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臺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實現兩岸統一，何時才能兩岸統一，一直困擾著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從1978年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繼往開來，提出瞭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構想。鄧小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構想，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01
對臺方針歷史性轉變：從“解放”到“解決”
中共的對臺方針政策，在建國後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文革”期間，經毛澤東審定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1974年元旦社論，將對臺方針表述為：“要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和解放臺灣。解放臺灣是包括臺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
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和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透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明確規定“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方針。
這個方針不久即迎來重大調整，而緣起就是1978年5月美國總統卡特對華政策的轉變。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國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三項基本條件（即美同臺灣當局斷交、終止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從臺灣撤出美國軍隊）。從7月份開始，中美就建交問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鄧小平作出調整對臺工作方針的歷史性決策，把“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調整為“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統一大業”。不提“解放”二字，代之以“解決”二字。之後，中美建交公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用“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臺灣”的提法。
美國總統卡特與鄧小平
為了緩和兩岸局勢，1979年1月1日，徐向前還以國防部部長名義發表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宣告。同日，《告臺灣同胞書》公開發表，公告闡述了中共對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強調“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提出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
02
“葉九條”發表，“一國兩制”思想開始形成
對臺工作方針實現歷史性轉變後，鄧小平隨之將解決臺灣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了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臺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
鄧小平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和臺灣方面建立溝通的渠道。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為臺灣第六任“總統”，成為臺灣當局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和蔣經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當時，兩人來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同學情誼。
蔣經國
鄧小平第一次給蔣經國帶話，是1980年5月14日。這天上午，他會見日本國策研究會代表常任理事矢次一夫一行時說：“請你對蔣經國先生講，我們都是過七十歲的人了。他剛過七十，比我小几歲。在我們這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歷史會給我們講些好話，為後代做點好事。”
1980年9月9日，鄧小平又帶話給陳立夫。陳立夫非常盼望海峽兩岸能夠統一，他倡導“以中國文化統一中國”，倡議進行國共第三次合作。
同一天，鄧小平還會見了美籍華人學者陳樹柏。他是國民黨元老、原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兒子。在談到兩岸統一問題時，鄧小平動情地說：“元老中他還能說說話。在統一方面可以做點事嘛。”鄧小平還讓陳樹柏帶話給蔣緯國，他說：“你可以給蔣緯國談一下，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很難講了，例如臺獨。”“我說的是真話。你可告訴蔣緯國，請他轉告他哥哥，我講的臺灣問題都是真話。”
這些帶話，開啟了兩岸溝通的新階段。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80年是美國大選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在競選時明目張膽地發表了“兩個中國”的言論，使之後的幾年，兩岸關係遭受嚴峻考驗。
里根
為了適應新形勢，排除干擾，鄧小平提出需要全面、系統、具體地公開闡釋對臺政策。1981年9月30日，在建國32週年國慶、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日即將來臨之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關於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9條方針政策。其中，對統一後臺灣的地位問題作了明確定位。“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
這些政策後稱“葉九條”，在國際上引起了積極反響，連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九條建議是條件極其豁達的和平姿態”。“葉九條”的發表，表明鄧小平“一國兩制”思想已開始形成。
03
“鄧六條”：中共在臺灣問題上的“底”
“葉九條”發表後，對臺工作進入新階段，兩岸開始進行多渠道的溝通。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考慮到臺灣同大陸統一後的特殊情況，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1982年7月24日，在鄧小平決策下，廖承志發表致蔣經國先生公開信。此前，蔣經國在悼念其父蔣介石的文章中寫道：“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表示自己“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
瞭解這些情況後，鄧小平指示由和蔣家有歷史淵源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曉以大義，動以感情，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設想。廖承志時任中央對臺工作小組副組長，他父親廖仲愷與蔣介石是國民黨時期的同事，他本人與蔣經國是兒時的好友，由他來寫這封信，於公於私都很合適。
鄧小平
這封信從寫作到發表，鄧小平都做了親自批示。儘管蔣經國最終拒絕了，但鄧小平很大度，表示“他有他的難處，可以理解。（只是）不要一直板著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讓別人出面。”
事實上，從1980年起，經過3年紮紮實實的工作，到1983年，兩岸關係出現了一些新氣象。國民黨當局開始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取代過去“武力反攻大陸”的僵硬立場，兩岸在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各方面開始有了接觸和聯絡。
鄧小平是一個善於捕捉機遇的戰略家。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於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注：楊力宇1949年赴臺，1960年從臺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後寄居美國，對兩岸統一有研究，也有誤解），發表一篇精心準備的正式談話，以規劃兩岸溝通的具體事宜。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陪同鄧小平會見楊力宇的陣容很強大，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注：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廖承志負責中央對臺工作），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鄧力群，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汪鋒，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等。在耐心地聽了楊力宇冗長的分析和不同意見後，鄧小平詳盡闡述瞭解決臺灣問題的新構想。這些內容後來被概括為“鄧六條”。
“鄧六條”指出：臺灣問題的核心問題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構成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基礎；堅持一箇中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贊成“完全自治”的提法；臺灣作為特別行政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也不是臺灣把大陸吃掉；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不允許外國勢力插手。
“鄧六條”發表後，引起國內外強烈反響。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和平統一祖國的最新構想、最新方案和最新倡議。用鄧小平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底”。
04
提出“發揚中華文化傳統，振興中華民族”
1984年9月，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順利完成，此時，鄧小平將把統一的重心完全放在解決臺灣問題上。然而，從1985年開始，蔣經國的糖尿病日顯嚴重，身體每況愈下，蔣經國後臺灣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廣泛議論。
鄧小平等出席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宣告的簽字儀式，同撒切爾夫人舉杯祝賀。
鄧小平敏銳地感覺到臺灣的蔣經國身體不好，一旦去世，會出現什麼情況，很難估計。因此，他多次利用有關途徑向蔣經國傳話，希望他能從中華民族利益著眼，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誠懇地希望老同學之間能合作一下。
由於祖國大陸堅定地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從1986年起，兩岸關係開始緩和。3月，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幕式發表《中國之統一與世界和平》的講話，強調“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必須統一”。臺灣輿論開始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和平漸進地與中國大陸統一是正確的道路。
1987年是國共關係實現突破的一年。3月，臺灣“行政院長”俞國華首次公開表示，“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是消極的。與此同時，兩岸溝通也有了新發展。在和平統一潮流的推動下，蔣經國決定實行開明的政策。1987年7月15日，臺灣當局宣佈從當年起，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解除戒嚴令。封閉了近40年的“臺海大門”終於打開了。
1987年7月15日，臺灣當局宣佈從當年起，臺灣本島及澎湖地區解除戒嚴令。
令人遺憾的是，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咯血而逝。同日，臺灣當局宣佈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總統”，後任國民黨代理主席。蔣經國的去世對中國的和平統一是一大損失，鄧小平尤感痛心。蔣經國選定的繼承人李登輝，日後證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臺獨”分子。
面對蔣經國去世後的新形勢，鄧小平再次強調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振興中華民族的思想。1988年6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一位臺灣客人時指出：實現國家統一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反對任何導致臺灣獨立的言論和行動。雙方應明確建設現代化，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振興中華是人民的願望。發揚幾千年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我們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使中華民族立於世界之林，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1990年4月7日，鄧小平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談話時說：“我們相信，最終將靠‘一國兩制'把我們國家統一起來。”
1994年鄧小平90歲生日時，海峽對岸的臺灣送來了一個很特殊的禮物，這就是96歲高齡的陳立夫的回憶錄《成敗之鑑》。陳立夫送自己的回憶錄，既是對鄧小平的問候，也是表達了對祖國統一的渴望和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