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承認失敗並祝賀對手，是美國總統選舉不成文的傳統。特朗普又成了傳統的破壞者。

20世紀以來

角逐總統職位的有哪些人

從1900年至今，以每四年一屆的頻率，美國共舉行過31次總統選舉。如果只統計兩大黨派的角逐者，包括特朗普和拜登在內，共有28位敗選者和20位獲勝者。這份名單中有不少重複出現的名字，其中有些人還輪換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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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選後選擇再度參選的，只有4人。威廉·詹寧斯·布賴恩是最具勇氣的一位，他在上圖的名單中雖只出現了兩次，但在更早的1896年，他也作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參加過最終對決，不過也以失敗告終。

20世紀以來，敗選後再次參選並取得勝利的，只有尼克松一人。他不僅反敗為勝，還獲得了連任，只是第二段任期未能圓滿：因為“水門事件”的曝光，他主動提出辭職，也因此成為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內辭職下臺的總統。身為副總統的傑拉爾德·福特接替了尼克松的職位，任期結束後，他期望透過選舉繼續擔任總統，但不幸失敗。

除去尼克松和福特，敗選者中擔任過總統的還有5人——塔夫脫、胡佛、卡特、老布什和特朗普，但他們都在尋求連任時遭遇了失敗。

時運的殘酷，單從勝敗雙方的人數對比中就能清晰感知。失敗後重啟挑戰的人數與獲得雙連勝的並不對等，而佔主體的，是那些只參與過一次競爭的候選人。

對於大多數候選人為何只參與一次競選，首先與總統選舉的競爭機制有關。進入最終場競爭的先決條件是贏得黨內初選的勝利，而獲得這一步勝利並非易事。比如參與1972年總統選舉的民主黨候選人喬治·麥戈文，本打算在1984年再次參選，但在黨內初選時就遭遇了失敗。傑拉爾德·福特在1980年曾試圖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同樣失敗了。

年齡是另一道障礙。選舉不僅考驗資歷和腦力，也十分考驗體力。所有敗選候選人，無一不在40歲以上，50歲以上的多於四分之三，60歲以上的佔到了四分之一。對於許多年事已高的候選人而言，失敗後等待四年（甚至更久）再戰，時間成本顯然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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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認的是，失敗的滋味的確不好受。對於這些早已位高權重且習慣了勝利的個體，尤為如此。除了溫德爾·威爾基之外的所有敗選候選人，都曾出任重要的民選職務或高階任命職務。

敗選的傷痛會持續很長時間。喬治·麥戈文在1972年與尼克松的角逐中遭遇慘敗，除了馬薩諸塞州和華盛頓特區，尼克松拿下了其餘所有州的選舉人票。麥戈文和妻子一度想離開美國這個傷心之地、移居英國。十幾年後——那時他已重新活躍於美國政壇——有人問他花了多久才從失敗中恢復過來，他的回答是：“等我到了那裡，我會告訴你的。”

約翰·麥凱恩在輸掉了2008年的選舉後，調侃自己睡得像個嬰兒。“睡兩個小時，醒來，哭，”他說完，又補充道：“睡兩個小時，醒來，哭。”

麥戈文在敗選過後一年，也學會了這一招。當談起那次選舉時，他會這樣自嘲：“多年來，我一直想用最糟糕的方式去競選總統——去年我的確做到了。”

敗選後

他們主要做了什麼

敗選的確可以被視為一段政治生涯的終結。

統計候選人在敗選後投身的主要事業，可以發現，繼續擔任公職的並未過半。一些候選人曾公開表示，未來不會再競選公職，甚至婉拒高階職務的任命。但幾乎每個人都很難脫離與“政治”的聯絡。

希拉里在敗給特朗普後，也曾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謀求公職，隨後她在Twitter上發起了政治團體“共同前進”（Onwards Together），致力於“推動在上次選舉中贏得6600萬張選票的進步願景”。

而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這些敗選人仍會扮演意見領袖的角色，對公眾發聲，並利用自身的影響力推動事件的發展。老布什在敗選後過起了深居簡出的退休生活，很少公開露面。印尼海嘯和卡特里娜颶風爆發後，他與曾經的競爭對手比爾·克林頓一起出現在電視廣告中，呼籲人們為受害者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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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與政治權力脫鉤的人生經歷，也頗為有趣。

巴里·戈德華特在認真發展攝影愛好的同時，對UFO也有著濃烈的興趣。他堅信有外星人的存在，還曾多次詢問自己的朋友、曾任美國空軍參謀長的柯蒂斯·李梅，在俄亥俄州的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Wright-Patterson Air Force Base）中是否藏著與UFO有關的秘密。

當時有一個流行的傳聞，稱該空軍基地裡藏有飛碟殘骸和外星人的屍體。戈德華特對此充滿好奇，還向柯蒂斯·李梅表示，希望自己能被允許進入相關的庫房檢視。柯蒂斯·李梅最後被惹怒了，不客氣地迴應：“你不僅不能進去，以後也別再和我提這件事！”

連任失敗的吉米·卡特和差一點點就當上總統的阿爾·戈爾，將精力分別投放到了對人權問題和環境問題的關注上，後來他們都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敗選無疑是一個人生遺憾，但也未見得有多糟。

人們如何評價這群“失敗者”

美國著名民調機構Gallup，對比過選舉前後，民眾對敗選候選人的好感度變化。雖然關注的只有1992年選舉及往後的敗選者（克里的資料缺失），但仍能找到一些共性：幾乎所有人在民眾心中的好感度都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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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人，除了希拉里。但這或許並不能代表任何實質性問題，公眾或歷史書對名人的評價，向來起伏不定。

比如與“大蕭條”捆綁在一起的胡佛，和背上“水門事件”罵名的尼克松，並沒有因為政治生涯的失利，人生就此晦暗無色。

實際上，到了1940年，胡佛在共和黨內部的聲望已逐漸恢復，甚至被列為當年大選的黨內候選人之一。二戰結束後，他受時任總統杜魯門的指派，訪問西德，並推動了“胡佛膳食”計劃的開展，為350萬德國兒童提供了食物補給。

他在牛津大學辯論社發表了一場關於“水門事件”的演講：“有些人說，我對此事處理失當，他們說得對。我搞砸了。這是我的‘過失’。但是我任內的是非功過，等到2000年你們一定還活著，到時候你們就會知道人們到底怎麼看待我的功過了。”

儘管對於尼克松的評價，至今仍褒貶不一，但他談及的時間視角，為我們在文章開頭談及的“究竟如何優雅認輸”，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思路：將眼光擴充套件至更廣闊的時間線上，或許能更坦然地接受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