可能僅僅是姐弟倆的心結。
見證了親情的力量,我的眼眶溼潤了
經趙某同意,我聯繫上了趙乙。起初,趙乙以為我是要幫助趙某爭取安置補償款,言語中充滿牴觸情緒。
我順著趙乙的思路先承認安置補償款是針對特定對象的,這一點無可爭議,並且告訴趙乙我已經給他姐姐解釋清楚這個問題了。趙乙的態度明顯緩和下來,對我也多了一些信任。於是,我趁熱打鐵,說親姐弟不該走到如今這個地步,實際上姐姐對弟弟還念著那份親情。“作為弟弟,你又是怎麼對待姐姐的呢?”我反問道。
弟弟趙乙說,他和姐姐趙某當初確實約定房屋由二人共同繼承,也是基於將拆遷補償等同於遺產的理解而達成了大致平分的合意。後來根據集體土地房屋拆遷補償政策的規定,姐姐無法得到預想的份額,一氣之下提起訴訟,姐弟關係也因此鬧僵。
癥結找到了,事情就簡單了。我分別對姐弟說明辦案思路:“如果通過訴訟方式解決問題,將產生評估費和律師費,並且在漫長的訴訟週期內,矛盾還可能會升級。如果你們願意通過和解方式解決問題,我可以站在中立的位置上,幫助你們形成一個合情合理合法且雙方都認可的分配方案,絕不讓任何一方吃虧。”趙某聽後雖然表示同意,但似乎對和解沒有多少信心。寡言的趙乙聽完我的話,表達了對姐姐的想念。
見雙方都有和解的意願,我趕緊把姐弟倆約到了一起。一開始,氣氛多少有些緊張。我分別向姐弟倆再次耐心講解了相關法律和國家的安置補償政策,結合前期與雙方分別交流的內容,為姐弟倆解讀了彼此內心的善意。“檢察官說得明明白白,我現在都清楚了。我和我弟共有的是地上房屋補償款,而不是拆遷安置補償款。房屋的補償款就多分給弟弟一些吧。”姐姐先表態。“現在我也明白了房產繼承和拆遷安置補償的區別。姐姐從小到大處處讓著我,我願意把地上物補償金全都給姐姐!”弟弟表示。
見證了親情的力量,我的眼眶溼潤了。與其說是4個小時促和工作讓姐弟倆冰釋前嫌,倒不如說是房屋有價,親情無價。考慮到弟弟目前的經濟狀況,姐姐最終僅接受了部分的房屋補償款。
簽完和解協議時,已近黃昏。目送著姐弟倆相互攙扶著走出檢察院大門,我的心裡感慨萬千。
鎖上會見室的大門,走向萬家燈火,我疲憊又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