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俱樂部，我和吳懷德商量，跟區裡幹部搞好關係，可以為開展工作創造良好條件。但我們的直接領導是教育科，我們的工作必須得到他們的指導和支援，要讓他們瞭解我們的情況，有哪些困難，準備如何開展工作。現在我們都已到崗，應該去教育科做一次彙報。吳懷德很贊同我的意見，我又說：“你都當教導主任了，這個俱樂部主任就是你了。彙報提綱你寫，彙報也以你為主。”吳懷德說：“科裡下的通知沒說誰當負責人，我們是共同負責，哪有什麼主任不主任的。”我說：“共同負責，不分誰是領導，這個好辦，我們不會計較。但是為了有利於工作，還是有個主次為好。”吳懷德終於接受了我的意見：“好吧，我來寫彙報提綱。你可要多提修改和補充意見喲！”從此，開始了我們真誠無私，目標一致，配合默契，互愛互助的長期合作。也因此收穫了深厚誠摯的友誼和不斷成長中的欣慰與喜悅。
以前在學校，是由學校發放工資，而且全區的教師工資都由肇倩小學代為發放，跟教育科隔著學校、區文教助理兩層，好像很遠。現在跟教育科直接打交道，好像地位也提高了似的。這就是我最初在基層工作時的心理狀態。
領了錢告辭後，我們就像發了洋財一樣在街上買了不少東西：一塊刻蠟紙的鋼板、一粗一細兩支鐵筆、一筒蠟紙、紅、藍、黑三罐油墨、挖調油墨的小鐵鏟、一刀毛邊紙、20張白報紙、一大沓信封、信紙、三、四本練習簿、搪磁記事牌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買了一隻雙鈴馬蹄表，有了它，我們就可以掌握時間，不再有所延誤，甚至張皇失措。來時沒想到能得到這麼多錢，更沒想到要買這麼多東西，四隻空手，拿不了啊。活人哪能給尿憋死？現在手裡有錢，好辦。再買一個提包（又稱旅行包）和幾根繩子，小物件放進提包，化零為整。大物件捆紮好，可提可扛。就這樣，二人手提肩扛，滿載而歸。
為了讓農村俱樂部有點俱樂部的樣子，決定請木匠打一副乒乓球桌、兩張方桌、一架書櫥、四張獨凳、四條長凳。包工包料，我們省心，木匠省事。又請泥瓦匠在俱樂部門面牆上用水泥做了一塊大黑板，用來寫快訊或配合中心工作的標語口號。三村有木匠，七村有泥瓦匠。這些人有手藝，能掙活錢。家中人種田，他在外掙錢，是農村中比較富裕的人群。蓋新房，喝小酒，日子過得相當滋潤。吳懷德去僱請他們，一說就妥。
匠人很願意給公家幹活，因為幹完就能拿到現錢，絕不拖泥帶水。包工包料，既能掙工錢，又能賺料錢。我們只對乒乓球桌提出桌面板厚度和長、寬、高尺寸的要求。其他物件的規格、要求，木匠比我們清楚，不用多說。對黑板的要求則強調一定要抹得平整光滑。黑板只用了一個工，木匠來了兩個人，用了一個星期才完工。然後又找了一個油漆工，把書櫥、方桌和凳子全都漆成赭紅色，乒乓球桌就不費事了，漆上兩遍清漆就算完成，既沒有漆成綠色桌面，也沒有漆出白色邊線和中線。為了能夠使用，我們又量好尺寸進城給書櫥配玻璃。給乒乓球桌配球網，買球拍和乒乓球。我和吳懷德在新球桌上打了幾個回合，覺得這球桌彈性還可以，打了玩玩，活動活動，還是滿好的。不打球的時候，放上報紙。書刊，任讀者閱讀，也算有了些文化氣氛。
匠人施工期間，我們也沒閒著，認真學習了陳志中給我們的檔案資料，對於農村俱樂部的性質、任務、工作方法，漸漸理出頭緒，有了輪廓。他跟城市中的各種俱樂部主要是提供文化娛樂場地和設施不大一樣，他的主要任務是組織、指導農村群眾的文化、文藝活動，開展掃盲識字運動，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進行宣傳工作。在開展各項活動時，要堅持業餘、小型、多樣的方針，採用通俗易懂、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方法，從而達到豐富群眾文化生活，提高群眾文化水平，並且使黨和政府的政策、中心工作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的目的。所以，全區的農民群眾都是我們的工作物件和服務物件。我們的工作跟全區的工作密切相關，要發揮主動性，緊密配合，盡力支援。同時，也是這些任務的實施者，要在這些方面示範，起到帶頭作用。還要善於培養典型，以點帶面，推動全區群眾文化發展。
我們想清楚之後，便擬訂了一個兩年規劃和當年的計劃：人口比較集中的村都要建立農民夜校，每個村至少要辦起一塊黑板報，每個鄉在秋收後至少辦起一個業餘劇團。我們把這種認識和計劃向區委書記和區長分別作了彙報，二位領導都很讚賞同意。我們就請他們將此計劃作為任務，在全區幹部會上佈置下去。區長劉傑說：“這樣吧，我在會上安排你們向大家作個發言。你們會比我說得更清楚，怎麼樣？”我們有些惶恐，說：“佈置任務是領導的事，我們是一般幹部，不合適吧？”劉區長說：“有什麼不合適？我讓你們發言，就代表了我的意思。”他這麼開明、放手，弄得我們既大為膽壯，又有些受寵若驚。宋可升書記、劉傑區長都是工農幹部，都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支援他們領導下的幹部放手大幹的魄力和胸懷，實在令人敬佩。
回想起來，解放初期領導幹部的作風著實可圈可點。我們雖然只是初師、中師畢業，因為當過教師（雖然只是小學教師），在他們看來，都是知識分子。他們跟土改隊於隊長一樣，覺得有我們這樣的部下，是很自豪、很高興的事。他們重視我們而不歧視我們。之所以能有這樣的心態，是因為他們對自己、對所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這是很值得肯定和讚頌的。
若干年後社會情勢有了巨大的變化。知識分子被視為“臭老九”，是資產階級，是改造物件，在“書讀得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等貌似革命警句，實質荒謬之極的口號蠱惑下，知識分子不僅被視為具有原罪，而且人人都像是包藏禍心，只可利用，不可重用。許多幹部填寫表格時在“文化程度”一欄，儘量往低寫，怕被當作“知識分子”。而那些對知識分子十分疑忌的人，也被自己造成的局面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不得安生。其實知識分子面對時代的大變化，在大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引導下，讓知識分子看到自身的缺點，加強理論學習，重視思想改造，“俯首甘為孺子牛”，大家都能接受。別說小知識分子，就是大知識分子乃至宗師級的人士，也都心悅誠服地接受這些理論，自覺地接受思想改造。堅持“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只是極少數。然而，以後不斷搞運動，階級鬥爭越來越厲害，階級敵人越抓越多。從社會上抓到單位裡、學校裡，從黨外抓到黨內，從基層抓到中央，直到把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核心人物幾乎抓完。原來的各級領導幹部一大堆被劃成了叛徒、特務、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知識分子不管新老，一劃拉全歸到資產階級一邊。這種革命好像要把人群全部驅入深淵，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整個社會充滿迷茫、惶惑、疑慮、愁悶、消極、甚至絕望的的情緒。跟解放初期那種充滿陽光和希望，充滿團結和友愛，充滿熱情和幹勁，真是“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以上一段觀感都是現在的想法，當時許多事情尚未發生，也預料不到。只知道“在毛澤東思想紅旗指引下，奮勇前進！”對科長級領導說的話都深信不疑，何況比科長級別更高的領導講的話？論起“愚”和“盲”，我們跟識字不多的農民其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誰該笑話誰真是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