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來，印度電影在中國日漸活躍，滿足了中國觀眾對印度社會文化的好奇。同時，印度電影對現實的關注和批判，對社會價值觀的思辨，也拉近了其與中國觀眾的距離。

當中國影院的銀幕上跳動著新世紀印度電影五彩斑斕的光影之時，於2019年10月10日至19日舉辦的第三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卻穿越歷史，聚焦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印度“新電影”，回顧和思考了印度“新電影”之於印度電影的意義以及對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啟迪，中印電影人之間的對談也在現代與歷史的聯結中更具深度和廣度。

20世紀50年代，在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下，印度電影開始了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詮釋，形成了一個跨度近二十年的創作流派——印度“新電影”。平遙電影展的“回顧”單元展映了12部印度“新電影”，呈現1957—1978年印度電影的面貌和特色。

不同於新世紀的印度電影，這12部電影根植於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對印度現實的表達多樣、深刻，其中一些影片不乏試驗性，電影語言的個性化和主觀化，以及影片敘事的藝術特質，無不展現著印度“新電影”的魅力和思辨價值。

印度“新電影”的兩部代表作《幻境》和《婆羅門村的驢》的修復版在這次電影展中進行了全球首映。

影片《幻境》（1972，庫馬爾•沙哈尼）再現了印度剛剛獨立時，富有的地主階級沒落的生活狀態。導演以地主女兒塔蘭為敘事主體，表現了女性在社會轉型時內心的悸動，她渴望嶄新的精神世界，而她苦悶無聊的生活被一位鐵路工程師照亮。塔蘭一遍又一遍讀著這位鐵路工程師哥哥的來信，憧憬著像哥哥般自力更生，跳出階級囹圄。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在影片中淋漓顯露。塔蘭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矛盾中掙扎，最終她決定衝出原本的生活，追求自己的內心。

《婆羅門村的驢》（1977，約翰•亞伯拉罕）則圍繞一頭驢展開對封建迷信的探討，村民們將村裡的不幸之事和奇蹟之事全部歸結於一頭驢，因而驢可以是罪魁禍首，也可以是“聖驢”。驢在影片中作為象徵，隱喻人性的善惡，諷刺荒謬的封建迷信。在影片結尾處，一場超自然的大火毀滅了整個村莊，只有養驢的人倖免於難，寓意深遠。

圖為電影《婆羅門村的驢》劇照。該片由約翰·亞伯拉罕執導，講述了村民們將不幸之事和奇蹟之事全部歸結於一頭驢的故事。

同時，其他印度“新電影”同樣給觀者帶來啟示，影片《雙重意識》（1973，瑪尼•考爾）由民間傳說改編，建立起對愛情和金錢關係的思考；《籽苗》（1973，夏姆•班尼戈爾）、《我們每日的麵包》（1969，瑪尼•考爾）、《雲遮星》（1960，李維克•伽塔克）再現了印度女性的生活現狀，探討女性的生命價值和個體情感。

不僅是以上例舉的幾部電影，12部印度“新電影”統一指向了對印度現實的關注，尤其是對人的關注和對人性的剖析。印度女性在社會中的被動與掙扎，人性善惡的較量與複雜，個體生命的價值及實現等命題因其共享性贏得廣泛關注。印度“新電影”在現實社會的土壤中孕育而出，具有鮮明的在地文化色彩。這些電影皆以人為本，其符合時代精神的電影美學為當下中國電影的創作提供了一定的借鑑。

如果說對印度“新電影”的回顧加深了中國電影人對於印度電影的了解，豐富了創作視野，那麼在平遙電影宮舉行的以“印度新電影”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和交流會則更拉近了中印兩國學者和電影人的距離。在對話和交流中，中國電影人進一步理解了印度創作者的想法和創作經驗，從而回歸到對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思考。

在學術論壇上，印度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普拉卡什•馬格杜姆，印度影評人、學者阿希什•拉賈德雅克薩，以及印度導演庫馬爾•沙哈尼進行了對談。他們談到印度電影歷史的程序，以及隨著時代的更迭，電影中宗教因素、社會因素的不斷變化。同時，他們也對電影的主體性、影象價值和地緣關係展開了深入探討。

圖為電影《雲遮星》宣傳海報。該片講述了加爾各答少女妮塔為了家人的幸福犧牲自己的故事。

現在，印度電影的出口排名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好萊塢，然而以好萊塢為代表的進口影片票房在印度電影總票房中的份額不到百分之十。印度電影具有鮮明的本土化色彩，以電影的在地性深深地吸引著本國觀眾。影片中極具印度色彩的地理景觀和人文景觀是印度本土文化的再現，也是緊緊連線印度人民的紐帶，讓觀眾在影片中獲得一種民族的驕傲感和對文化身份的認同感。

當下，印度電影與中國電影的互動越來越頻繁。2017年以來，每年都有多部印度電影在中國上映，贏得中國觀眾的喜愛。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除了12部印度“新電影”外，也有兩部2019年創作的印度影片頗為搶眼。影片《靶心》（吐沙•希拉南達尼）和《咿嘞嗚》（普拉蒂克•瓦茨）在平遙獻出了全球首映。尤其是影片《靶心》，兼具觀賞性和藝術性，再一次展現了印度電影的獨特魅力。

因地緣關係而形成的國家之間文化的相通，是有利於電影的創作和傳播的。亞洲電影這一概念不僅僅是地理層面上的，更重要的是電影文化的建立與溝通。印度與中國同為亞洲大國，具有相似的東方價值觀，這也是中國觀眾青睞印度電影的重要原因。印度電影人對社會現實的思考方式和解決方式恰好吻合了中國觀眾的想法，他們的作品填補了中國電影市場的空白。此外，印度影片也為中國電影創作者提供了一種思路，即堅守中國電影自身的特色，在電影中敘述本土文化，並積極汲取他國電影創作的經驗。

在平遙國際電影展期間，印度學者阿希什•拉賈德雅克薩為他的新書《印度電影簡史》辦了一場分享會。這本書概述了自印度電影誕生至寶萊塢深受全球矚目的歷程，將印度的經濟、政治、文化與電影緊密聯絡起來，以文化視角分析印度電影變遷的原因和過程，辯證地分析了印度的電影文化。

圖為電影《咿嘞嗚》劇照。該片由普拉蒂克·瓦茨執導，2019 年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全球首映。

“跨越異見，克服交流中的分歧”是阿希什•拉賈德雅克薩的創作初心。他曾多次來中國考察，與中國電影創作者對話。電影為中印文化交流搭建了橋樑，無論是面對面的學術探討，還是合拍電影、相互傳播影視作品，都在試圖跨越兩國之間的異見，在分歧中找到同一，在同一中堅守獨特。在這樣的對話機制下，電影將更加多樣，文化將更加多元。

令人欣喜的是，中印之間關於電影的對話正在逐漸成熟。平遙國際電影展期間，中印兩國電影人就電影的當下和未來展開的這場深入交流，正是跨越異見、增進理解的一次完美實踐。

本文作者王佳琪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學專業在讀博士生，曾擔任第一屆平遙電影節專家審片學術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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