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樹的風格”風骨傲然挺立長青

—— 深情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陶鑄同志的最後歲月

不久前，我在整理圖書時，偶然又見到陶鑄同志撰寫的散文《松樹的風格》。

這篇優秀的文章激情澎湃，字裡行間既有深刻親切的話語，又有噴湧著火花的激情。它激勵和喚醒一代又一代人的奉獻熱情，讓“松樹風格”成為青年一代進步發展的標杆。望著這篇催人奮進的著名篇章，我心情激動，雙眼溼潤，久久不能平靜，把我的思緒帶回到四十多年前……

因為軍隊的醫療體系和地方的醫療體系，是兩個不同的系統。於是，透過總後衛生部聯絡安徽省軍區，並安排我們住進了一O五醫院。我當時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跑前跑後照顧病人和聯絡各種各樣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包了。醫院的領導考慮病人是現役軍人，又是跨軍區跨系統的關係，給安排了條件不錯比較安靜的單間病房。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我身為軍人又在領導身邊工作，習慣性的養成每到一地必須瞭解和檢視周邊環境、地形地貌、安全通道等，對老同志新住進的病房周圍的環境檢視亦是如此。我發現我們住的病房，不是最靠裡邊的房間，是倒數第二個。

第一個病房的房門上有一個大號的“鐵將軍”把門，裡面是厚厚的布簾遮擋著，看不到裡面。我當時想這個房間為什麼不住人怎麼就當倉庫了呢？第二天，我懷著百思不解的好奇心，順著住院樓的走向轉到了房間的後面，就看到這個房間的窗戶用木板釘的嚴嚴實實，根本透不進去一點陽光。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總是有種神秘感驅使著我想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在醫院領導和醫生來看望和查房時，問了一下站在門口附近的一名女醫生，她告訴我隔壁房間是陶鑄曾住過並死在這個病房裡面。我聽了之後好似電擊一樣，渾身發涼，覺得每根頭髮都豎立起來，大腦的思維頓時短路一片空白。

也不知過了多久，醫院的領導和查房的醫生都走了，我還傻愣愣的站在那裡一臉茫然。還是同行而來的胡護士問我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此時，我才大夢初醒一樣緩過神來……

我始終弄不明白，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陶鑄同志怎麼會病故在這裡呢！

我每天都要抽出進進若干次病房，每次出進都情不自禁的看一眼陶鑄同志曾住過的病房。

由於我陪同來合肥治病的老同志水土不服，暫時不能手術，需要一段時間的術前治療和調整身體。

“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也只好安心的住下，靜靜地等待老同志手術排期。

這個期間，我和醫院的領導及醫護人員也都熟悉了，只要有機會，我就向他（她們）瞭解“秘密病房”的事情。好在陶鑄同志平反昭雪快一年了，他（她）們也沒什麼忌憚了，於是將知道的事情講給我聽，訴說了陶鑄同志在”秘密病房”裡的事情。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根據軍委一號命令，做好世界大戰和核大戰的準備，全國重要機關、軍工企業進行疏散。中央辦公廳通知陶鑄要疏散到安徽合肥。

1969年10月18日，一架銀灰色的飛機從北京秘密起飛，穿過浩渺的雲際，來到了安徽省合肥市上空。

當飛機徐徐滑向機場跑道時，合肥已是滿城燈火了。機艙門緩緩開啟，一個面戴口罩身穿呢大衣、手拄柺杖的人步履蹣跚地走下來。

前來執行秘密監護任務的人員已然認出來了，這就是身患絕症體力極度虛弱的陶鑄！陶鑄這時經過飛機上的長途顛簸，身體處於更加垂危之中，疲勞、巨痛、傷別、憂憤……千情萬緒一齊襲向他的重病之身。儘管如此,陶鑄還是那麼堅強鎮定，大義凜然。

從這天晚上起，陶鑄就陷入了囹圄之中，徹底的失去了自由，不準使用陶鑄真名，病歷上寫著“王河”的化名。

這是一間與外界完全隔絕的病房，一間經過精心安排的“秘密病房”。為了做到“安全”和“保密”，防止病人“逃跑”、“自殺”、“行兇破壞”，防止病人“被搶走”、“被打死”，“病房”特作了改裝，一張病床的床腿被截去了一段，顯得特別矮；電燈吊得幾乎貼到天花板上；重新單獨裝了變壓器，電壓很低，北邊牆的窗子外面釘上了木板，視窗封死了；窗子上蒙起厚實的窗簾，讓別人從外面看見裡面的人。

病房門口走廊的一頭被堵死，一直堵到頂上樓板，不留縫隙，走廊外只有一道門進出，平常是封閉的，不輕易開，非監護人員一律不準進入。病房門口，每天24小時都有看守嚴密注視病人的活動，進行“特級護理”。按照規定，看守人員不能隨便與病人交談，卻要不厭其煩地寫下病人的“動態日記”。不是囚犯，卻不如囚犯。囚犯能出來放風的。“病房”裡不見一絲陽光，大白天小屋裡也是一片黑暗。陶鑄與外界一切聯絡都被掐斷了。不準打電話，不準與外面通訊，不準會客，他活動的天地就是病房。開始，陶鑄還能在病房裡走動，有時一走就是二十分鐘；實在累了，他就躺下來歇歇，擦擦汗水。有次，陶鑄吃了一點麵條，覺得精神還好，又下床來了，踱著踱著，他索性把柺杖“咣噹”一聲甩到一邊，不用任何支撐走起來。小小的病房，成了他做體育運動的場所。

陶鑄以極大的毅力堅持走步，活動一下身體。根據陶鑄的病情，他的飲食標準在名義上是“特飲”，其實是任何特殊的照顧也沒有；他在生命垂危時想吃點甲魚、黃鱔，這類東西在合肥不難買到。但是，專案組回答是買不到。10月下旬，由於病菌和精神的雙重摺磨日益加重，陶鑄的病情明顯惡化。他已經完全不能起床，不能吃飯，不解大便；再不作病情檢查和妥善治療護理，隨時都會停止呼吸。監護小組把病情反映給上面，結果勉強得到同意可以給陶鑄作一次檢查。同時也下來一道“指示”：“與病人接觸的人不能再擴大範圍，特別要注意保密。”

10月23日，深夜人靜，萬籟俱寂。監護人員把陶鑄用擔架抬到放射科進行胸透。檢查結果證明：陶鑄的病情已非常嚴重；腸子粘連，已經發展成為完全性腸梗阻。後來又經過請示，一直拖到11月15日，才得到陶鑄專案組高層批准，決定給陶鑄施行手術。腹腔打開了。無影燈下，醫生驚呆了：淋巴結廣泛轉移，癌組織滿腹部都是，大的如蠶豆，小的如綠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隨時都會引起大出血。手術根本無法進行。折騰了半夜，腹腔開啟後又縫合起來，連完全性腸梗阻治療問題也沒有能解決。但是極度衰弱的陶鑄捱了這一刀後，流出了更多的血，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手術後，陶鑄就一直處於肝昏迷狀態。

陶鑄在手術中大量失血。儘管如此，專案組始終不同意給陶鑄輸血，只是按一般情況輸液，讓陶鑄的生命再次瀕臨垂危之中。

癌症給陶鑄帶來了強烈的巨痛，陶鑄每當疼痛發作時，坐起趴下，趴下坐起，強迫拳頭對痛點產生巨大的壓力，用來減輕痛苦。看到他用拳頭頂著腹部，兩條腿，一會兒伸，一會兒曲，輾轉反側，苦不堪言。合肥的冬天，屋裡陰冷，病房裡又沒有暖氣，他卻滿身冷汗，豆大的汗珠滾滾落下，這是巨痛和毅力激烈交鋒後的產物。不吃東西，不給營養補充，卻要流汗，但這汗水也會耗盡他的心血和生命。大多數醫護人員看在眼裡疼在心上，在那個年代歲月裡，正義的人也只能選擇沉默。有一個深夜，只有一個護士值班，她看到陶鑄疼痛難忍，偷偷給他打了一針止痛針。結果，這事還是被發現了。這位護士受到了嚴重警告處分並調離了監護組。

1969年11月30日22時15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陶鑄同志心臟停止了跳動，年僅61歲。就這樣滿含怨憤和悲愴，連同他未竟的事業，以及彌留之際未能與親人訣別的遺憾，孤單單、淒涼涼地走了。 ”

陶鑄（1908年1月16日－1969年11月30日），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祁陽石洞源人。1926年入黃埔軍官學校，同年參加中國地方做兵運工作。1929年到1933年，先後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書記，漳州特委書記，省委組織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務。在這期間，他出色地組織和指揮了聞名全國的廈門劫獄鬥爭，先後建立了閩南工農紅軍遊擊總隊和閩東地區的人民武裝力量，後來這些部隊的一部分編入新四軍。1933年5月，由於叛徒的出賣，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在被監禁的四年期間，他團結和鼓舞被囚戰友，同敵人不斷地進行了英勇的鬥爭。

1937年，經黨營救出獄後，即被派往湖北擔任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建立了鄂中游擊區。後來，鄂中游擊區和游擊隊擴大為鄂豫邊區和新四軍鄂豫挺進隊，擔任政治委員。1940年到延安，先後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出席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平津戰役中，他化裝進入北平同傅作義將軍談判。以後又擔負了改編起義部隊以及組織和領導南下工作團的工作。

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共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並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還曾當選為三屆人大代表，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69年11月30日，陶鑄同志在安微合肥105醫院病逝。陶鑄同志的一生是鞠躬盡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艱苦奮鬥深得黨和人民信任的一生！

陶鑄同志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堅持真理，無私無畏。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昭雪！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同志致悼詞。

陶鑄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中寫道：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陶鑄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樹風格的最好寫照。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對革命理想的忠貞不渝，使陶鑄同志無怨無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

”大賢秉高鑑，公燭無私光。”陶鑄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天下為公的高尚人格，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中國共產黨人優秀品德的集中寫照，永遠為後世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