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30比索的問題，而是關於30年的時間。"這是近來在智利最能響徹雲霄的口號之一。

連日來，遠居於大洋彼岸、相對富庶寧靜的這個南美國家，被30年來規模空前的大規模暴亂所籠罩，也由此震驚了世界。而即便是這樣的事件，主流美媒在做相關報道時也毫不吝惜各種溢美之辭，稱之為拉美民主的典範、發展最為成功的拉美國家。

然而，對於自己的國家，智利人顯然最有發言權。"所有的一切都該被燒燬。"一名24歲的示威者說道，"總統說他不惜對人民宣戰，所以戰爭就來了。"

在創造了30年的"智利奇蹟"後，智利人正面臨一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戰爭。

"新自由主義"典範陷入困境

在南美大陸西側呈長條狀的智利，是地球表面上距離中國最遙遠的國家之一。在中文網路空間有限的描述中，這是一個安詳、寧靜的國度；在西方媒體的眼中，這是所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典範，更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好學生。

的確，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智利在長時間內都可謂早已聲名狼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道護身符。但在今天，這道最後的護身符的"法力"似乎也在消退。

從14日開始，智利首都聖地亞哥開始陷入暴亂與火海之中，並在上週末達到一個高潮。有人在沃爾瑪超市被活活燒死，全市78個地鐵站燃起熊熊大火，連不少出售救命藥品的藥店都遭到破壞。

但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起已歷時10天，造成至少11人喪生、上千人被捕，並迫使總統宣佈國家進入戰爭狀態的慘劇，直接起因竟只是因為地鐵票價上漲了不到3毛錢（1.12美元漲至1.16美元）。

作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達15800多美元的拉美國家典範，為了區區3毛錢鬧出這樣的風波，智利這一波操作頗有點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味道。但是，歷史總是告訴我們，現實之所以屢屢比小說更荒誕，恰恰是因為表象之下的真實更加殘酷。

上世紀70年代，作為拉美第一位通過民眾普選上臺的社會主義者，時任智利總統的阿連德被賦予了太多的內涵：左翼視他為拉美革命的一個象徵、美國霸權主義的受害者，右翼則視他為糟糕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者。

無可否認的是，阿連德當時一系列旨在縮小貧富差距的改革政策使智利陷入高度通貨膨脹的困境，也為右翼軍官皮諾切特1973年發動的留學政變提供了契機。政變後不久，面對通脹高達150%的經濟，皮諾切特的軍事獨裁政府幾乎全盤接納了一份由"芝加哥男孩"提出的經濟建議書。

這些"芝加哥男孩"是一批反對阿連德改革的經濟學家，因多畢業自芝加哥大學而得名。根據他們的建議，皮諾切特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了相當徹底的私有化，並消除大部分貿易和金融壁壘，鼓勵外國投資——蘇東劇變後，俄羅斯等國採取的政策均以此為模版。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當時在智利這片試驗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解決了惡性的通貨膨脹，還推動了讓世人側目的"智利奇蹟"的誕生。當然，這裡面或多或少都有著西方媒體刻意鼓吹自由主義，藉以貶損拉美左翼運動的成分，但智利確實在總體動盪不斷的拉美取得了長時間持續穩定的發展，人類發展指數高達0.819，成為拉美最繁榮穩定的國家。

其實，西方媒體的邏輯不難猜：一個被左翼理想主義者搞砸經濟的國家，被自由主義經濟學拯救不說，而且後者還推動了智利民主化的到來——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西方主流媒體難以割捨的劇本和鼓吹的典範。

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智利發生民主化以來規模空前的騷亂後，西方主流媒體在字裡行間（相對於香港報道）和圖片選擇中展現的高度"理性、客觀與剋制"也就不難理解了。畢竟，誰願意自己打自己的臉呢。

智利，不是個例

智利的成就屬實，西方媒體的誇讚也不是無稽之談，但問題是，它們卻常常避擴音及智利的另一面。

皮諾切克時期確立的經濟政策賦予了智利一定時期的高速發展，但與其它多數拉美國家類似的是，智利的貧富分化差距很大。而且隨著近年來經濟增速放緩，這種差距還有擴大趨勢，甚至使智利成為拉美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

2010年，現任總統皮涅拉首次當選智利總統。身為億萬富豪的他，憑藉大打經濟牌成為智利自皮諾切克下臺後20年來首位右翼總統。這一方面說明智利民眾對右翼獨裁的恐懼，另一方面也表明智利民眾對改善經濟的渴望。

2018年，皮涅拉在經濟不景氣之下再次當選總統。但是，國際市場銅的需求減少（智利是世界第一大銅生產和出口國）、油價上漲，以及美元的強勢——導致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的智利未能擺脫泥潭，民眾生活常年不得改善。生活在焦慮中的普羅福斯對30年來的反思和吶喊，就是對日積月累的發展問題的一次總爆發。

其實，近來出現類似抗議的遠不止智利一家。

· 在同為拉美國家的厄瓜多，因為政府宣佈取消維持十年的燃油補貼一事，本月陷入大規模抗議示威。示威者宣佈大規模罷工，封鎖高速公路，闖入議會，迫使總統宣佈首都進入緊急狀態。

· 在地中海岸的中東小國黎巴嫩，因為政府向類似微信的社交軟體"Whats Apps"及其它網路語音社交軟體收取每日0.2美元的費用，日前引發數萬民眾湧上街頭抗議，導致數十人傷亡，成為該國十年來最大規模的暴亂。

乍看之下，這些抗議分佈很廣，似乎沒什麼關聯。但細察之下，原因卻又可歸結為一個：民眾認為政府無非是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使得福斯的生活更加艱難；這在經濟形勢良好的條件下或許還說得過去，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條件下，政府類似的舉措無異於點燃導火索。

厄瓜多雖是產油國，但卻必須長期向燃油實施財政補貼來穩定物流、食品等基本的生活物資價格，這給財政造成嚴重的負擔。黎巴嫩雖曾是中東的一顆明珠，但在長期內戰和大批敘利亞及巴勒斯坦難民湧入的背景下，早已成為世界上負債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財政已然走到崩潰的邊緣。

智利的財政水平相比之下雖然比較樂觀，但是貧富差距始終居高不下，再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放緩，民眾生活實際上未得改善，因此區區3毛錢也被民眾視為政府"壓榨窮人的又一個手段"。

說到底，這些都是發展不平衡問題，也只有通過發展能夠解決。但在現有的機制下，這些符合西方普選標準的國家卻又不能通過選舉去解決這樣那樣的問題。厄瓜多政府為取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支援必須壓縮財政開支，不得不取消燃油補貼，但在民眾抗議下不得不取消。而在黎巴嫩，問題的解決除了需要壓縮政府開支，更需要構建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

但是，在單邊主義橫行無忌的當下，解決這一問題又何其艱難。若非特朗普對伊朗的全面施壓，國際油價恐怕還不至於對厄瓜多造成那麼重的負擔；若非特朗普執意奉行"美國優先"的貿易政策，包括銅在內的大宗產品價格也不至於因世界經濟減速而下跌；而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特朗普連自己的一身腥都沒甩掉，哪裡有心思去管別人。

但在西方眼裡，這些涉及實際民生的發展問題似乎都遠遠不及所謂的"自由民主"來得重要，卻全然忽略這些問題涉及的廣度與難處遠非前者所能概括和統合。他們總是樂於高唱價值的大旗，卻在伸手去實際解決時又往往一籌莫展。

畢竟，喊口號總是容易的，而"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需要的卻是腳踏實地和埋頭苦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