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陀宗乘之廟依山坡建築，山門南向，進入山門，一座壯麗的碑亭迎面而立。碑亭是漢式建築，在寺廟整個藏式建築群中，顯得格外分明。碑亭方形，重簷歇山頂，亭壁為深紫紅色，四面開拱門，下有白色石基，圍以白色石欄杆，紅牆白石，氣象森嚴，黃色琉璃瓦覆頂，整個碑亭雄厚莊嚴。進入碑亭，三塊高大的石碑並排矗立，中間的一塊是《普陀宗乘之廟》碑，幾乎高接亭頂；左右二碑稍小，一是《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碑，另一是《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碑。乾隆帝親自撰寫碑記，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鐫刻在碑身四面，今猶清晰可讀。
碑文記述了中國土爾扈特部蒙古族人民在遠離祖國一百四十多年以後，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重歸祖國的過程，以及清政府對土爾扈特部眾的安置。這雖然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了，但卻是中國多民族國家民族團結統一史上可歌可頌的一頁。今天，依舊巍峨聳立完整無損的這兩塊碑，就是當年中國各民族團結抗擊沙俄侵略的歷史見證。
土爾扈特在明朝末年，由於與準噶爾不和，西遷到伏爾加河下游後，保持著對沙俄的獨立，並不斷派使者與祖國聯絡。雍正九年（1731年），土爾扈特臺吉阿爾巴圖，遣使者回祖國，“奏請往謁達賴喇嘛”，得到清政府批准，阿爾巴圖的使者從西藏回到北京後，雍正特“頒賜茶幣等物”[1]。
但是，沙皇俄國百般阻撓土爾扈特部與祖國的聯絡，因為俄國政府“在任何時候都主張加爾梅克人（即土爾扈特人）永遠順從俄國”，而這“恰好是愛好自由的加爾梅克領袖所不願意的”[2]。他們不僅“沒有宣誓隸屬於俄國之意”[3]，相反土爾扈特的貴族和牧民為了反抗沙俄的奴役和壓迫，“不斷襲擊俄國人”[4]。十八世紀二十年代以後，由於土爾扈特遠離祖國和厄魯特蒙古各部，在俄國政府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下，逐漸為其控制。儘管如此，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仍然拒絕服從沙皇的命令，慓悍善戰的土爾扈特人不斷掀起武裝反抗，致使沙俄政府難於用軍事力量實現對土爾扈特部的徹底征服。於是，俄國政府企圖從宗教方面開啟缺口，強迫土爾扈特放棄他們原來信仰的黃教，改信俄國的東正教，希望在東正教的精神枷鎖束縛下，割斷土爾扈特與祖國和厄魯特蒙古各部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種險惡的用心卻是徒勞的。與俄國政府的願望相反，“所有這些努力的最後結果都是同樣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遊牧民族的反抗活動”[5]。《朔方備乘》卷三十八《土爾扈特歸附始末》說：“土爾扈特重佛教，敬達賴喇嘛，而俄羅斯尚天主教，不事佛。以故土爾扈特雖受其役屬，而心不甘，恆歸向中國。”在他們受到迫害的時候，他們遙望東方，嚮往祖國的心情更為熾烈。
與此同時，俄國政府對土爾扈特的經濟掠奪和奴役也日益強化。十七、十八世紀的俄國，比起西歐各國來是遠為落後的農奴制國家。沙皇俄國在加強國內統治的同時，也開始了積極的對外擴張。為了爭奪通向西歐的出海口，同瑞典進行了長達二十一年的“北方戰爭”，並同時與土耳其開戰。沙皇政府為了支援對外擴張的戰爭，加緊了對人民的殘酷剝削，許多人被迫當兵上前線。同樣的災難也降臨到中國土爾扈特部人民頭上。俄國政府加強了對土爾扈特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掠奪，大量土爾扈特人被強迫徵調充當士兵，在沙俄的對外侵略戰爭中送掉了生命，土爾扈特人蒙受了深重的苦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深切地懷念祖國和故土，盼望得到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支援。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汗敦囉布喇什（阿玉奇之子）遣使吹扎布等，假道俄羅斯，突破重重困難，歷時三年，返回祖國，到熱河行宮覲見乾隆帝，又請求去西藏謁達賴喇嘛。乾隆帝賜宴於熱河行宮萬樹園，吹扎布等代表敦囉布喇什向乾隆呈獻貢品、方物、弓箭袋。乾隆允其所請，派遣官員送吹扎布等到西藏禮佛。次年（1757年），吹扎布等返回北京，乾隆帝再度召見，並詢問土爾扈特與俄國的關係及其處境。吹扎布等敘述了土爾扈特早年西遷的原因，詳細說明了他們在伏爾加河下游住地的四鄰情況，並著重向乾隆申訴了土爾扈特蒙古人民遭受沙俄壓迫的痛苦。他說：“俄羅斯嘗與雪西洋（瑞典）及西費雅斯科（土爾其）戰，土爾扈特以兵助之，厥後稍弱，俄羅斯因謂其屬，然附之也，非降之也。”明確表示土爾扈特是在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沙俄的壓力的情況下，不得不暫時依附俄羅斯，但這絕對不是投降。吹扎布等還特別強調；“非大皇帝（乾隆）有命，安肯自為人臣僕”[6]。這就再清楚不過的說明，土爾扈特人雖然遠離祖國，卻始終認定自己是多民族祖國的成員，只服從清王朝中央的命令，除此之外，他們是決不肯“為人（沙俄）臣僕”的。
土爾扈特希望經常遣使與祖國加強聯絡的願望，由於俄國政府的阻難未能立即實現，相反，俄國政府施加的壓力卻與日俱增。俄國當局強迫土爾扈特改變宗教信仰的政策愈來愈強硬，並派出俄國政府的代表常駐土爾扈特。土爾扈特面臨著完全喪失獨立的危險，他們不得不認真考慮掙脫困境的出路。
俄國政府的壓迫還遠不止如此，沙皇新的繼承者繼續推行對外擴張政策，為了奪取出入黑海的海口，於1768年、1787年兩次對土爾其發動大規模戰爭。1768年至1769年對土耳其的第一次戰爭，沙皇政府強迫徵調大量土爾扈特人當兵，“死者亦七八萬”，而且“復徵兵於土爾扈特”[7]。可怕的滅族之災使土爾扈特各部落“眾皆惶懼”[8]，驚惶不安的情緒緊扣著人們的心絃。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憂心如焚，於是決計攜全族返回祖國。
1771年1月4日，渥巴錫召集全部落戰士，他熱淚縱橫，悲憤地對大家說：俄國女皇已下達命令，要他把自己的兒子送往聖彼得堡作為人質，並且要挑選一萬名土爾扈特騎兵參加到俄國軍隊裡去。對抗這一命令的唯一辦法，只有同俄國人一刀兩斷，其他的任何出路都是沒有用的[9]。後來，乾隆帝根據渥巴錫的陳述在其撰寫的《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中也說：“（渥巴錫）以俄羅斯徵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各族臺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
土爾扈特由伏爾加河起程時共三萬三千多戶，近十七萬人，經過沿途戰鬥中的傷亡、疾病、飢餓的困擾，“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10]。也就是說，約有八、九萬土爾扈特人為了實現返回祖國的願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回到祖國的土爾扈特人，經過長途跋涉，顛沛流離，幾乎喪失了所有的牲畜。他們滿面塵埃，衣衫襤褸，甚至很多人衣不蔽體，靴鞋俱無，雖然時屆夏季，但塞外晨夕仍然冷風襲人。形容枯瘠，疲憊不堪的土爾扈特人處於凍餒交迫之中。土爾扈特人不管犧牲多麼巨大，又是多麼艱難困苦，他們“終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的愛國舉動，是極其悲壯的。中國各族人民熱烈歡迎土爾扈特的愛國壯舉，從《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的碑文中，可以看到，新疆、甘肅、陝西、寧夏及內蒙古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資供給土爾扈特，計有：馬牛羊二十餘萬頭、米麥四萬多石、茶二萬餘封、羊裘五萬多件、棉布六萬多匹、棉花近六萬斤等等。這些物資真是雪裡送炭，幫助土爾扈特人民渡過了困難，在祖國故土上，“皆安居得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二十五日，渥馬錫、策伯克多濟爾、舍愣等自伊梨起程前往熱河行宮覲見乾隆帝。清政府命令沿途各省督撫作好各種供給，“俾得所至如歸，鹹得感悅”[11]。九月初八，渥巴錫等至熱河木蘭圍場的伊綿峪覲見乾隆帝，乾隆帝在行幄中親自用蒙古語詢問渥巴錫等自俄羅斯歸來的情形及土爾扈特的歷史，渥巴錫等申說了對祖國的嚮往之誠。乾隆帝回到避暑山莊後，又在澹泊敬誠殿接見渥巴錫等，多次賜宴於萬樹園。其時，普陀宗乘之廟落成，渥巴錫等隨同前往瞻禮，與喀爾喀、內蒙等地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一起，舉行盛大的法會。乾隆帝並在普陀宗乘之廟內立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塊巨型石碑。
這兩塊石碑也成為二百多年前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團結抗擊沙皇俄國的歷史見證。而中國土爾扈特部蒙古族人民，為了掙脫沙俄的奴役，英勇戰鬥，歷盡亙古少見的艱難困苦，不惜蒙受巨大犧牲，行程萬餘里，終於返回祖國故土，這種嚮往祖國，反抗侵略的大無畏精神，值得我們永遠緬懷追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