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認識到問題真正的嚴重性，韓國對自殺的看法需要有一個巨大的轉變。崔雪莉和具荷拉等韓國女星在去年年底的自殺事件，釋放了一波年輕粉絲心中積壓著的情緒，很多在此之後發生的自殺事件顯然屬於年輕人的模仿。

金雅嘗試自殺，但沒能成功。在仍來得及的最後一刻，她鬆開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吹風機電線。

31歲的金雅住在韓國濟州島。試圖自殺之前，她剛剛辭去酒店後廚的工作。她本以為辭職能讓她從性別歧視與職場霸凌中解脫，但居家待業的日子，卻比職場還難過得多。

金雅是越來越多曾考慮自殺或成功自殺的韓國年輕女性之一。韓國長期以來都在與高自殺率作鬥爭，其自殺資料是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的兩倍。在韓國，自殺也是十幾歲、二十幾歲和三十幾歲公民的最主要死因。

而韓國的自殺問題在2020年有了最新的變化：在過去一年內，年輕女性的自殺資料激增，而男性的自殺人數則有所減少。根據國家警察廳的統計，2020年上半年有1924名青少年女性自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以上。20多歲的婦女增幅更大，超過40%，其中296人在同一時期自殺。同時，今年6月至9月，男性自殺率每月都在下降。

在這個艱難的年份裡，更多韓國女性選擇結束生命。

自殺高風險群體

2019年10月14日，韓國首爾，警方來到崔雪莉家中控制現場。圖片來源：CFP

從放棄自殺的那一刻開始，金雅一直在努力理解自己的自殺動機，以及困擾自己多年的抑鬱症。在那之後，她去看了心理醫生，還參加了相關機構的心理學課程。在社交媒體上，她向其他可能正在因為社會壓力而不敢向心理諮詢機構尋求幫助的女性伸出援手。

“與職業技能相比，女性的長相總是被評價得更多”，金雅說。“作為女性，她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的晉升比男性更加艱難，最終遭遇職場天花板，因此而感到失望和灰心。”

如果不加以解決，這些感覺就會越積越多。“我患上了飲食失調症，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感情。”金雅回憶說。“後來，我10年的職業生涯走到了盡頭，我開始儘可能地避免外出。”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21歲的林雅英(化名)在2020年7月接到了公司的解僱通知。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陷入經營困境，不得不解僱一批員工。此後她多次找求職未果，逐漸患上抑鬱症，整個人變得有氣無力，在人多的地方還會心跳加速，出現焦慮症。面對這種情況的她沒有向周圍人尋求幫助，而是選擇了自殺，幸好及時被家人發現後救了回來。

11月，韓國媒體接連報道了四起年輕女性自殺事件。11月7日，韓國警方在一間住宅中發現了一具女屍，其生前為某航空公司乘務員。2020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響，航司航班班次驟減，該乘務員被迫停職。死者家屬還透露稱，從強制休假開始，該乘務員生活拮据，無法兼顧家人，其間，她還曾靠變賣個人物品的方式獲得生活費。在現場發現的遺書中，死者寫道，自己“承受了太多壓力”。同樣在11月，三名二十多歲的女性屍體在山中被發現，《南華早報》稱，有證據顯示，這三名死者在網際網路上的自殺聊天室中相約集體自殺。

根據韓國衛生和福利部的統計，韓國女性產生自殺念頭的比例是男性的1.5倍。2019年，在自殺後被送進急診室的人中，約有60％都是女性。一名首爾市政府官員告訴《韓國先驅報》，在新冠疫情爆發後的頭六個月裡，二十多歲的首爾婦女自殺的數量是其他群體的近五倍。

頻發的自殺事件也引起了當局的重視。韓國政府已經將二三十歲的青年女性正式列為自殺風險群體。2019年，韓國政府成立了一個由總理丁世均領導的自殺預防政策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性別、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專家。

新冠併發症

在2020年11月底的自殺預防政策委員會會議上，丁世均指出，韓國的自殺率在幾十年來一直在爬升，而2020年自殺率的激增，和1997-1998年亞洲外匯危機和2003年韓國金融危機後出現的狀況十分相似。

韓國首爾某招聘資訊欄。據韓國統計廳資料，韓國8月就業人口為2708.5萬人，失業率到達3.1%。圖片來源：CFP

在自殺率節節攀升的背景下，新冠的到來無疑使問題更加嚴峻。12月的一項研究發現，自疫情開始以來，25%的年輕人至少一次想過自殺——這個數字是兩年前的10倍。

“年輕人的抑鬱症和自殺念頭已經發展到了危險的程度，”參與這項調查的韓國職業教育培訓研究所研究員南在旭說。“年輕人的心理健康是這場大流行中亟需公眾關注的問題。”

韓國自殺預防中心負責人白鍾宇說：“新冠肺炎更多地奪取老年人的生命，而更多地對年輕人造成了精神上的困擾。”他認為，年輕人更容易受到服務業裁員的影響，他們的社會生活也更容易被社交距離政策和居家隔離措施所打亂。

在年輕人中，女性可能受到的影響更大，因為她們更有可能在酒店、零售和食品服務行業工作，而這些行業在疫情中受到的衝擊最為嚴重。除了工作以外，許多婦女還需要在家中承擔育兒等額外勞動；在居家隔離中，也有許多婦女被迫與經常家暴的丈夫同處一室。

三星首爾醫院精神健康醫學科教授洪振杓接受《中央日報》採訪時稱，“透露自己出現抑鬱症狀的女性患者今年增加了約30%”，“很多人都是在疫情下失去工作而又無法重新就業所致”。也就是說，“新冠抑鬱症”已經演變成一種嚴重的社會現象。11月11日，韓國統計廳資料顯示，今年1~8月份韓國共有8566人(初步統計)自殺，比去年同期(9180人)減少7%，其中男性自殺人數從6592人減少到5933人，減少11%，女性自殺人數反而從2588人增加到2633人，增加2%左右。專家們認為，“女性作為新冠疫情中的弱勢群體，最先受到打擊”。

2020年11月17日，韓國江原道鐵原郡，傳統市場內門可羅雀，客流量因疫情的再次反彈而驟減。圖片來源：CFP

同樣，疫情也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20多歲的女性比其他群體更容易受到傷害——據統計，這一群體中抱有自殺企圖的人數佔全國總數的將近三分之一。專家指出，年輕女性群體面臨的就業問題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就一直存在，只不過由於傳統研究往往採用年齡而非性別作為人群的分類方式，才導致這個問題一直被掩蓋。

韓國婦女發展研究院的研究員金英澤是少數研究年輕女性自殺問題的專家之一，他說，經濟是導致女性自殺的最大因素。

金英澤的一項研究發現，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韓國女性出現健康問題的機率遠高於男性。“與男性相比，女性往往缺乏金錢和社會資源，而這兩者都是影響健康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這使得她們不僅容易受到病毒引發的直接影響，而且更容易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

金英澤的結論與自殺預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不謀而合，該委員會認為，疫情期間工作崗位的縮減與經濟發展的停滯是近期自殺人數激增的最主要原因。

10月份，韓國就業人數為2709萬人，比去年同期減少42.1萬人。根據韓國婦女發展研究院和韓國統計局的資料，9月份女性就業人數比去年同期減少28.3萬人。而男性則減少了10.9萬人。

“這不僅僅是因為韓國是經合組織國家中工資性別差距最大的國家，還因為絕大多數兼職和低質量的工作都被分配給了女性。而最終，女性即使想做更多的工作，她們能獲得的工作時間也少得可憐。"韓國婦女發展研究院的另一位研究員金南珠說。

韓國統計局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10月，韓國住宿和食品服務業的工作崗位同比去年減少了22.7萬個；而批發和零售業僅在10月份這一個月中，就減少了18.8萬個工作崗位。

金英澤還表示，問題並不單單是經濟上的。“這一現象的後果之一是，女性會產生一種巨大的相對剝奪感，她們會覺得自己無法為社會做出有影響力的貢獻，”他說。“需要更多關注如何讓更多女性加入社會的重要部門。”

許多年輕女性都感到不被韓國的重男輕女的工作環境所接納。24歲的首爾化妝師文夏恩就是其中一員。

而她的狀況絕非孤例。“我的一個同行朋友曾經每天早上坐地鐵的時候，都在和跳下鐵軌結束自己生命的衝動做鬥爭。”文夏恩說。

被積壓的情緒

社會學家傾向於認為，快速的經濟發展，加上傳統社會期望與現代生活中個人主義之間的衝突，使韓國陷入了19世紀社會學家涂爾幹所稱的“失序”狀態，即在相互衝突的社會價值觀碰撞下，人們陷入絕望。

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的蒂莫西·康（Timothy Kang）說，這種緊張關係對於當代韓國的年輕女性來說可能尤為嚴重。因為她們與男性同齡人一樣，在競爭激烈的教育環境中長大，之後，還要在工作場所遭遇性別歧視、刻板的外貌要求以及結婚生子的壓力。

韓國女權主義活動家申敏珠認為，近年來，網際網路上大肆傳播的厭女情緒，盜攝獲得的女性圖片，都加劇了婦女面臨的社會壓力。申敏珠認為，韓國聲勢浩大的女性運動遭到了男性反對者的無情反擊。“這些針對女性的攻擊是一個大問題，”她說，在此期間，自己也受到了網路上大量惡意攻擊。

在女性所遭受的攻擊中，外貌羞辱佔據了很大一部分，這背後，是韓國傳統中對女性外貌苛刻的要求。首爾女子大學教育學教授戴維·蒂扎德（David Tizzard）稱： “韓國是一個非常單一的國家，年輕女性的美容標準很高且非常明確。當她們達不到這一標準時，就會感到沮喪。”

“因此，韓國女性需要努力貼合這種完美的形象，這不是多元文化國家的女性所必須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也相信，社交媒體的興起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而這也就導致抑鬱症發病率上升。” 蒂扎德說。

根據自殺預防委員會11月會議的結果，政府承諾加強對婦女的諮詢服務，同時也為無薪休假、尋找自由職業或兼職機會中的年輕婦女創造福利。此外，委員會還計劃制定托幼政策，這可能會讓需要在工作的同時承擔育兒工作的女性得到一點喘息之機。

然而，金英澤認為，如果要認識到問題真正的嚴重性，國家對自殺的看法需要有一個巨大的轉變。他指出，崔雪莉和具荷拉等韓國女星在去年年底的自殺事件，釋放了一波年輕粉絲心中積壓著的情緒，很多在此之後發生的自殺事件顯然屬於年輕人的模仿。

根據韓國婦女發展研究院在2018年的一項研究，超過一半試圖自殺的女性沒有得到任何幫助或諮詢。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金雅一直在試圖拒絕接受心理諮詢與治療，因為顧忌於社會對這一行為的汙名。

“我向父母隱瞞了我看心理醫生的事實，因為他們一直覺得只有弱智才會看心理醫生，”她說。“很多患上抑鬱症的人，都是由於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識不足，錯過了最合適的治療時機。”

金雅現在希望用自己的經驗幫助人們改變對精神疾病的看法，讓患者不再害怕尋求幫助。她希望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拯救他人，就像她曾經拯救自己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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