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即將上臺的拜登政府，中國抱有“有限的期待”。

中國期待的是，在穩定中美關係大局的前提下，雙方形成良性競爭的局面。之所以說“有限”，是因為這種局面的形成，有相當難度。主要原因在美國，一方面是因為理念，另一方面是因為策略。

美國對華戰略轉向，是特朗普執政四年最顯性的外交遺產。拜登入主白宮，中美戰略競爭的態勢，不會根本改變。戰略競爭的主軸是經濟實力的競爭，科技競爭歸根到底也是圍著經濟這個主軸轉。

在經濟層面，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的突出特點是“脫鉤”。比如，迫使美國在華企業出走，限制中國企業在美投資，打壓在美國經營的中國企業等。效果不怎麼好，但拜登政府肯定會繼續。

贏得競爭無外乎兩種方式。第一，良性競爭，即透過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實現自我超越，從而達到超越對手的目的；第二，惡性競爭，即透過打壓對手遲滯甚至阻止對手超越自己。

特朗普把重點放在了後者，拜登表面上傾向於前者，但實際操作很可能並不盡然。

歷史地看，大國之間的競爭向來都是良性競爭與惡性競爭兼而有之。但不同的歷史時期，選擇偏向明顯不一樣。就美國而言，它實力超群時傾向於良性競爭，實力式微時惡性競爭的衝動明顯更強。

惡性競爭的突出特點，是打破傳統的默契、共識與規則，甚至在手段上突破底線。從宏觀角度講，“傳統”就是自由主義經濟理念下形成的，國家針對經濟執行、企業管控的規則和制度。對於西方國家來說，這裡的“自由”就是讓私企走向前臺，國家角色退居幕後。

日本“外交學者”網站截圖

中國經濟上的崛起，證明了帶有國家規劃、主導特點的經濟模式的有效性。這種模式，與此前長期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模式並存，形成了世界經濟的“混合模式”。這種模式如何運作？理性的應對是透過規則與制度的創新，找出能“相容”的辦法，確保世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但是，理性缺失也是目前國際政治中的顯性特徵。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於“混合模式”的本能反應，是疑慮甚至恐懼。對未知的恐懼，也是人性使然。

整個西方政治，幾乎都在趨向保守化。保守就不會想著如何“創新”，而是“向後看”—希望回到“混合模式”以前的時代。這是理念因素。

在策略因素層面，美國的做法最為典型。具體到對華經濟競爭，美國正在做的是如何應對中國經濟中的“國家角色”。

貿易戰、貿易談判、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等屬於宏觀層面。在微觀層面，美國很可能透過外交打壓、長臂管轄等手段，弱化中國政府掌控、治理中國經濟的能力。

比如，在外交輿論場上對“國家角色”汙名化。這種汙名化，可以說是“向後看”的先導。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經濟體系也是“混合”型，有純國企、私企，更多的是各種形式的參股企業。結果就是，很多中國大型企業，無法嚴格做出是“國企”還是“私企”的定性。

2020年12月11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京出席“2020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並發表演講

但是，美國的政府檔案和政策中對企業的劃分，還停留在“State-owned Enterprise”（國有企業）與“Private Enterprise”（私企）的二元思維中。在做了二元劃分之後，對兩類不同型別的企業區別對待，客觀上壓制國企、國家控股和參股企業的競爭力。

歐盟與越南達成的自貿協定中，對國企角色做了雙方都接受的安排。如果中國與歐盟能敲定中歐投資協定，那意味著雙方在“競爭中性”（即國企與私企同臺競爭，政府不偏向一方）問題上達成共識。但中美之間就此達成共識，距離可能還很遠。

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 雷墨

編輯 | 趙義

排版 | 翁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