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作為這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似乎是與我們在同一陣營的，但實際上我們又與越南有過不少齟齬，而且就他們的社會形態和制度來說，似乎又與我們有所差別。

尤其是近年以來，越南進行了不少政治變革，令越南出現了房寧先生口中的“最高權威扁平化”的“弱王”現象，簡單來說，現在的越南，似乎誰說了都不算。

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

雖然越南離我們很近，但其實大多數人還是不瞭解越南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一個成立於1976年的年輕國家，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越南，採取的是一黨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越南共產黨是越南唯一合法的政黨，而其最新一部憲法規定國家政權屬於人民，越南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胡志明思想為指導思想。

越南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國會”，類似於我們的全國人大，同樣越南還有一個類似於我國“政協”的組織，名叫“越南祖國陣線”，其在越共的領導下組成統一戰線，成員組織包括越共、軍隊、各種聯合會和行業協會等等。

就這麼來看，其實越南從政治上來說是一個與我國十分相近的國家，甚至連改革都追隨著我們的腳步：在我國實行改開之後，越南在1986年宣佈實行“革新開放”，並確定了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

但實際上越南與我國有著一向重大的差別，那就是越共對於全國的控制力一直處在一種偏弱的狀態，甚至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的房寧先生所言，越南出現了一種“弱王”分權的現象，一個國家似乎有著許多說了可以算的人，但又似乎誰都說了不算。

權力分散的越共

越共作為越南唯一的合法政黨，至少以通常的角度來看，越共應該是掌握著這個國家的權力核心的，但實際上看起來似乎並不是這樣。

實際上，不僅越南國內曾經南北分治，越共黨內也分為南北兩派，北部河內地區以越共現任書記阮富仲為首，南部胡志明市則推前總理阮晉勇為首，兩派都有著自己的利益考量。

而越共與中共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越共不設有政治局常委，這導致了越共權力的頂層有那麼一點“三權分立”的意思，也就是越共書記、總理和國家主席都有一定的實權，在越共七大之後，越南國會主席也有了一定的實權，因而總的來說現在越南內部有四股說了能算的勢力。

在18年以前，越共書記、總理、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分屬4個人擔任，而在18年越南原國家主席陳大光病逝之後，越共書記阮富仲當選國家主席，因而現在實際上在越南的權力頂層還是“三駕馬車並行”。

在越南，通常書記主管黨務、軍隊，總理則主管經濟，兩者因為主管的方向不同，在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方法上自然也會有著一些差別。

就以對我國的態度而言，因為阮富仲主管意識形態、黨政建設，當然會對有著同樣意識形態的中共有著一定的好感，因而阮富仲在與發現越南與中國發生衝突的時候，都會選擇低調處理，這令外界認為阮富仲一派是親華派。

阮富仲

但國家總理則不同，因為總理主管經濟，不管是前任越南阮晉勇，還是現任總理阮春福自然更多的考慮的是國家利益、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

因而他們更多地考慮的是如何與世界更多的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搞好關係，再加上現在越南國內經濟形勢不佳、民族主義抬頭，總理也更偏向於用中國來轉移國家矛盾。

這就導致了越共內部自身就是分裂的，沒有一箇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根據民主集中的理論，這個“政治核心”的存在有利於權力體制的穩定，而越共缺少了這樣的核心，便導致了越共內部權力擴張和分散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在房寧先生嚴重，這可能是民主集中制開始瓦解的表現。

阮春福

並且，因為有著這樣權力分散化的趨勢，越南國內的其他勢力也開始滲透進入黨內，這主要是指以知識分子扮演的智囊團為主的“外援”。

如今，越共主要的領導人都擁有著自己的智囊團，這就意味著，代表著政治、商業或者其他方面利益的各方勢力都能夠滲透入越共內部，影響著民主集中制的施行，乃至損害人民的利益。

始終未步入社會革命

那為什麼越南國內，乃至越共內部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這無疑與越南的歷史有著重大關係。

我們知道，中共自1921年成立之後，不僅領導中華民族完成了對外反侵略的戰爭，還完成了對內的社會革命，在廢墟上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並且在改開之後帶領中華民族走向了偉大復興。

在這期間，中共有著完整而獨立的組織、強大領導集體和政治核心，同樣有著對於全國強大的控制力和凝聚全國人民的向心力，這是中共能夠領導全國進行社會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而越共則不太一樣。從越共的歷史上來看，儘管越共成立於1930年，但其大部分時間都在進行著反對外部侵略的鬥爭。如在越共成立後，就打著反帝反封建的口號，掀起了反對法國殖民者的高潮；而後在二戰期間，越共又進行了反對法西斯、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

日本投降後，法國殖民者捲土重來，越共再次領導起了抗法戰爭；在越南南北對峙階段後，越共又領到了漫長的抗美和南方的游擊戰爭，最終實現了越南的統一。

由此我們看出，越共在其歷史上，主要是領導反抗外部侵略的戰爭，而我們知道，反抗外部侵略最重要的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這一階段，民族矛盾是優先與階級矛盾的，這一舉動體現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也體現在越共的祖國陣線上。

這導致了越共在越南國內一直都沒有形成具有強大控制力和影響力的領導力量，這體現在越共完成國家統一之後，並沒有能力像中共一樣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也無法觸動到南方天主教勢力、莊園主經濟的根本利益，從而形成更大的社會支配力。

內部權力沒有“一把手”

越共形成“弱王”的另外一個原因，當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越共內部分為南北兩派，這導致了越南的社會資源、組織乃至政治勢力上都有著南北兩個派系。在沒有“政治核心”和強有力的領導集體、領導人的基礎上，越南長期以來只能維持著南北的相對平衡。

例如河內地區出書記，胡志明市就出總理，而我們之前已經提到，越南長期以來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國會主席都有著一定的實權，在地區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平衡之後，南北派系的對峙就更加難以解決了。

在越南內部，書記不是核心、總理也不是一把手，國家主席還有提名和建議罷免總理、最高法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權利，很有可能掌握著國家公檢法系統，擁有著堪比書記和總理的實權，這麼看起來，越南乃至越共內部似乎就是沒有“一把手”的。

一個政黨、組織乃至國家沒有“一把手”，當然就會顯現出一種權力分化的傾向，而派系的鬥爭更會讓這種傾向加劇，最終導致最高權力的更加分散和民主集中制的崩潰。

“誰都不服誰”的新時代

當然，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現在越南也已經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政治家能否成為一國的領導人，已經沒有“理所應當”的優勢了。

簡單來說，在革命時期，一個領導人的誕生大多是因為他們開闢了全新的、能夠拯救國家和民族的道路，他們的領導地位是在革命中不斷深化的，因而在革命成功之後，他們“理所應當”地擁有了國家的領導地位。

但在和平時期則不同了，政治家們很難再開創出全新的道路來拯救民族於水火，而經濟和社會建設所能獲得的功勞也不是立竿見影的，政治家們只能比拼口才、綱要，乃至教育背景等等其他因素。

這就導致了政治家們很難完全對另外一個人表示“服氣”，畢竟假使大家的教育背景乃至家庭背景都差不多的話，也沒有人會願意承認自己的施政綱要、聰明才智上遜人一籌。

這就導致越南和越共進入了一個誰都不服誰的全新時代，也導致了越共更加難以形成為一個令大多數人信服的領導核心，讓越共的權力更加分化。

“無為而治”能救越南嗎？

但顯然，越共的這種權力分化是不應該繼續的，因為這樣會導致越南的經濟很難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就像房寧先生所認為的，從目前來看，越共對於越南的領導更接近於一種“無為而治”的狀態。這種曾在西漢初年得到實踐的黃老之學，雖然曾經形成過“文景之治”的太平，但顯然不太適合亟待發展的越南。

因為在西漢初年，政府需要做的是緩和階級矛盾、與民休息，但在現階段的越南，越共無疑應該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有計劃地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才能進一步推動越南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想要實現經濟的騰飛，無疑是需要政府進行相當程度的宏觀調控的，不管是戰後日本經濟的崛起，還是亞洲四小龍的騰飛，又或者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和戰略規劃。

而越共如今“無為而治”，儘管減少了階級矛盾，但卻導致了國家財政收入低、實現工業化的啟動資金很難取得、工業化僅僅處於初級階段，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也沒有統一的規劃、進展緩慢，至今城市化率只有30%，整個國家的發展彷彿陷入了瓶頸。

如果越共無力解決國家誰說了算的問題、不能進一步推進民主集中制的落實，乃至不能制定和落實國家的發展規劃，那麼越南的經濟發展必定會後繼無力，到時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