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又一位可敬可愛的長者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她是演員，是編劇，更是獲得上海第七屆文學藝術終身成就獎的作家。

這位95歲高齡的女士名叫黃宗英。年輕時，她是上海名流中備受仰慕的女神級演員；建國後，她由編劇轉入寫作一途，又成為名噪一時的報告文學作家。

電影《麗人行》中的黃宗英女士（中）

她與科研工作結緣是在1979年秋天。因為旁聽了一位年輕學者的青澀報告，被對方言辭之間對大自然的澎湃熱情所打動。

就追尋著這群“搞林的”深入藏區東南密林，並跟她們一起在野外生活，歷時數月寫下了一篇風靡全國的報告文學——《小木屋》，只為了幫助那位熱情洋溢的學者申請研究經費，讓他們在條件艱苦的高原叢林裡有一個棲身之所。

這位成為黃宗英摯友的科學家，就是開闢了中國高原生態研究領域，並建立了西藏和北京靈山兩座生態研究所的徐鳳翔女士。

徐鳳翔女士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在一系列洪、旱、澇、鹼等災難的衝擊之下，開始漸漸重視起生態問題。

1979年成都，一個關於“生態平衡”問題的學術會議上，黃宗英作為國家科委政策研究室的成員前來“學習”。因瑣事纏身遲到的她，剛好就坐到了徐鳳翔隔壁。

而在那個會議上，徐鳳翔以南京林學院的援藏教師身份發表了一篇演講。她陳述了自己在藏區發現的豐富森林資源儲藏，並重點建議在藏東南建一座“定位站”，以觀測、分析當地森林生態環境。

藏區的大樹

更重要的是，她提出了一個自己的觀點：“符合自然界演替規律與人類社會需要的生態關係是協調關係。我建議以‘生態協調’代替‘生態平衡’。”

這個觀點其實放到今天來講，也是十分科學且進步的。我們常常講要“保護生態”，那究竟怎樣的生態才是最好的呢？很多極端環保主義者甚至常人都會覺得，完全沒有人類介入的環境當然就是最好的。

但其實，完全沒有人類介入的自然環境，只能說是“最原始的”，但也談不上“最好”。自然界裡所有動植物的活動都會對環境產生影響，老虎吃馬是一種影響、馬吃草是一種影響、鳥兒在樹上築巢更是一種影響。

就像很多啄木鳥其實是“樹木殺手”而非“自然醫生”

從這個角度上看，人類的種種活動，無非也就是對大自然的“另一種影響”而已。最實際的問題其實是，人類的種種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已經嚴重到會反過來對我們自身的生存形成威脅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需要加深對自然界的研究與認知，進而找到一個從自然界獲取資源而不破壞其再生能力的做法。這就是徐鳳翔女士提到的“生態協調”概念。

然而，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徐鳳翔女士的建議在當時可以說毫無分量。在被髮言計時鈴聲三番催促之後，徐鳳翔是在“禮貌和同情的寥落掌聲”和笑聲中下場的。

但她發言時那種對大自然的喜愛與熱情，以及說到自己願將一切獻給西藏的森林時那殷切真誠的目光，都深深打動了場下的黃宗英女士。會後兩人在嘉陵江畔約定，黃宗英有一天要到西藏，去看看她口中那個美麗的林園。

考察途中的徐鳳翔

三年後，黃宗英隨中國作家協會參觀訪問團來到了西藏。在這個遍地信徒的“聖域”，她自詡為科學的信徒。先後“朝拜”了日喀則農牧研究所、沃卡電站、羊八井地熱站、太陽能研究所、藏醫院、地質局等“大廟小廟”。

這些地方的學者、醫者、工作人員們是黃宗英眼中的金剛、羅漢、真神……他們憑自己的學識與努力一一顯靈顯聖顯神通，將西藏變成一塊福地。

當然了，黃宗英造訪這些地方還有另一個目的：找到徐鳳翔，完成自己當年許下的諾言。終於，在一個招待所中小小的客房裡，她找到了正在向一大群來自天南海北的旅客講森林知識的徐鳳翔——“她對誰都只講森林，森林神供在她的心龕中，她是森林神教的傳教士。”

如何合理地“取材於林”，一直是林學家們重點關注的研究課題

接下來，黃宗英也“入教”了。她退掉跟大家回去的機票，向上級報告、講理、耍賴，就為了留在西藏跟徐鳳翔的科考隊伍進山看一下。

接下來兩個多月裡，黃宗英加入了徐鳳翔帶隊的科考團。這裡面由林學工作者、稚嫩的學生、還有當地熱心的藏民組成。他們翻山越嶺，夜以繼日地收集著西藏叢林中的各種動植物珍貴資料。

數樹輪、稱樹葉、量樹根、收集昆蟲標本、記錄動物種類、整理植物樣本……在爭分奪秒完成這些根本看不到頭的繁雜工作時，隊員們還得時刻警惕叢林中的陡坡、尖刺、毒蟲毒草和猛獸等等危險。

在當時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他們還需要分出人手去劈柴、採野菜、蘑菇、定時長途跋涉去山下換點油鹽糖肉來解決自己的飲食問題。至於操勞了一天回到的營地——那僅僅是三頂簡單的帳篷。

晚上回到帳篷裡的林學家們，就在其中點著蠟燭、架著天平、鋪好筆紙一起整理資料資料。

樸實的徐鳳翔

在隊伍中只能協助後勤工作的黃宗英，有一次採摘的食物中不小心混進了不知名的毒物，當晚大家差點集體送命。靠著一點點藥物撐到天亮，林學家們不想浪費下山去醫院的時間精力，選擇自己找合適的食物“解毒”。

在海拔三千米左右的營地，夜晚氣溫低到頭髮都能給你凍上。一旦帳篷或者睡袋出現一點問題，就可能一夜之間被活活凍死。蚊蟲鑽進帳篷甚至睡袋的情況也時常發生，有時候一覺醒來，身上就銜著一隻吸滿了血的草蝨，醫療條件有限又不能硬拔，只能用菸頭硬生生把它燙下來……

在這種環境裡，哪怕只有一座簡陋的小木屋，也能在保障科研人員人身安全的同時，提供極大的研究便利。

經過兩個多月的切身體驗，黃宗英才明白過來，三年前講席上徐鳳翔漲紅了臉說出那個請求的分量——“我要求有關領導、有關方面鄭重考慮建站。可以因陋就簡，先蓋一座小木屋。我願長期參加這一工作，把自己的一切，獻給西藏的森林！”

晚年重回故地的徐鳳翔

三年過去了，徐鳳翔在西藏收集的森林資源資料、樣本、報告幾乎堆滿整個帳篷。還因為總是向當地各部門寫申請，上門“嘰嘰咕咕”地講森林、請求支援而獲得了一個“咕嘰教授”的暱稱。但這座小木屋，卻遲遲等不來批准。

黃宗英決定儘自己所能幫她一把。在西藏波密，她起草了一篇沸沸揚揚的長文將這一路的經歷如實記載下來。隔年初歷經周折回到上海，又經過了一個月的反覆修改，完成了長達兩萬多字的報告文學《小木屋》。

林學家徐鳳翔的團隊故事，一下子在人民群眾中傳開了。終於，在《小木屋》的故事風靡全國兩年後，經過艱難的籌備建設，這座名為西藏高原生態研究所的小木屋被建起來了。

小木屋前的徐鳳翔

一直到1995年，64歲高齡的徐鳳翔才從“小木屋”中退休下來。她在西藏考察了整整20個林區，其考察行程粗略估計超過13萬公里。而在艱苦環境、九死一生中獲得的這些森林資料與研究成果，填補了我國高原生態研究的空白。

而為了履行年輕時“貢獻一生”的豪言壯志，徐鳳翔退休後隨即登上了北京的“珠峰”——靈山。六十多歲的她在靈山上建立起第二座小木屋，那就是主要向北京青少年學生科普生態常識、自然物種、藏地風情的北京靈山生態研究所。

70歲登上珠峰大本營的徐鳳翔

更誇張的是，不服老的她在2001年以七旬之身重返西藏，徒步登上珠峰大本營。接著馬不停蹄地奔向新疆上天山，又從雲貴高原考察到黃土高原，最後去內蒙古阿拉善溜達了一圈。

2005年回來後徐鳳翔女士整理資料資料，寫報告、出書、辦高原生態展、甚至還拍了多部電教片留給後代。一生辛勞，她永遠都活得像20年前講席上那個眉飛色舞又略帶羞澀的年輕學者一樣。

晚年的徐鳳翔（左）與黃宗英

就像已經仙逝的黃宗英女士在《小木屋》中所寫的：

“我們——一個一個、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識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學與文化的‘朝佛者’啊，我們也是一步一長跪地在險路上走著。恁是怎樣的遭遇，我們甘心情願，情願甘心。”

黃宗英，小木屋，1983年3月12日

王秋童，“那一年，西藏” | 重溫“甜姐兒”黃宗英講述《小木屋》的故事，文匯，2020年12月14日

北京靈山生態研究所，徐鳳翔，中國森林生態系統定位觀測研究網路

姚曉曉，一息尚存 不落征帆（徐鳳翔），WikiPeace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