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我在延長縣任縣蘇維埃土地部長。六月初，接到陝北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通知，讓我到省府所在地瓦窯堡（當時黨中央也在這裡）開會。會後的一天下午，領導找我說：“現在時局突變，我們都要撤出瓦窯堡，有六十多人要你帶領去中央黨校報到”。當時，中央黨校也隨中央機關住在瓦窯堡。我很快帶領這批新學員到黨校報到後，就進行撤退準備工作。第二天凌晨，中央黨校首先撤出瓦窯堡，轉移到安塞縣的楊家園。幾天後，又轉移到志丹縣。高階班住在任家評，我們普通班住在劉家坪。

那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我們吃的糧食，大部分要自己設法解決，燒柴也要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山上去背，根本沒有菜吃，有時供給一點胡麻和鹽面，就很不錯了。能挖回一點野菜來，大家都很稀罕。吃飯用具也很缺，如果誰有一個碗或缸子，那就很不錯了。有些同志沒有吃飯碗，經常等別人吃過後借用。有的同志，只好在河裡找一塊石板或到村子裡找一些破盆爛罐來代用。

黨校的生活條件雖然如此艱苦，但學員們的精神都很飽滿，學習熱情很高。我們除學習黨的歷史、黨的建設、蘇維埃政權的建設、時事和政治常識外，還要學習軍事課程。白天聽課和進行軍事訓練，晚上小組討論。因為連吃的油也沒有，所以晚上不點燈。小組討論都在窯洞中摸黑進行，雖然互相看不見，卻討論的很熱烈，逢有月亮的晚上，大家就坐在月光下開會。每週只給各隊部發兩支蠟燭，供晚間有重要事或看檔案和哨所用，用後立即熄滅。

學校為了改善生活，特地辦了一個合作社，動員學員入股，每人多則幾角，少者五分。當時每人每月只發蘇維埃幣兩角，大家手中都很緊，但仍能湧躍入股，積少成多，辦起了合作社。

有一次，合作社買來一批鞋，要求分配時首先照顧沒鞋的同志。我們從瓦窯堡撤退時，由於當時情況緊急，大多數人只有腳上穿的一雙鞋。到了這裡，每天都要參加軍事訓練，還經常外出背柴、背糧，走的全是山間石子小路，很多人的鞋早就爛得不能穿了。我們這個隊，四十多個人中，就有二十多個經常赤著腳。這次分給我們隊的鞋只有三雙，怎麼解決呢？最後大家決定來用抓闡的辦法。我碰巧抓了一雙。後來解放了定邊城，黨校準備撤到定邊去，合作社也就結束了。學校用合作社的一點盈利會了一次餐，每人分到一小碗有肉的會菜，四個黑麵小漠漠。這在當時算是一次很豐盛的會餐。

一九三六年九月，黨校搬到定邊縣城後，住在城內東南角。生活也有所改善，沒有碗筷的同志領到了碗筷，每個小組還領到兩個攜瓷臉盆，供集體打飯、打菜用，還能經常吃到黃米乾飯和羊肉。這時最大的困難是天氣漸冷，已到十月還沒有棉衣。定邊天氣冷，早上出操時，有的同志只好坡著被子上操場。直到後來發了棉衣，才渡過了冬天。我在中央黨校只學習了六個月，雖然生活很艱苦，但和大家一樣，始終情緒很高。經過半年學習，使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從此心胸開闊了，眼睛也更亮了，對革命事業充滿了信心。

西安事變發生後，黨中央決定從黨校抽調九十多人，由李維漢（羅邁）同志率領，返回志丹縣到中央局工作。我們第一批幹部，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旬離開黨校，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