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舊書網上淘了一本《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輯》，該書作為“哲學問題討論輯第二輯”由哲學研究編輯部編輯，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７月初版。這個討論輯的出版距今天已經63年了。63年後閱讀這本主要是批判馮友蘭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的的批判問題、繼承問題，內心深處有一個深刻的感觸，雖然用“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這句詩不大恰當、不太合適，但在中國哲學史的批判繼承中，馮友蘭所提出的學術見解還是能堅持真理，在風雨過後見彩虹的。

馮友蘭在撰寫《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兩個問題》、《關於“兩個問題”的補充意見》、《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關於中國哲學遺產繼承問題的補充意見》這個引起學術爭鳴的系列論文時，正好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高潮期。雖然馮友蘭在《哲學研究》雜誌社組織的筆談上文字寫的很簡短，顯示了馮友蘭特有的謹慎；但一旦拉開思想的閘門，一旦觸發學術的靈感，馮友蘭似乎具有一發不可收的架勢。當自己經過幾十年探索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累積了不少學術心得，而這些大量堆積的思想感悟遭遇一個合適或適當的機遇時，奔湧流瀉出之，就是最真實的了。馮友蘭始終在中國哲學史領域裡從事研究，沒有中斷，他對這個學術領域的弊端有自己的覺察，對學風不正就有所針砭，對未來研究趨向就有所獻替。５０年代後期的馮友蘭，就是在這一相對開放、鼓勵爭鳴的學術文化環境下，開始自己的學術探究的。

晚年的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輯》所編輯的論文大多是批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遺產繼承問題的。這個學術批評群體中有馮友蘭的同輩學者，有馮友蘭的門生弟子，有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有與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大相干的學者。馮友蘭同輩分學者有黃子通、湯一介、唐鉞，他如張岱年、周輔成、趙儷生、吳恩裕、蕭疌父等為馮友蘭的學生。而批判馮友蘭學術思想很起勁的是關鋒、艾思奇、胡繩。關鋒的思想是很左傾的，他理解學術問題很容易往教條主義的路線上牽扯，把本來複雜的中國哲學史問題簡單化。所以關鋒對馮友蘭的批判，學術性就遜色些。艾思奇是哲學家，而且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他對中國哲學史缺乏研究。艾思奇在批判馮友蘭的學術主張時，不是在中國哲學史領域裡打轉，而是抓住馮友蘭所運用的名詞概念，經由名詞概念的組合推演而判定馮友蘭是“實在論的唯心主義觀點”。

哲學家關鋒（中間）

作為後世學術文字的閱讀者，我們絕對不能將《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輯》認定為是對馮友蘭的學術圍攻。如果學術批評方式採取政治的手法，那麼，學術研究只能是死路一條。在63年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初起高潮時，不可能預謀著對某某學者的政治圍攻。馮友蘭所提出的與當時學術領域不一樣的思想主張，遭遇集中學術批評力量的批判，實際上，馮友蘭是不為所動的。既然是學術爭鳴，就是在一個公平、自由的平臺上展開的，不存在權威與不權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理直氣壯的參與學術爭鳴了。馮友蘭的學術觀點一經提出，就遭受四面八方的批評意見，但他並沒有毫無保留的退縮，而是主動迎擊批評，並進而提出自己更深一層的學術見解。可以說，雖然不是以中國哲學史領域的權威參與學術爭鳴，但他內心有所守、思想有所恃，在迎擊學術批評時，可以說是愈挫愈奮，對不同的正當的批評，給予了同等迴應。

香港盤古社1974年版《馮友蘭的道路》

一個學者，在集束性的學術批判面前不畏懼，不屈服，應該是學術鳴辨的基本本色。政治進入學術批評的程式中，學術批評由少數幾個人曲意往政治領域牽扯，學術爭鳴的本色就很快消失了。馮友蘭以後的學術境遇，似乎就是如此。在《中國哲學史問題討論輯》，有一篇《我贊成馮友蘭先生的看法》的文章，作者是羊華榮。近４０篇批判馮友蘭學術觀點的論文中，這是唯一一篇與馮友蘭同一立場的論文。所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個羊華榮就是這“少數人”中之一。但是為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這句事後諸葛亮的話，當時人承受了多少政治的、肉體的、精神的、道德的代價。我不知道羊華榮以後的人生境遇如何，但不會很順適，大概是可以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