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孫佳山
香港亂局，讓太多人痛惜。
過去兩個多月來，我們也看到頗多從不同角度切入，對香港時局、經濟、司法、教育、歷史等逐一拆解的文章，其中當然不乏真知灼見。
這次倒想在一個旁人鮮少論及的領域——從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風靡大中華文化圈的港片港劇的視角出發，進入當代港片港劇的內在視野，看看他們自己是如何看待香港的現實與未來。
困 境先從前幾年不少朋友都貢獻過票房的《寒戰》系列說起。
2013年，樑樂民、陸劍青聯袂打造的《寒戰1》在香港金像獎上獨攬九項大獎，平了當年《甜蜜蜜》創造的攬獎記錄，也被認為是繼《無間道》系列之後，香港最好的警匪片；《寒戰2》上映後不久，更是直接重新整理了香港本地的華語片票房紀錄。
那麼在“寒戰”之中，到底戳中了當下香港的什麼？
先看故事本身：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時也是“亞洲最安全城市”，豈料警隊接到匿名電話，對方聲稱劫持了警隊的一輛巡邏衝鋒車以及車內的全部警員。該事件自然引起了香港警隊的高度重視，套用在系列影片中都起到關鍵作用的廉政公署首席調查主任張國標（李治廷飾演）的話來說，“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水門事件’”。
“水門事件”對於美國和冷戰年代的資本主義陣營意味著什麼，恐怕不言而喻。因而《寒戰》系列在起點意義上，就不是簡單的警匪片，它首先要處理的，是這些年香港的現實遭遇以及其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在旺角爆炸、警車失蹤這種嚴峻挑戰面前，具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老港警”李文斌（梁家輝飾演）出於直覺，選擇了在和平年代規格最高，同時又能在最大程度上不被港英等舊勢力干擾的“寒戰”做為代號，意圖就是讓在背後博弈的各方勢力充分暴露。
而影片後續也證明，警務處長之爭不過是香港特首選舉爭奪戰的前戲；包括香港警隊在內，片中所有人都是受幕後勢力影響的棋子。
影片中，劉德華扮演的保安局局長陸明華有段經典臺詞：
“香港是一個實踐普通法的城市，在編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動之前是不需要向我彙報的。在提問之前，你們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為這是我們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亞洲最安全城市的一個核心價值”。
當時影片剛上映之際，我們為影片中的反面人物利用香港三司十三局、三權分立的普通法治理的結構性漏洞來興風作浪而倍感震驚；可香港今天的現實，卻讓片中的情節顯得“那都不算事兒”，梁家輝、劉德華、郭富城等飾演的片中人物對“香港核心價值”的苦苦追索，正遭遇著鏡頭之外的香港現實的無情嘲諷與褻瀆。
然而最大的悖論在於，普通法體系的司法制度、執法機構不僅對於破獲旺角爆炸、警車失蹤等案件無能為力，甚至都不能保證作為正面人物的由郭富城飾演的警務處副處長劉傑輝的家庭安危。於是走頭無路的他，反而是在保安局局長陸明華的暗示下，“非常時期,用非常方法”，被迫也只能擅自調動嫌犯，未經任何授權進行監聽——也就是開始事實上的普通法之外的“法外執法”。
而在今年暑期檔的《掃毒2》裡，當香港現行的普通法的司法秩序無法有效遏制毒販的猖獗，富豪餘順天（劉德華飾演）為了他的正義就同樣只好“法外執法”——和《寒戰》等片一樣，乾脆將槍戰撲騰到了港鐵。
於是，影片中的“正義”便不免有了尷尬的“現實共振”：當只有有責任感富豪的“法外執法”才能維護這份正義，那麼苗僑偉飾演的港警就只能和《寒戰》系列中的港警一樣，除了在邊上看著，還真的是愛莫能助啊。
總之，上述港片中的一幕幕影像，都深切地折射出了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冷戰“櫥窗”背後，普通法治理“模範”城市幻象根基的動搖和瓦解。
正 義在這個意義上，《寒戰2》中，李文斌和被人為洗掉原身份的前O記憶臥底何國正（楊佑寧飾演），在便利店門前的絕望對視和生死訣別的那一幕，何嘗不是臥底題材乃至整個港式警匪片在這個年代裡的絕望和訣別？
傳統港式警匪片中的江湖義氣、兄弟情義背後的正義本身，在這個年代開始有了“瑕疵”——這也是港式警匪片在新世紀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
正義之所以為正義，就是因為其區間有著明確的邊界；而一旦正義的疆界開始被重新書寫，在現代世界體系當中，便通常意味著重大歷史轉折。
正是這種結構性變化，使從《無間道》到《黑社會》，無論是迴歸之後警匪之間重新界定身份的“重新做人”，還是以黑幫內部的傳承來隱喻大陸與香港的深度融合......那些世紀初的影像，相較於當下香港現實的尺度與口味，都不過是隔靴搔癢。
當然，這些影片中所投射出的正義的“瑕疵”，絕不僅僅是香港一時一事之問題。冷戰、後冷戰格局的全球性終結和離場，使得三權分立的普通法治理模式，並不只在香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比如同期的南韓臥底題材警匪片《新世界》，就講述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影片的力量同樣來自於，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正義邊界的重新書寫。
所以一個看似“暗黑”的結局，反倒是前所未有地順理成章——警方臥底徹底“黑化”：不僅在幫派施行內部大清洗，還索性設計幹掉了自己黑白兩道的上級。
其實，重要的並不是正面形象的主人公的江湖義氣、兄弟情義是否有“瑕疵”，而是，當這些正面形象所依託的世界觀、價值觀出現“瑕疵”的時候，也就是當普通法體系不再能有效保障香港的安全——法律不再能有效代表正義、覆蓋正義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評價他們，或者說，我們該如何評價我們自身？
這的的確確不是電影、電視劇所能承載的命題，而是香港必須正視和迴應的歷史命題。
交 鋒何況，這種“瑕疵”還並不僅限於警匪片。
比如在一部不太起眼的，由劉德華監製的迷你劇《東方華爾街》裡，經濟學教授葉抱一（吳鎮宇飾演）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對香港普通法體系下的金融制度深感失望——影片的隱喻的確過於絕望，這個經濟學教授覺得，普通法治理下的香港現行金融秩序，只有推倒重來才有希望。
這部電視劇有一個突出的，有別於當年港劇高潮年代的《大時代》《創世紀》的閃光點，就是對於今日香港而言，非常難得的新的地緣政治眼界。並不是普通法治理的新加坡，卻在經濟、金融等方方面面日漸取代“實踐普通法”的香港，這在劇中是橫跨20年的基本背景。
這部電視劇卻並沒有將原因歸咎於《竊聽風雲》式的金融“過家家”，而是清晰地看到正是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權力關係的新一輪翻轉，造成了香港正在被衝擊的現實——普通法治理並不能再提供，現在回過頭來看，哪怕只是短短20多年的曾經所謂“保障”。
因為歷史總是在迴圈中向前發展，20年前香港迴歸之際沒有解決的老問題，在20年後的當下現實中再度降臨——索羅斯又來了。為了配合美英等的國家利益，索羅斯試圖再次攻擊香港金融市場。而香港又一次在祖國的庇護下度過難關之後，除了在經濟、金融上儘可能減少損失，香港又能拿索羅斯及其背後的勢力怎樣？
就像在《寒戰2》的結尾處，劉傑輝在機場與前警務處長蔡元祺的對峙，既展現出蔡元祺背後的幕後黑手的佈局和野心，同時也將普通法治理下的整個香港，面對這種挑戰和挑釁時的無力和羸弱暴露的一覽無遺——面對顯然是港英等舊勢力前臺代言的前警務處長的囂張和不屑，劉傑輝至多也只能用特赦和驅逐出境等手段來應對。
顯然，以蔡元祺為代表的港英等舊勢力已經是今日之香港所不能面對和承受的過往，當下香港正深陷在被其操控和玩弄的境地。
在《寒戰2》影子內閣的密室會議中，那句“不管將來怎樣，我們只會過得更好”，赤裸裸地將冷戰、後冷戰年代所標榜的普通法治理的典範城市形象撕得粉碎。所謂三司十八局的三權分立制度，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玩弄權謀的工具。
毫無疑問，類似影片中所呈現出的香港，是在新舊地緣政治格局的情勢下，各派勢力激烈交鋒、博弈的場所和中介。
在樑樂民、陸劍青的《赤道》系列裡，這一症候更是圖窮匕見。
儘管該系列目前只推出了第一部，但在《赤道1》中各條線索即已充分明了：香港已成為東北亞核危機的直接交鋒戰場；基於地緣政治的大國博弈，在圍繞核彈何時轉移、如何轉移出香港等問題上得到了充分彰顯；香港的安全部門和警隊各色人等則淪為了政治角力的副產品……
正是由於香港所身處的地緣政治座標出現了系統性的偏移和調整，包括警匪、金融等各式題材在內的港片、港劇，只能、也必須尋找新的表意空間。
出 路我們都知道，並不是只有在政治經濟週期的高點才能誕生偉大的影視作品，如果能夠在時代浪潮的沉浮中，對於自身命運有了更新的感受和認知，那又何嘗不是這一歷史週期內港片港劇，乃至香港社會的最大收穫？
在《寒戰》系列、《赤道》、《東方華爾街》等徹底打破了冷戰和後冷戰年代，香港作為資本主義“櫥窗”，被人為精心佈置的意識形態幻象之後，更為絕望的港片港劇，未嘗不是正在尋找一個全新的起點？
豐富的社會現實倒是使得近年來的香港電影呈現出回暖的趨勢，出現了《踏血尋梅》《樹大招風》《十年》《老笠》《選老頂》《Good Take！》等一系列不同型別、風格，也極具爭議的“新”港片。
一批上世紀80年前後出生的年輕導演和編劇開始登上港片港劇的舞臺，與前輩相比，他們有著不一樣的知識儲備、情感結構、藝術感受和表達方式，也正在試圖創造出一批在精神氣質上溢位傳統範疇的“新”港片港劇。
需要做的是，真正關注香港社會的底層，打破普通法治理的意識形態迷霧。這既是探索港片港劇的全新的表意空間，進而實現包括警匪、金融等在內的，港片、港劇的各式題材、型別不斷推陳出新的有效途徑，也是使港片港劇在當下過於喧囂的現實話語場域下，能夠沉澱下來的唯一可能。
在此基礎上，行將“冷靜”下來的也不僅僅是港片港劇，還有可能是對於當下香港來說最為重要的，真正成熟、開闊、理性的政治意識。正如同《東方華爾街》中葉抱一的臺詞——“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