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君名叫以色列·比爾，是奧地利出生的以色列公民，被判犯有間諜罪。他多年來在以色列軍事和情報機構擔任重要職務，連名字都改成與國名一致。
作為以色列國防軍的前中校，比爾是一位著名的軍事評論員和公認的軍事史專家，隨後受僱於以色列國防部的文職人員，撰寫一本關於1947-1949年巴勒斯坦戰爭史的書。
他幾乎可以訪問該國任何機密資訊，但對有關北約活動的情報情有獨鍾。
北約是蘇聯的主要對手，儘管以色列·比爾被指控為蘇聯間諜，但他本人和克格勃從沒有正式證實這一點。
他的真實身份，他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前的個人歷史，以及他從未承認過被克格勃招募的情況，直到今天還是未知。
甚至，直到他死後，以色列當局也不知道這名間諜的真名實姓。
01 摩薩德的來電1961年一天，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裡安辦公室裡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來電者埃瑟.哈雷爾是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建立者和負責人，該組織以大膽、激進、詭秘稱著於世。自成立以來進行了多次讓世界震驚的成功行動。
哈雷爾言簡意賅:“我們正在發起針對以色列·比爾的行動。”
本古裡安的臉色變了。
比爾是他的老朋友，多年來在各個政府機構中擔任領導職務，他與總理的熟識在其職位晉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這次指控非常嚴重，如果比爾被懷疑為蘇聯間諜，甚至無法想象他已經竊取了多少機密資訊。
“做你該做的事！” 沉吟良久，本古裡安厲聲回答並結束通話電話。
即使見慣大風大浪，這位正因為“拉翁事件”而焦頭爛額的中東強人依然明白，一旦逮捕以色列·比爾，很可能就是他作為國家元首政治生涯的終點。
02 從喬治到以色列喬治（以色列）·比爾於1912年10月12日出生在維也納的一個資產階級猶太人家庭。
他在柏林大學接受教育，但1938年當德國開始迫害猶太人時，他回到了家園。
比爾計劃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社群，並希望加入猶太復國主義青年組織希哈路特。這就是真正喬治·比爾故事的結尾，26歲的奧地利青年隨後失蹤了。
同年，另一人帶著喬治·比爾的證件抵達巴勒斯坦。
這起偷樑換柱充滿奧秘與玄機，其真實身份尚未解密，仍然可靠地儲存在某些秘密檔案中。
據一些訊息人士稱，英國作家伯納德·赫頓曾與蘇聯情報部門合作，能夠闡明這位神秘男子的來龍去脈。
赫頓說，以以色列·比爾名義行事的那個人在蘇聯內部以化名庫爾特同志而聞名。他出生於1914年，早在30年代初就已成為奧地利共產黨員，曾在蘇聯駐奧地利的辦事處工作過。
根據赫頓的說法，1934年冬天，他倆都住在莫斯科市高爾基大街，現特維爾大街上的一個共產國際旅館，當時稱為庫爾特同志並非1912年出生，而是1908年。他也不是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
共產國際的領導層高度讚賞庫爾特同志，並準備派他進行秘密任務。在30年代初，經過兩年的準備，庫爾特被派往維也納作為線人。當他與赫頓會面時已經成為蘇聯駐奧地利大使館的主要代表之一。在30年代中期，經過進一步的培訓，庫爾特被派往西班牙和巴塞羅那。但是，任務出了點問題，幾個月後，他回到了莫斯科，從那兒再次被送到維也納，指揮奧地利首都的間諜網路。在德奧合併之後，1938年他以新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
赫頓認為，以喬治·比爾為名的證件真正持有人可能遇害。
鑑於當時看來不可避免的全球對峙，莫斯科非常重視由英國統治的巴勒斯坦猶太人社群。從上世紀20年代伊始，在以色列建國之前，蘇聯的秘密部門就已經活躍於巴勒斯坦，並建立了蘇聯情報人員網路。當時在以色列社會中廣泛流行的親蘇聯情緒為蘇聯情報部門用來建立延伸的特工網路並招募有影響力的特工。
蘇聯的特勤局在巴勒斯坦充分使用了當地左派積極分子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中的親蘇聯成員，後來他們在以色列復國主義組織中身居高位，廣泛分佈於政治、軍隊和秘密部門。根據《俄羅斯外國情報史概述》，20世紀40年代巴勒斯坦的局勢“總體上有利於蘇聯的情報蒐集”。
“在40年代到達的移民中，有些人在蘇聯度過了戰爭的歲月，參加過蘇聯紅軍的隊伍和敵後游擊隊，並把蘇聯視為他們的祖國和第二故鄉，這為行事提供了便利。”
蘇以友好宣傳畫
03 比爾的奮戰移居巴勒斯坦後，喬治·比爾就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並加入了地下組織哈迦納，這是以色列建國前的猶太秘密組織，在猶太復國運動中活動頻繁。
關於青年時代，比爾聲稱他曾在維也納大學學習德國文學和人文科學，在研究結束後獲得了博士學位。
此後，他在著名的奧地利導演馬克斯·萊因哈特的工作室學習，並在維也納城堡劇院擔任過導演。
維也納新城特雷西安學院
比爾很喜歡社會主義思想，作為30年代初期的學生黨，他加入了反對奧地利總理恩格爾伯特·多爾富斯的政治團體，並在維也納新城特雷西安學院學習軍事科學，參加了指揮培訓，還拿到了軍事歷史學博士學位。
比爾還說，他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反法西斯軍事組織任職期間，這些軍事知識非常有用。該組織積極參與了1934年對奧地利總理多爾富斯的武裝起義，後者決定清算奧地利的所有左翼政黨。
1936年，比爾前往西班牙參加該國內戰，為西班牙共和國拋灑熱血。具有軍事經驗的新兵很快與上級建立了良好關係，他得以以教官身份參戰，被提升為國際縱隊的營長。
在西班牙的英勇鬥爭中，比爾受到命運女神的垂青，在瓜達拉哈拉、特魯埃爾和馬德里的多次戰鬥中倖存下來。
西班牙內戰時期國際縱隊
但是西班牙共和國仍然被擊敗了，比爾只得返回奧地利。不久後，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比爾感受到巴勒斯坦的使命召喚。
04 如履薄冰由於出神入化的演技和印象塑造，比爾的冒險故事令人信服，幾乎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故事的真實性毫不懷疑。
比爾有軍事理論和歷史領域的第一手知識，使他成為公認的軍事專家。儘管他缺乏實際的經驗，但他精通戰爭的細節、地名、指揮官和軍事單位，這些都是他用來獲得信譽和額外軍事經驗的資本。
他於1938年10月移民巴勒斯坦，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錄取為研究生。
在巴勒斯坦，比爾又創造了新的戰績併成為以色列歷史的一部分。他成了猶太社群的領導人之一，積極參加1947年開始爭取以色列獨立的戰爭，因功升遷為上校軍銜，領導以色列軍隊的戰略規劃部門。
比爾受到戰爭英雄戴維·本古裡安的高度賞識，他是以色列創始人之一。本古裡安擔任以色列總理之後，將比爾任命為行動司司長和副總參謀長的兩名助理之一，並擔任行動司規劃司司長，最初軍銜為中校。
但後者還領導著親蘇聯的以色列統一工人黨的安全部門，該黨由於其左翼觀點而未納入本古裡安政府。
這並不奇怪，以色列成立後的頭幾年是世界上最親蘇聯的國家之一。當時掌權的左翼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真誠地將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視為社會主義燈塔，是為所有公民建立平等社會狀態的明燈，但作為該黨代表，比爾試圖在議會中獲得一席之地的努力卻未能如願。
但比爾與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摩西·達揚關係惡劣，後者不信任他，認為他是個只會吹牛的騙子。
這也歸因於1947-1949年巴勒斯坦戰爭爆發，比爾被發現缺乏基本的軍事技能。這使得達揚質疑比爾在西班牙作戰的經歷，更不用說作為指揮官了。
但達揚沒有任何客觀證據證明比爾在惡意撒謊，否則他早就採取行動了，但是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反感。
比爾（右）坐在摩西·達揚旁邊
1956年，在以色列代表團訪問法國期間，莫西·達揚稱比爾一臉間諜相。時間證明，老戰士的直覺的確挺準，在懷疑的驅使下，達揚禁止比爾穿軍裝，並禁止他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參加秘密會議。
以色列摩薩德情報部門精明的負責人埃瑟.哈雷爾也對比爾不太感冒，但他正式開始懷疑此人與蘇聯情報部門的聯絡約莫是在兩人第一次約談一年之前。
但政府高層卻對他非常賞識，莫西·沙特於1953年成為以色列總理，直到1955年本古裡安再次控制政府時，他一直擔任總理。沙特同樣非常“欽佩比爾將軍事專業知識與出色寫作相結合的能力。”
05 危險接觸但是，所有懷疑都沒有阻止比爾擔任“阿曼”即以色列軍事情報局副局長職務。他精通幾門外語，是以色列與歐洲各國之間的重要紐帶。
1951年，比爾提出了一項軍事改革計劃，但遭到以色列國防部的否決，因此他決定離開軍隊進入政界。據說，比爾的決定還由於他擔任總參謀部業務部副主任的任命被否決。
於是，在1954年，他離開以色列統一工人黨，加入了以本古裡安為首的以色列工黨，但這起事件還有更復雜的政治原因。
20世紀40年代，在蘇以友誼的口號下，斯大林的畫像懸掛在“基布茲”社群的紅旗下，成千上萬的以色列人參加“五一”遊行。對斯大林和紅軍的敬意得到了廣泛的稱頌，在以色列國防軍中，還會給官兵配發書籍讚揚1941年蘇聯紅軍在莫斯科防禦戰中的功績。
但50年代初期情況急轉直下，斯大林的反猶太政策迫使以色列最終放棄了親蘇聯的路線，但比爾仍公開支援蘇共。從以色列統一工人黨分裂出來的一個小派系，仍然忠於“哈迦納”前幕僚長莫西·斯內領導的“萬國之父”組織，後者後來成為以色列共產黨的領導人多年。
當時，冷戰開始了，社會主義與西方集團之間的對抗加劇了，在以色列政治形態中，對冷戰立場存在三種主要觀點。摩西·斯內領導的左派，公開宣稱讓以色列加盟蘇聯。第二種觀點假定在大國鬥爭中嚴守“中立”。但本古裡安的執政黨卻提出了第三種，旨在與美國和睦相處的方法。
莫西·斯內
最初，比爾似乎已經加入了左派的行列，但僅僅一年之後，他宣佈支援執政黨。由於他公開宣稱的政治觀點發生巨大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反應。一些人認為他是一個希望重返以色列國防軍的機會主義者，另一些人則懷疑他接近以色列國防部長、別有動機，認為這是企圖施加左翼影響的徵兆。
本古裡安任命他協助負責建立軍事檔案，於是以色列國防軍的秘密資訊源源不斷地被他獲取。同時，比爾還為以色列國土報軍事專欄撰寫社論，許多西方媒體的記者對他的權威評論大加讚賞。他的語言知識使比爾得以同時在希伯來大學和法國索邦大學擔任講師，他教授的中東軍事歷史和政治學主題在學生中非常受歡迎。
儘管本古裡安沒有軍職，但經常可以看到他穿著制服與軍官廝混。此外，他有在總參謀部午休的習慣，在那裡他會會見高階軍官，交流最新情況和意見。
比爾自稱是國防部長的親信，因此贏得了總參謀部許多同事的信任，他們甚至認為與這樣一位紅人打好關係可以促進他們的個人利益和職業發展。有些人甚至向他提供機密檔案，包括軍事情報供他評估考慮。
1956年，他曾接受新朋友以色列塔斯社記者謝爾蓋·盧西耶夫的採訪，概述了他對以色列與蘇聯之間關係的看法，據以色列情報機構指認謝爾蓋·盧西耶夫是蘇聯情報官，但他們的接觸當時並沒有引起“沙巴克”即以色列安全域性的特別注意。
在被問詢時，比爾解釋說他與盧西耶夫只是好友關係，於是就此矇混過關。沙巴克要求他與新朋友停止一切接觸。然而，比爾在1957年9月至1958年1月於蘇聯、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使館舉行的節日招待會上繼續與洛舍夫碰頭。
後來據以色列情報機構稱，是盧西耶夫將比爾以及蘇聯情報官員瓦西里·阿夫丁科和弗拉基米爾·索科洛夫召集在一起，後兩位在蘇聯駐以色列大使館工作。
從1958年開始，比爾開始與德、法、英等西方國家建立了密切的聯絡，並多次前往這些國家，給人留下了他在執行政府秘密任務的印象，因此得到了許多以色列武官和國防部代表團的幫助，他甚至會見了德國國防部長弗朗茨·約瑟夫·施特勞斯和法國情報部門負責人。
後來，比爾獲得了與西德國防軍情報首長格哈德·蓋哈爾尼建立聯絡的任務，他是蘇聯情報部門的首要目標。蓋哈爾尼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情報專家，他不僅在西德重建了戰後情報系統，還幫助埃及建立了類似情報。
1958年，比爾在訪問奧地利和德國期間會見了格哈德，希望保持秘密交往，但他沒有考慮到當時以色列和德國情報部門之間的密切聯絡是基於猶太人對逃亡納粹的搜尋而建立起來的堅固同盟，蓋哈爾尼立即向摩薩德通報了比爾的動向。
06 露出馬腳當哈雷爾發現比爾繼續參加他明確禁止的會面時，他認為這非常可疑。哈雷爾一直懷疑比爾與以色列共產黨人關係密切；他在工黨安全部門的活動似乎有顛覆傾向，但並未懷疑他是建制內的蘇聯特工。
當時關於比爾的資訊還不足以使他從國防部的職位上被合法地免職。因此，哈雷爾在1955年、1956年和1958年與比爾進行了三次長時間的約談，這是在以色列高層中偶爾進行的“預防性對話”。
召開此類約談的目的是提醒比爾，他是國家機密的載體，因此在對外接觸中必須格外小心。
比爾聲稱自己的行為完全是為了以色列的利益。他收到了蓋哈爾尼提出與以色列進行軍事合作的提議，並計劃向本·古裡安彙報。哈雷爾對幾次談話不滿意，但談話目的本就是對“忠誠度可疑的個人”採取的預防措施，達到預防和威懾作用，還在於警告這些人，蘇聯可能會試圖招募他們。
即使在比爾會見了德國情報局局長之後受到監控，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來支援這些懷疑。
1960年，摩薩德的負責人終於逮住了機會。
此時，比爾領導著特拉維夫大學軍事歷史系，並試圖成為以色列和西德情報部門聯合工作的協調員。此外，他開始與蘇聯情報員索科洛夫積極合作，對以色列國防軍的軍事設施以及有關以色列核潛力的資訊特別感興趣。
他們向蘇聯總部輸送了許多有價值的資訊，包括北約在土耳其建立基地的計劃，以色列公司索萊爾·伯恩承包了建造工程。
貝爾和索科洛夫之間的會面主要在新聞釋出會、外交招待會以及蘇維埃派駐特拉維夫地區的的聖彼得教堂和塔比瑟墓進行。
甚至由於多年未被暴露的麻痺大意，有時他們還會在位於布蘭德斯街的比爾的公寓裡見面，這種致命疏忽最終摧毀了比爾。
由於索科洛夫的特殊身份，他的動向受到嚴密監視。
1961年1月，以色列情報組織觀察到蘇聯情報人員、大使館工作人員弗拉基米爾·索科洛夫在特拉維夫北部的某個地區進行秘密活動。沙巴克決定把對該地區的監影片率增加到每天一次。
1961年3月29日8時左右，監控人員發現一名身份不明的人正在與索科洛夫秘密會面。對這名男子的行蹤進行監控後，發現他回到了北特拉維夫布蘭代斯街67號二樓比爾的公寓，那裡是一個俯瞰耶爾孔河的小公園。
沙巴克立即決定組織對比爾的房屋進行監視，對面公寓是一處理想的地方。
第二天晚上，1961年3月30日早上約8:00，有人看到比爾提著一個沉重的公文包在上次會面的區域散步。他與索科洛夫見過面之後，沒帶公文包就走了。22點40分，有人看到他又拿著公文包回到公寓。
特拉維夫市中心的前蘇聯大使館
在這兩起事件之間，以色列特工觀察到兩輛蘇聯汽車，其中一輛屬於索科洛夫，分別離開蘇聯大使館，朝特拉維夫方向行駛。一名蘇聯情報人員拿著公文包的從他們身邊經過。沙巴克的情報評估認為，公文包裡的材料被影印後歸還給比爾。
但是，另一種說法是，特種部隊之前就瞭解到索科洛夫的情報活動，並秘密地將他當做誘餌，以色列最後傳遞的假情報是由沙巴克反間諜部門負責人偽造的。
宿敵犯下致命錯誤的訊息立即傳到了哈雷爾耳中。對於摩薩德負責人來說，這是雙喜臨門的一天，因為同情比爾的沙巴克領導人出國公幹的臨時缺席，讓哈雷爾可以毫無障礙地獲取逮捕令，並在嫌疑人的房屋中進行了搜查，正如文首的片段，他向本古裡安通報了即將進行的行動。
儘管以色列國父被收到的訊息搞得手腳冰涼，但最終批准了該行動。
當晚比爾就被提審，他的公寓也遭到搜查，在他的家中沒收了大量材料。
比爾於1961年3月31日上午被捕。
07 “現在告訴我，你是誰？”沙巴克特工維克多·科恩受命前往拘捕時，比爾很平靜地向這群人打招呼，當被問到是否會見了蘇聯大使館的代表時，他否認了。
“好的，比爾先生。如果您簽下從未見過蘇聯間諜弗拉基米爾·索科洛夫的宣告，我們將立即離開。”
比爾已被逼到絕路，只能賭一把，他毫不猶豫地簽下檔案。
下一秒鐘，他就被捕了，理由是故意提供虛假證詞。
索科洛夫被緊急召回蘇聯，比爾被捕的訊息在以色列政府引起了兩極分化的反應：政府外交官沙特·納文，國防部前部長西蒙·佩雷斯、軍事情報部負責人海姆·赫爾佐格都拒不相信老朋友參與間諜活動。
與此同時，以色列內閣將這一問題委託給部長委員會，該委員會正在審查外國和國防機構的僱用程式，先例表明民主社會無法阻止間諜滲透到最秘密的地方。議會辯論毫無必要，可能有害。
後來以色列議會以壓倒性多數贊成總理關於反對辯論的要求。
在審訊期間，比爾否認了所有指控。他辯稱，模糊的照片描繪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當時他正在接待了一位記者朋友。隨後調查表明，當天以色列一家媒體的記者確實訪問了比爾的公寓，但離開時間比拍照時間要早得多。
“哈迦納”活動
在核實了他履歷的真實性後，情況變得更加複雜，軍事學院的研究和參與西班牙內戰的經歷都未得到證實，甚至他在“哈迦納”的活動也受到質疑。
而且，比爾聲稱自己是純種猶太人，也引起了極大的懷疑。體格檢查表明，他沒行割禮，與猶太人的傳統做法相去甚遠。比爾再次用他的家人世俗化和歐化並且不遵循傳統的家庭原因來狡辯。哈雷爾本人在聽了他的辯解後，怒不可遏地拆穿了這些謊言：
“你在撒謊！我們在奧地利找不到你父母的蹤跡。如果就像你說的那樣，他們是典型的猶太父母，那他們為什麼不給你做割禮呢？我們檢查了奧地利的所有記錄。你從來沒有在街壘上戰鬥過。你也從來沒有像你聲稱的那樣獲得過博士學位，更沒有上過大學。你沒有去軍校是因為當時不允許猶太人去。我們查了名單，你的名字不在那裡。現在告訴我，你是誰？我們想要真相！”
摩薩德的頭兒從未收到他的問題的答案，比爾既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也沒有承認自己為克格勃工作。
但是，摩薩德確信自己抓到了蘇聯間諜。
哈雷爾稱比爾的曝光是克格勃最大的失敗，大量的情報流失卻被選擇性遺忘。
為了挖掘更多資訊，特工科恩設法與比爾建立了信任的關係，除了表現出尊敬外，他還給被拘留者提供了他最喜歡的昂貴雪茄和高階威士忌。
以色列·比爾（中），審判前在法院外的警察兩側
被捕一週後，比爾在另一次審問中承認他與蘇聯合作，履歷上關於他在軍事學院學習和參加西班牙戰爭的資訊都是虛構的。但他斷然否認將有關以色列的資訊傳送給了蘇聯並獲取金錢報酬，而是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
他說：“遲早，世界上只有蘇聯一個超級大國。因此與俄羅斯保持正常關係比與西方保持正常關係更為重要。我幾乎沒有給俄國人任何有關以色列的資訊，只告訴他們我對北約的瞭解。”
在比爾的公寓中搜尋時，發現了所謂的“利維坦計劃”，這是有關在以色列準備軍事政變的檔案，還是一個筆記本，其中一些日期用黑色和紅色鉛筆圈了出來。
調查人員懷疑這本筆記是密碼本，但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都無法弄清楚加密方式。很快，令他們失望了，這些標誌著與愛人約會的日期。
比爾與科恩之間的爭鬥持續了整整7天，當他崩潰之後終於開始自白。
08 英雄還是鼴鼠？但審訊記錄與英國作家的描述大相徑庭。
大約一個月後，比爾被邀請到米莎·艾德伯格的公寓。艾德伯格是工黨的老對手，也是左派組織“蘇以友好運動”的核心活動家。在抵達艾德伯格的公寓後不久，盧西耶夫“出乎意料”地來到，並開始討論他在新聞工作中的一些“挫折”：他缺乏資訊來源，以色列媒體不斷誹謗蘇聯，沒有一個以色列人願意向蘇聯人宣傳以色列的觀點。
比爾向以色列國防部長通報了這個新認識的人，本古裡安建議他與沙巴克的負責人討論這個問題。比爾在一次單獨的會議上向國內安全總局負責人報告了這個問題。沙巴克頭兒阿莫斯·曼諾警告他，盧西耶夫是蘇聯情報部門的一員，有著險惡意圖。儘管收到了警告，比爾還是不斷會見盧西耶夫。
阿莫斯·曼諾
1956年9月，伊瑟·哈雷爾約談時，他也提到了與盧西耶夫的熟識，並再次被警告。
比爾聲稱，他與蘇聯的進一步關係是在1957年9月至1958年1月期間在保加利亞、蘇聯和南斯拉夫領事館舉行的三次慶祝活動上。比爾再次見到了盧西耶夫，並被介紹給了瓦西里·阿夫代恩科，他是蘇聯情報部門的高階成員，以克格勃分支機構的負責人的身份駐紮在蘇聯大使館。
比爾說，雙方就以色列和蘇聯關係的政治和戰略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談話。阿夫代恩科後來向索科洛夫介紹了比爾。
1958年1月後索科洛夫成了他的聯絡人，他們逐漸從半公開的會談轉變為就涉及西方國家的軍事問題和有關以色列軍事問題舉行的密謀會議。在與比爾情報關係的進一步昇華中，索科洛夫對與以色列的安全問題越來越感興趣，得到了許多影印件。
1961年初，索科洛夫的變得更加咄咄逼人，甚至充滿威脅性。他要求比爾提供有關以色列核潛力的資訊，並暗示他永遠無法切斷與蘇聯的聯絡。據比爾說，他感到震驚，並開始重新考慮這段關係，這段關係始於政治認同，後來變成了“一個真正的鼴鼠的故事”。
他甚至考慮過轉投沙巴克，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哈雷爾對他懷有敵意，並在會見德國將軍後對他言辭激烈。
出於對蘇聯情報官壓力的迴應，比爾向他提供了那個建在土耳其的北約基地計劃。
除此之外，他沒有再承認任何事情。
196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比爾犯有叛國罪，並被判處十年監禁。伊瑟·哈雷爾對判決不滿意，他認為比爾對該國安全造成了重大損害，並要求將刑期至少延長15年。
最高法院聽取了摩薩德負責人的意見，為比爾又增加了五年的刑期。這種懲罰對他來說就是終生監禁，1966年5月1日，比爾因突發因心臟病死在自己的牢房內。
最後三年他在獄中撰寫了《以色列的安全：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書。
也許作家伯納德·赫頓是對的，以色列·比爾的確是庫爾特同志的化身。
也許整個故事真的就像比爾說得那麼嚴絲合縫，他只是誤入歧途的羔羊。
英雄還是鼴鼠，完全取決於角度。
無論真相如何撲朔迷離，以比爾的能力本可以安然享受高官厚祿、受許多人尊重敬仰，卻甘心在隱蔽戰線潛伏20餘年，或許只能用信仰才解釋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