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二戰時納粹的電影有很多，其中不乏佳作，《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穿條紋睡衣的男孩》等，《鋼琴家》無疑也是其中佼佼者。

影片是根據波蘭鋼琴家瓦拉迪斯羅•斯皮曼(Wladyslaw Szpilman)的自傳體小說《死亡城市》改編。二戰結束後，斯皮曼曾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書本出售，但很快就被禁掉了，原因是書中揭露了不少猶太人和波蘭人蔘與了大屠殺，波蘭和蘇聯政府認為這不“和諧”，不利於社會主義團結，於是就把書給“和諧”了。

說句題外話，現在的電影市場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了，至少從觀眾、票房等商業角度來說是這樣。但是卻越來越少有優秀的具有人文情懷的影片出現了，原因何在？你我心知肚明。不是說所有人可以看所有影片，但至少可以選擇分級制度。可現在的結果越來越糟，不僅電影院無法引進，連一些影迷賴以生存的優秀資源站點都被封殺，反而美而言之曰反盜版。不錯，盜版可恥。我們也願意知識付費，我們也想買電影片去電影院看，可惜我們看不到，不然就是刪減版。若出版不自由，則反盜版無意義。

迴歸電影。本片導演波蘭斯基一直都是個譭譽參半的人物。他生在法國，父母為猶太人。二戰時期，他回到波蘭。其母死於納粹集中營，父親和他倖存。但對於那段親身經歷的過往，無疑是他一生的傷痛。

猶太人確實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不論是歷史上還是近現代。或許在二戰時期的波蘭，“上帝已死”，不然為什麼那裡成為死亡的樂土，炮彈如傾盆大雨，屍體堆積如山，儼然是人間廢墟。生殺大權不在上帝手上，而是納粹。

在希特勒的煽動之下，聖日耳曼民族是最神聖的，猶太民族是最低劣的，為了保持血統的純正，就要消滅所有猶太人。他的擁躉，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對此深信不疑。人類沙文主義，到現在也屢見不鮮，白種人嘲笑有色人種的案例比比皆是，不勝列舉。

在威逼誘騙之下，猶太人上了那一列列的火車，表面上是送到新的安置處，實際上那些車開向集中營，開向地獄，開向死亡。

面對這種命運，有些人選擇逆來順受，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有些人則是反抗，拿起武器視死如生。前者毫無疑問會被處決，而後者大部分也會失敗，但是後者唯一的好處就是，他們尊嚴地死去。

二戰告訴我們，“綏靖政策”會導致戰爭失敗，猶太人的歷史也告訴我們：活下去就是一切。即使在只有一塊奶糖的時候，也要切成六塊分著吃。

餘華在《活著》中寫道：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在我們中國的語言中充滿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如果說電影一味地控訴納粹的罪行，那就流於表面了，它經典就經典在對戰爭雙方人性的刻畫。

鋼琴師在逃難的時候，被德軍一名上校發現了，本該勢同水火的兩個人，上校卻因為美妙的深入人心的鋼琴聲動了惻隱之心，不僅沒有殺他，反而給他必要的援助和足夠的食物。

你可能以為這是導演為了歌頌人性的光輝故意而為之，就像導演兼編劇多納士馬克的《竊聽風暴》正式投拍時，獲得了許多前東德人的幫助，他得以在很多當初東德的機關大樓實地拍攝。而唯一拒絕了他拍攝請求的，就是前東德監獄博物館的館長，為什麼？館長說，因為這個劇本不符合史實：整個東德歷史，像維斯勒這樣“良心發現”的祕密警察，對不起，一個都沒有。

但這種人性光輝，你不能說沒有。拯救猶太人的辛德勒是一個例子，南京大屠殺時拯救20多萬中國人的約翰·拉貝也是一個例子。

而本片也是一個真實故事改編，那個德國軍官確確實實有原型。可惜，他也死於非命，死在俄國的戰俘營。

最讓人心有慼慼的地方在於，很多想活下去的人都沒能如願。無論是那些猶太人，還是那個德國軍官。

人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活下去，就意味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