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程序，就是人類不斷擺脫野蠻的程序；文明的最大功用，就是“讓人活得像一個人”。
什麼是文明（civilization）？這個概念充滿了爭議。《牛津詞典》對“文明”的定義是——“指社會高度發達、有組織的一種狀態”。但是，怎樣的社會狀態才算得上“發達、有組織”呢？這就陷入了無休止的爭吵。
長期以來，很多人在談及“文明”一詞時，總是冠以“古代”或“現代”，“東方”或“西方”等字首，但究竟什麼是文明的“分野”呢。
令人尷尬的現實是，某些自詡為“文明”的社會，一直充斥著血腥、強制和奴役，於是這類“文明”和野蠻總是相互交織、難分彼此。
與此相反，在歐洲所謂“黑暗的中世紀”，卻出現了大量的自由城邦，那裡的私有財產、司法權威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們的潛能得到超乎想象的發揮，某些天才所取得的成就，至今無人超越。
如此看來，人類文明的程序似乎並不總是遵循進化論（階段論）或“國情特殊論”，而是有著某些貫穿始終的、全人類共有的要素。
有幾點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是人類特有的，動物世界沒有文明；文明與野蠻，有著截然相反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後果。
文明社會的暴力濃度低
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說，自有文字記錄以來，人類社會的暴力濃度總是越來越低。幾千年來，人類的對同類的殘殺越來越少，這是文明程度不斷提升的最重要的標誌。人類活得越來越好，首先得益於越來越安全，而來自同類的相互殘殺，是影響人類安全感的第一大原因。
例如，英國人統治印度期間，廢除了寡婦殉葬制度。因此我們可以說，19世紀的英國體制就比印度文明得多。
再比如，在某些地區，人們會將出軌的女性用石頭砸死；在非洲的某些部落，仍然保留著對未成年女子行割禮（割除外生殖器）的習俗，這種儀式通常是強制的，並且通常沒有麻醉和消毒……這些都是極其野蠻的行為。
文明社會有穩固的財產權，並且邊界明確
兩隻螞蟻爭奪一塊麵包、獵豹和鬣狗爭奪一塊肉，遵循的都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英國啟蒙大師休謨發現，動物無法表達“我的”、“你的”這一類概念，但人類可以。在個人擁有私有財產之後，市場交換和分工協作才成為可能，才讓人類告別了叢林法則。所謂“好鄰居不如好籬笆”，產權邊界越清晰的制度，越能鼓勵人們誠實守信。私有財產受公平保護的程度越高，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參閱《保守主義》第五章）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私有財產與自由須臾不可分離”——休謨、柏克、哈耶克、阿克頓、托克維爾、孟德斯鳩等思想巨人，都將財產權視為自由制度的基石。拉美差不多與北美同時期取得獨立，但由於沒有像美國那樣繼承英國的財產權制度，因此至今處於貧困、動盪的深淵。
文明社會開放、協作程度高
動物的團結協作程度遠遠不如人類，人類依仗市場交換，分工已經高度職業化。近代以來的全球化，更是讓人類的協作程度達到空前，全人類的財富總量和生活水平，都呈加速度增長。
例如，在南北朝時期，北方少數民族侵略中原，搶劫、殺戮，甚至還吃人肉。這些殘暴血腥的行為，與中原漢族相比，當然就是野蠻。後來，一些部落受中原人的影響，逐漸懂得與漢人做生意，用畜牧產品交換茶葉、鐵器，這就是一種野蠻向文明的開化。而那些堅持封閉自己的種族，最終被歷史所淘汰。
只有開放的社會，才是文明的社會；凡是主動閉關鎖國的社會，一定會陷入野蠻、落後的惡性迴圈。
文明社會普遍遵守契約、目光長遠
動物基本上沒有任何長期的記憶，也不懂得以積累的經驗預測遙遠的將來。因此，動物沒有誠信的倫理，也無法預見功利行為所導致的結果。
但是，人類是有記憶和預見性的生物，積累了足夠多的博弈經驗以後，人們遲早會明白一個道理：依靠無休止的相互殘殺，永遠無法走出囚徒困境，斬草除根也無法帶來長治久安，唯有切實建立共同的底線、責任明確的契約，才是維護安全感的最佳方式。正是這種強大的“虛構能力”，使人類跳出動物的範疇、成為萬物之靈。
例如，貨幣信用就是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它使人類的市場交換變得更加便捷、高效——凡是金融市場開放發達的地方，就一定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
另外，不受權力干擾的市場通常是重複、多次的博弈。因此，只要社會保持高度的開放和協作，守信的人就一定是獲利最多的——這樣便形成了互惠互利的良性迴圈。
另外，文明社會的遠見還體現在對歷史的尊重、對未來的關切，例如：正視歷史真相、對兒童和環保不計回報的投入。不迴避不光彩的歷史，不會透支國家和自然的未來。
文明社會遵循法治，法律保護所有人的自由
在一個文明的國家，法律就是國王。任何事物都嚴格遵循法治原則，任何公權力都必須受到法律制約。由於契約的普遍建立，文明社會產生了憲法契約為核心的法治精神。
在一個典型的法治國家，分權制衡對公權有充分的約束，這使人們獲得了長久的安全感、言論自由和創造幸福生活的自由……公民的基本人權受憲法保障，沒有普遍性的、體制性的任意刑罰（飢餓、剝奪睡眠、刑訊逼供等）。即便是十惡不赦的罪犯，也必須經由嚴格的司法程式方可定罪受罰。
而在一個野蠻的社會（例如秦始皇時代），人們面對無所不能的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強制和奴役。這裡充滿酷刑和尋租，程序正義時常遭受踐踏。很多昭彰的罪行，甚至就是以法律的名義進行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契約（法治）精神是文明的基石；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越高，保護人民的權利越充分，這個國家就越是穩定繁榮。
文明社會的人們具有普遍的同情心，尊重個體的自由選擇，關注生活細節
同情心，是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之一。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自私是生物的天性，是生存和繁衍的依據，但是人類有同情心，並且，與自己相似度越高的事物，越能喚起我們的同情心。例如，我們最關心的依次是：自己、親友、同類、動物、植物……
個人選擇越多的社會，越能激發人們的創造性。當一個社會的規則容許人們“自私自利”，鼓勵人們互惠互利時，人們反而會自發地同情弱者，處處為弱者著想。因為這恰恰說明，這個社會普遍的狀態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足夠好，並且有餘力幫助弱小，將同情心擴大到陌生人、動物乃至一切生物的範圍。如果一個社會里最弱小的存在也可以活得尊嚴、幸福，那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
相反，如果總是停留在馬斯洛所說的“最低層次需求”——人們為了滿足最低水平的食慾、性慾和安全感需求，就必須竭盡全力，甚至不擇手段地損人利己。身在這樣的社會，人們沒有多餘的精力和動機追求更高尚的目標，美德和生活品質都將成為稀缺品。
透過以上幾點，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程序，就是人類不斷擺脫野蠻的程序；文明的最大功用，就是“讓人活得像一個人”。
亨廷頓所謂“文明的衝突”是站不住腳的：文明之間有競爭、有摩擦，但絕不會產生相向而行的衝撞——產生衝突的，只能是野蠻和文明：暴力與和平，封閉和開放，奴役和自由，契約和叢林……
值得慶幸的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文明秩序的領地一直在擴大，野蠻的領地一直在縮小——我們對未來仍然可以保有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