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在這個資訊爆炸式增長，各種自媒體茁壯生長的網際網路時代，2009年至今，微博以其強勢的姿態一躍而成自媒體行業中的領頭羊。與傳統新聞媒體的中心化傳播模式不同的是，微博以去中心化的傳播模式，給更多的草根網民以自由發表言論的場所，因而微博逐漸成為福斯了解新聞、獲取資訊、發表觀點的重要渠道。然而，也正是由於微博的草根化、匿名化和開放化等特點，輿論、謠言也在微博這個良好的土壤中得到滋生，造成了網民無意識的狂歡和網路暴力等嚴重後果。

微博，即是微型部落格的簡稱，是一種基於關注機制分享簡簡訊息的社交平臺。

2017年度微博發表的《2017微博使用者發展報告》中表明：截止到2017年9月，微博月活躍使用者共3.76億，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27%，其中移動端佔比達92%；日活躍使用者達到1.65億，較去年同期增長25%。

而在《第40次中國網際網路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中顯示：截止到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7.51億，佔全球網民總數的五分之一。

由此可見，截止到2017年6月，微博的月活躍使用者已到達中國網民的百分之五十有餘。在中國網路環境中，微博真切地佔到了領導性的地位，有著無法忽視的影響力。

1.去空間化，開放性強

微博，有著與傳統媒體所截然不同的去空間化。在微博上，博主與受眾間的距離基本為零，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上進行一對一甚至一對多的交流。例如說，平時遙不可及的偶像明星，在微博上卻總有“翻牌”粉絲評論的事情發生，在這種情況下，粉絲更能感受到與偶像的親近感，而這是傳統媒體的光鮮報道所沒有的。

白敬亭翻牌粉絲留言

同時，微博不同於傳統媒體以及微信等社交媒體的一大特點就在於，微博有著更強的開放性特徵。在微博中，使用者能接觸到的不僅僅是身邊、熟識的人，而可以更加發散、隨意地與陌生人進行交流。但也正是因此，微博不像微信、qq一樣有著良好的私密性，每個人的資訊都是公開化的，因而微博世界常常為人肉搜尋和扒皮事件提供機會。

2.去中心化，互動式傳播

在傳統的三大媒體（報刊、廣播、電視）時代，新聞的傳播都是“媒體—受眾—媒體”傳播形式，因而媒體在新聞傳播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往往受眾所看到的新聞都是相關媒體單位通過議程設定環境再構成的結果，因而福斯對於新聞的熱度沒有自己的衡量標準。也正是由於傳統媒體龐大的傳播流程，所以媒體在內容的篩選、採集、加工、分發等過程中都需要謹慎對待，因而傳統媒體往往組織架構龐大，等級化嚴重。

而在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時代，各類自媒體的湧現，徹底顛覆了這種傳播形式，變成了“媒體—受眾—受眾—媒體”的多層次去中心化傳播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受眾的新聞來源不單單是傳統媒介這一單一的渠道，各層群眾都有釋出新聞的權利，人人都能成為自媒體，甚至常常傳統媒體的新聞也都是來源於福斯。因而，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的傳播不再是少數人的生產運作，不再是單一的由中心向四周的傳播途徑，而是去中心化的，廣大群眾共同的運作結果，在此時新聞的真正熱度也是易於感知的。因此，逐漸的，網民對於傳統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而更多地希冀於從微博等社交平臺獲取事件的真相。

就前文所提及的，微博是一種基於關注機制分享資訊的平臺，在微博上，受眾可以對釋出的微博進行評論點贊與轉發，而博主也可以對相應的問題、觀點進行解答與討論。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資訊的傳播也不再是以往的單向性傳播，而轉為互動式傳播——即釋出者與接收者可以在進行交流後再更近一步地進行傳播行為。

3.意見領袖影響力強，裂變式傳播

在微博世界裡，每個網民都是分散的，因而每個人都有機會發表意見以及對他人的微博發表評論。當某個社會事件發生時，擁有分散話語權的網民們往往因為個體的力量微薄而或多或少受到其他人（更多的是意見領袖）的影響，從而在這種情況下，個體的微薄話語權積聚成集體性的公眾話語。在網民這一由個體話語集聚到集體性話語的建構過程中，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由此可以知道，在微博中，意見領袖的觀點往往有著不可忽視的輿論引導作用。

眾所周知，微博基於的是一種粉絲機制的社交結構，粉絲擁有選擇關注自己感興趣的博主的權利，而在選擇關注的過程中，體現的便是粉絲對於所選擇的博主的一種認同度，這種認同度在其後的觀點傳播中發揮著激勵的作用。當意見領袖的觀點被他的粉絲所認可後，粉絲會進行並轉發，從而粉絲的粉絲就會了解並認同其觀點，從而再次完成轉發過程。這種一層一層的轉發過程，讓一個資訊、觀點得到裂變式傳播，其影響力成幾何翻倍。這也是意見領袖的影響力如此巨大的原因——意見領袖本身就有著龐大的粉絲基數。

1.網路輿論本身特點

網路時代，輿論在網際網路的便利傳播下，更容易造成大範圍的群體反應，除了網際網路本身的傳播便利性外，網路輿論也有著自身的特點。

首先，現在的網路輿論是基於成千上萬的資訊之上的。在這個開放性極強的網際網路時代，網民可以自由發表議論，巨量的資訊以指數形式增長，造成了資訊爆炸的現象。而在這種無意識的網路狂歡下，普通受眾是很難保持正常理智的心態去看待問題的。

其次，網路輿論有著極強的情緒感染力。網路輿論的最初態，都是一個個有極強情緒引導力的資訊，它們能輕易地激發起受眾的情感共鳴，引起受眾的認同感，從而導致輿論傳播的不可控、不理智化。

最後，網路輿論有著不確定性，即資訊的來源不明確所導致的資訊的真假難辨。在微博時代，每個人都可以發言，但是總有別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利用輿論發生時的混亂，散佈謠言，製造恐慌。

2.匿名發言，資訊碎片化

微博使用者成千上萬，2017年6月的資料顯示，微博的月活躍使用者甚至達到了3.76億之多。儘管，現在的微博註冊制度有了極大的改革——每位使用者必須實名制註冊，但是在微博社交過程中，使用者的個人資訊都是受到保護，真實姓名都是匿名的。因而，許多網民就以虛擬的身份進行肆無忌憚的言論發表，自以為網路世界就能不受到法律的約束，從而往往造成了輿論的惡化。

3.意見領袖帶來的群體極化現象

在微博世界裡，意見領袖大致分為四種：明星型（主要包括明星和網紅等）、精英型（知識水平較高的精英人士）、政務型（官方微博）和專業型（在某一領域有很高成就）。

明星型意見領袖往往有著極高的粉絲基數，他們的言論範圍隨著熱點話題而轉移，沒有明顯的目的性。精英型意見領袖有著更為深刻的思想認知，因而他們希望用自己的影響力對社會有所裨益。政務型意見領袖往往就是代表官方的態度，官方的資訊釋出者。專業性意見領袖即在某一領域具有發言權的微博博主。

在微博世界裡，意見領袖的言論往往具有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在很多時候，意見領袖的發言都能對輿論的傳播產生或是推動或是轉折的作用。而在事件背後所透露出的，就是意見領袖在微博中所帶來的群體極化現象。當社會事件在微博得到廣泛關注時，廣大普通網民因其缺乏專業的分析能力和缺少資訊來源的渠道，往往會投向意見領袖的輿論趨向。明星型意見領袖的粉絲通常是因為對其的崇拜而盲目聽信明星型意見領袖的言論，這是一種盲目的、情感向的認同。其他三類意見領袖的粉絲往往是因為在事件中沒有固定方向，而選擇跟隨所謂專業人士、官方人士的言論。可見，無論哪一種意見領袖都能造成強烈的群體極化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網民通常會放棄自我思考，少數的反對者也會隨著沉默的螺旋效應而逐漸止聲，最終淹沒在主流的輿論意見中。

4.傳統媒體的釋出慢，渠道單一

在新媒體崛起的時代，傳統媒體已不再是新聞資訊的唯一來源。從以往傳統媒體的前置性、攔截性到現在的自由性、後置性，傳統媒體已經處於被動處境。例如之前大熱的“蔣勁夫家暴”新聞中，在主流傳統媒體發表訊息之前，早有網民在微博中曝光了女方在其他社交軟體中的言論，而傳統媒體與普通網民一樣，在曝光之後才能對事件作出反應，而此時，大量謠言和無效資訊早已在微博中引發了一陣熱議。同時，傳統媒體除了資訊釋出的滯後外，資訊獲取的渠道也較為單一。資訊大爆炸時代，網民早已難以滿足於傳統媒體的表面新聞，他們更想了解事件背後的真相，因而網民更加青睞於那些所謂的內幕者（大多為意見領袖級人物）。

1.微博對事件的正反面

在新媒體時代，傳統媒體的多次後置性的新聞公佈，早已令眾多網民對其失望不已。而微博作為自媒體的代表，很好地彌補了傳統媒體的這一缺點。網際網路時代，微博能很好地做到事件的報道和深入挖掘，從而滿足了受眾對於事件的求知慾。其次，微博中的輿論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事件的解決。在意見領袖帶領下的眾多網民對於事件保持高度的關注，並且呼應某種觀點意見，從而形成了某種或正確或錯誤的輿論。在這種情況下，官方相關部門為了解決網路輿論，不得不加快調查步伐，從而使事件得到更好更快更妥善的解決。

但是，從微博輿論的消極面來看，微博輿論也常常煽動了網民的負面情緒，導致網路暴力甚至難以挽回的社會消極打擊。例如紅黃藍幼兒園事件中，有輿論稱園長的老公是部隊領導等，造成社會群眾對於政府和社會的不信任。其次，社會事件發生時，當微博意見領袖的不當觀點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援時，輿論呈現了一邊倒的局面，馬太效應就發揮了作用，導致大多數普通網民被不當言論所誤導，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最後，網路暴力害人害己。負面輿論的最終結果往往是網路暴力，這不僅使得受害者人身、心理、聲譽都受到了嚴重的創傷，還會使施暴者處於施暴後的狂歡中，對於施暴者的身心也有著負面的影響。

2.有限效果理論

有限效果理論在微博的輿情傳播中也有眾多的反映之處。有限效果論指出：“福斯傳播最明顯的傾向是對受眾既有態度的強化而不是改變”，我想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為什麼在眾多微博輿論事件中，當官方的結果或真相公佈時，網民還沉浸在先前的網路輿論中狂歡，而不是面對“自己錯了”這個事實。

在近兩年熱議的蔣勁夫家暴事件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證明。

11月20日，蔣勁夫女友在某國外社交軟體上發表自己被蔣勁夫家暴的事件，隨後蔣勁夫發表微博承認並道歉。至此，兩個概念便在網民的腦海中印下了烙印“日本女友”“中國首位承認家暴的男明星”。在少數人堅持家暴是無法饒恕的這一事實時，眾多網民表明“日本人該打”“敢於承認就是好的”，選擇支援蔣勁夫。其後，不論女方及女方律師爆出何種真相，受眾們都堅持自己最初的觀點——蔣勁夫是值得原諒的，事情一定有真相。

3.蔣勁夫事件眾星發言

另外，在這個事件中，明星型、精英型和專業型意見領袖都紛紛發表言論，導致輿論更進一步的激化。11月28日，胡歌、俞灝明、蔣夢婕等一眾藝人為蔣勁夫發聲，認為他是“Sunny男孩”“事情一定有真相”；專業型意見領袖紛紛對給出的證據、說法進行專業化的認定；而精英型意見領袖也不斷在微博上發表自己的觀點，引導福斯輿論。

可見，隨著微博資訊的傳播中，各個意見領袖紛紛發言，成為了這次事件中輿論的重要節點，事件的關注度迅速飆高，微博輿論場就此形成。

正確引導微博輿論

在新媒體時代，把關人往往錯失了資訊釋出前的篩選和把關機會，而使得許多無效資訊和謠言在微博散佈並引起一定的關注。然而若是任由謠言肆意散佈，往往會造成極大範圍的社會反響和恐慌，因而在新媒體時代，怎樣做好把關人的角色也一直是監管者所需要關注的問題。

1.政府制定針對性制度

現在的社會是個法制至上的社會，任何公民都有義務和權利遵守法律法規，因而對於微博輿論的引導工作，健全法律法規從而加強監管力度也是政府相關部門所需要儘快完善的。完善加強立法就需要相關部門緊跟新時代的網路發展速度，更好地把握網路輿論的生產與散佈相關機制，從而才能針對性地制定網路的問責制度。當前，國家也一直在網路輿論監管方面努力著。比如說，近幾年，我們可以在微博上明顯地看到“全國闢謠平臺”的通道入口，可見政府針對現在微博言論的不可控性，正積極地聯合微博運營商和網民們共同維護和平的網路環境。

2.運營商加強監管力度

微博運營商作為最直接掌管這一平臺的相關負責人，應當首當其衝地樹立良好把關人的形象，對微博輿情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性，從而更及時地在謠言初生的階段就加以遏制和闢謠。其次，微博運營商應當強化把關技術，在無法做到前置性資訊篩選的情況下，最好地彌補這一短板，例如對於某些敏感字眼的遮蔽等都是可以考量的措施。

3.提高網民媒介素養

微博平臺作為一個開放性的社交平臺，主要組成和活躍成員就是所有網民，因而要打造綠色微博環境，讓微博發揮優勢的同時不再是謠言滋生的溫床，最主要的就是網民的媒介素養。近年來，國家相關部門為了規範網路使用，讓網民知法懂法，也在微博公告頁面多次出現相關規定的頒佈，並且開展了多項相關活動。那些懷有不法意圖的網民們應當知道，網路不是肆意施暴的場所，匿名化的制度也不是保護你的護甲，網路也在法律的監管之下，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同時，每一位普通網民也都應具有基本的資訊解讀能力和批判能力，從而才能在茫茫的資訊大海中堅持自我，不受輿論的錯誤引導，共同打造綠色的網路環境，促進網路的健康發展。

最後，在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樂！鼠年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