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這個號稱“民主世界的燈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功躋身超級大國行列，在經過美國幾屆總統的不懈努力之下，成功在冷戰時期將競爭對手徹底打趴，成為了迄今為止唯一的超級大國。

然而，燈塔國的光輝在這幾年卻開始走上了下坡路，面對日漸慘淡的經營，特朗普甚至高撥出了舉世矚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

進入20年之後，人們驚訝的發現曾經稱霸全球的美國，現在已經開始無力處理所遇到的各類情況，甚至連國內的疫情防控以及種族問題都讓美國政府疲於應付。

儘管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兩位年過六旬的老者依然在慷慨激昂的宣揚美國的偉大和實力強悍，但美國的命運尤其讓人憂心忡忡，在未來的十字路口上，這個已經歷經233年的國家，又將如何演變？會是下一個韓國、巴西、南非、印度或者蘇聯嗎？

一、內鬥激烈的政治生態

說到內部鬥爭的激烈，不得不提起我們的近鄰—大韓民國，作為曾經的亞洲四小龍，積貧積弱的韓國一舉獲得了亞洲人民欽羨的目光。

但韓國國內政壇的奇葩程度，卻令人歎為觀止，韓國總統可謂是世界上最高危的職業之一，眾多總統都未能獲得一個善終的結局，不是暗殺、自殺就是被流放國外、被監禁，被政治報復成為了韓國總統的“保留節目”。

韓國財閥對於操縱韓國政壇十分得心應手，出於維護企業利益的目的，各大財閥想方設法為總統候選人輸送政治資金，為自己“代言人”當選廣為賄賂。

可以獲知的是，一旦財閥支援的人順利當選，則必須用政治及政策的手段回饋財閥，財閥先期的政治投資將會獲得高額的回饋，這也是財閥在韓國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

但韓國不止一家財閥，也不止一個派系，各大財閥和派系在推舉總統候選人中，必然會爆發利益衝突，如果競爭對手當選勢必會影響自身的利益，為了能自保亦或者是為了能翻盤，各大財閥都會在暗中收集對手的黑暗史，用以打擊當選總統的地位。

在財閥的控制下，大部分韓國總統只能代表各大財閥的利益，這樣的惡性迴圈導致韓國的總統始終無法得到一個善終的結局。這樣不斷互相打擊的方式，也讓眾多韓國人所深感不恥，韓國政壇的黑暗成為了韓國電影百談不厭的話題。

自美國站上世界之巔，民主、自由、制約一直是美國人標榜的政治生態，但這個情況在這幾屆美國總統任期裡，似乎並沒有得到體現，從特朗普上臺後全盤否定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的政壇走向了日漸激烈的內鬥。

在20年美國大選期間，特朗普就曾經放言，若自己繼續執政就會對政見不同的人士進行打擊報復，並且這位商人總統也是說到做到，在“敗選”後立即將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解職，並且任命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克里斯托弗·米勒為美國代理國防部長。

回顧這一事件，不難發現不聽話成為了埃斯珀被炒魷魚的主要原因。

而“成功”獲勝的拜登似乎也沒打算放過特朗普，他多次宣稱特朗普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的不作為，讓眾多美國人遭受了苦難，他宣稱如果他明年上臺執政，將會全面推翻特朗普的系列法案，並且起訴特朗普。

在權利還尚未交接時，雙方就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的口誅筆伐，讓人不禁為21年1月交接日時，美國的政壇穩定性產生了懷疑。

儘管，美國總統的背後也一定會有美國大型企業得到資金注入，但相比於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的韓國，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更為多元化、佔據的市場份額更多，企業在支援總統競選的背後，也不會有過多的壓力。

韓國的財閥一旦失去總統的支援，那就意味著失去了韓國國內甚至是外貿領域的市場份額，而美國大型企業在國內市場以及全球市場佔有率較高，生存壓力較小，相對而言干涉政壇的較少。

不同於新國家黨長期執政的韓國，美國的兩黨制在本質上都受制於國會，更重要的是在諸多方面，共和黨和民主黨在經濟利益上是共同持有的，政見不同，但卻不妨礙他們私底下互做生意。

不得不注意的，美國兩黨之間的內鬥，雖然不會讓美國變成像韓國一樣的黑暗政治氛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的政治生態。

當兩黨因為政見或者利益而互相攻擊時，一方的上臺就刻意製造“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會使得政府行政命令“朝令夕改”，那所謂的改革或者革新還會有什麼效果呢？美國人員對政府的信任還所剩幾何？

二、去工業化的困局

美國自建國之初就選擇了自由市場經濟，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在連續兩百多年的歲月裡，雖然經歷了自由向壟斷，壟斷向混合型經濟過渡，但其在自由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未曾有太大的改變。自由、平定是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而自由市場經濟就恰好體現了這點。

20世紀 80年度，美國人在里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下，在所有領域實行私有化，金融市場去除監管、國際貿易實施自由化，這項被譽為“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模式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的一個奇蹟，使得英美兩國走出了彼時的經濟困局。

自由市場經濟，是消費主導的市場，主張消費者導向市場模式，這就意味著政府必須弱化市場控制力，提供給市場一個良好、自由發展的空間。

去工業化，對美國的經濟發展打擊是致命的，現代資本主義強國的發展壯大曆程是以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為基礎，但美國的這個優勢正在下降。

據統計美國製造業勞動力佔總勞動者的比例正在逐年下降，1994年僅為16%，相比於1965年的最高值下降了12%，但與之相反的是美國服務業就業人數佔總勞動者總數的比重，比起1960年56%上升了到了1994年的73%。

去工業化使得美國的製造業發展受到了停滯，工業生產總值迅速下滑，失去了工業這一個經濟發動機，會使得美國經濟增長受到阻礙。和龜兔賽跑一樣的道理，縱然美國這個兔子跑的很快，但是停下來的那麼一段時間，就會成為別人彎道超車的機會。

去工業化的教訓在巴西身上有著最為教科書般的教訓。巴西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沒受到戰火的影響，由於進入工業化時間較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巴西人均GDP高達1901美元，跨入中等收入行業。

但是不幸的是，巴西盲目的選擇了去工業化，國內工業生產總值迅速下降，大量的製造業勞動者失業，這些失業者不得不轉向第三產業就業，服務行業就業者數量迅速上升。

工業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失去了工業化後的巴西，第三產業產值也不如人意，曾經的中等收入國家逐漸日落西山。巴西的教訓是深刻的，這也是眾多發展國家如今遇到的陷阱，如果過於放縱消費市場，按照市場的規律很大程度上會導致去工業化現象的產生。

相比於巴西，美國尚有較多的底氣和基礎去面對“去工業化困局”。但去工業化給美國帶來最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就業，失業人數的上升會加快市場的奔潰，失去消費能力的民眾，很難再用消費來刺激市場的發展，原先的良性迴圈就會變成惡性迴圈。

在這個困局上，美國和巴西面對著的是一樣的困局，如果不能解決去工業化的問題，那麼美國經濟的老化和衰敗將會指日可待。

三、抹不掉的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問題，一直貫穿美國的歷史，從印第安人到非裔問題，在幾百年的歷程裡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白人階級或者稱為白人精英階級為了能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源，也並不會樂意打破現有的種族歧視面貌，比較有人來分享蛋糕是不可允許的。

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追逐利益是資本家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允許非裔和白人平起平坐，那就意味著白人所能獲取的資金、資本會減少很多，在這樣的邏輯下，白人會極盡所能防止這樣的情況發生。

不能消除的種族歧視，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而這種分裂使得美國非裔的生活始終保持在社會底層，這裡的底層不僅是社會底層，更是精神上的底層，過度的壓迫勢必會造成社會的反彈。

20年5月25日，明尼蘇達州阿波利斯市，一名名為肖萬的白人警察用膝蓋將因使用20美元偽鈔的非裔青年壓在地下，儘管弗洛伊德不停的呼喊“我無法呼吸”，但充耳不聞的肖萬仍然堅持壓著他的膝蓋8分46秒之久，最後佛洛依德窒息身亡。

此次事件首先在明尼蘇達州掀起了抗議的熱潮，緊接著全美各地爆發了遊行示威，一些城市甚至升級為大規模的警民暴力衝突。

種族主義是美國的痛，加劇分裂的美國社會間接上有使得經濟發展受阻礙，大量的失業人口又會將矛盾歸結於種族問題上，不僅是非裔，不少激進的白人也會認為多種族是制約美國發展的罪魁禍首，因此帶來的社會治安問題一直是美國各州頭痛的難題。

印度在歧視上也是沒有拖過後腿，儘管印度一直對外宣傳徹底取消了種姓制度，但是其社會還是大量存在種姓歧視的問題。

作為雅利安人帶來這片土地的“禮物”，種姓制度一直在印度佔據在相當高的地位，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入侵的雅利安人力求打造一個“和諧、穩固”的社會階層，藉此來抵消對統治者的不滿。隨著二戰結束，種姓制度已經嚴重製約了印度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在今天的印度農村，種姓制度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政界，婆羅門佔有七成的司法權以及近半數的國會席次。

另一個深受種族歧視其實危害的便是曾經的準發達國家—南非，隨著殖民者在南非的控制力被削弱，白人逐漸成功為了南非的發言人，1948年南非國名黨上臺後立即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實現了少數白人控制多數黑人的奇葩局面。

南非獨立後，由於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前一輩殖民者的“努力”，南非經濟迅速騰飛，但種族隔離政策卻讓南非的社會割裂，佔多數人口的黑人分享不到發展的紅利，社會危機暗流湧動。

隨著這樣的社會矛盾愈演愈烈，美國等國家失去了對南非的投資信心，在南非大規模的撤資，這使得南非經濟遭遇到了寒冬，通貨膨脹給南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打擊，雖然在1991年，白人政府宣佈廢種族隔離政策，但南非政府已經難以在恢復到往昔的光榮。

相比於印度的種姓歧視，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不具備印度這樣宗教色彩濃厚的歷史根基，印度的種姓制度就較為根深蒂固了，雖然不會衝擊政治安全，但至少在民間，它一樣在影響著印度的發展。

相比於南非的遭遇，就已經在給美國敲響警鐘了，南非的教訓隨時會在美國上演，種族制度是建立在不平等的人權上的，分裂的美國社會會加劇不同種族之間的矛盾，這個激化會對美國社會和政治安全造成嚴重的衝擊，遲早會讓外來投資以及本國企業失去對美國市場的信心。

四、捏不緊的聯邦

美國，是近現代歷史上一個以“契約”為建國理念的國家，作為契約，最重要的是守信，且締約的各方都是平等的，這是美國聯邦制的根本。

作為曾經的對手，蘇聯是最常被用來和美國進行比較，美蘇爭霸時期，人們很熱衷拿蘇聯政府獨斷來諷刺蘇聯人沒有自由，蘇聯人也喜歡拿散漫來形容美國人，這兩點恰好也是兩個聯邦國家的不同特質。

蘇聯更注重的是中央集權，對於各加盟共和國採取的是加強控制，為中央輸送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蘇聯政府擁有更好的宏觀控制力以及調控能力。

作為曾經的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工業化水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是各加盟共和國缺乏獨立自主能力，權利和義務及其不對等，造成了多方不滿，這裡就為明顯的就是烏克蘭這樣的小媳婦，要用到的時候用到極致，不用的時候避而不見；

而美國則更注重各聯邦的權益，這是締約初始所決定的，美國人的聯邦是在“合同”的基礎上產生的，聯邦政府作用的是維護各方利益，但是聯邦政府由於對各州並不高，導致在各關鍵時期，屢屢有州跳出來宣佈“獨立”。

前文提到美國各州之間是以合同的形式在一起，但是如果各州的利益受到損害時，就會產生各州和聯邦政府的“離心力”，就像分封到唐朝時期各地的節度使，美國各州州長都有調動國民警衛隊以及大量民兵的權利。

坐擁軍權和行政權的州長對聯邦政府來說，其實也是個壓力，當然，如果日子過好了大家都會好，如果日子過得不好，那各州打算各奔東西或者脅迫聯邦政府，那就另一番故事了。

因為並不涉及到複雜的民族之間的問題，很大程度上，美國並不會像蘇聯一樣如此的奔潰得一瀉千里，但各州各懷心思，難免還是會有自己的打算，擺在美國聯邦政府面前的這個危機，就像達摩克斯之劍，隨時懸在美國人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