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紙幣流通千年史,是一部通貨膨脹史。紙幣發行幾乎是弊端百出,與通貨膨脹相始終,從宋代至清代,一直如此。
為什麼紙幣從一開始產生,其流通效果就不好呢?我們以歷史的眼光從其最初產生的基礎及產生的背景出發,進行分析。
紙幣發行的理論依託從歷代鑄幣減重和鑄大錢的經驗中,可以引匯出紙幣發行。管子認為,貨幣乃先王所造,當百則百,當千則千,莫敢違背。
清朝王鎏認為:
憑藉國家的權力,就可以決定紙幣的無限法償能力,行鈔不會發生貶值,不管國家對紙幣規定為多少面值,紙幣都能按照已規定的面值流通無阻。
然而這完全是主觀想象,以主觀意志來對抗紙幣流通的客觀規律,理論上就犯了根本性的錯況。從貨幣國定說的觀點出發,主觀決定貨幣發行,這樣,紙幣的發行效果當然不會好。
紙幣產生的歷史背景歷代紙幣,大多是在戰亂年代或財政困難的情況下發行的,宋時錢引、會子以及後來的金交鈔、元鈔、順治鈔貫、咸豐官票寶鈔等都是這樣,政府都把發鈔作為籌措軍費、解決財政赤字的手段,宋仁宗將交子收為官辦,也是適應當時的財政需要,當時宋王朝政局雖還算平穩,但財政負擔不輕,對西夏用兵的軍費開支也使財政越來越困難,發鈔不失為財源之一。
可見,紙幣產生是先天不足,而封建各王朝後期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惡化,對幣值的不穩定影響極大,加上人為因素,通貨膨脹是必然的。
1.用於彌補國家財政虧空。政治上的腐敗,戰爭的頻繁,使正常的賦稅收入不足以滿足財政需要,於是統治階級就利用手中掌握的發鈔權,濫發紙幣,彌補財政虧空,根本不考慮國民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通貨膨脹此起彼伏,一次比一次嚴重。
2.用於等辦軍餉。這在歷史上多有記載,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年),益州交子務在陝西發行交子60萬貫,以支付糧草費。哲宗紹聖年間(1094-1098年),為對付西夏,在陝西沿邊募兵籌餉,不斷增發交子,從數十萬到數百萬貫不等。
南宋初,宣撫處置使張俊增印錢引100萬緡,以助軍食……這些增發的紙幣,都無發行準備,也沒有相應的物資對應,自然引起幣值下跌,物價上漲。
3.用於增加國家財富。以一紙無價值的紙鈔,無償徵收民間財物。歷代各朝都承認,在每次換髮新鈔、壓價收兌舊鈔、倒鈔等,都大獲其利。
總之,封建社會各次紙幣發行氾濫,都是為了滿足封建統治集團的需要,目的是為了戰爭、搜刮人民脂膏,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聯絡不大,它沒有可靠的物質基礎,這就決定了紙幣的發行效果不會太好。
從紙幣產生髮展的歷史,以及從世界各國紙幣流通的實際情況看,都只是通貨膨脹率高低的不同,而不存在有沒有通貨膨脹的問題。那麼是不是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必然發生通貨膨脹呢?通貨膨脹的產生是眾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紙幣流通具有產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在現實中卻成了必然性。
紙幣作為貨幣符號,其不同於金屬貨幣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紙幣一旦進入流通就不再退出流通,因而,紙幣的流通數量影響商品的價格。流通中紙幣量多了,單位紙幣的價值下降,以紙幣表示的商品價格因而上漲。紙幣的這種不退出流通性,就包含了通貨膨脹的可能。
從紙幣發行看,交子成為正式的國家紙幣後,就發展為不兌現紙幣,也沒有了發行準備,實際上,國家權力代替了發行準備,因此紙幣發行的強有力的上限不存在了,紙幣的發行量失去了這一界限的控制,紙幣的過量發行就成為經常現象,紙幣發行準備的不足,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
紙幣發行的歷史證明,紙幣在流通中,是代替金屬貨幣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因此,紙幣的流通量,是以金屬貨幣流通規律為基礎的,紙幣的發行量,不能超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屬貨幣量,否則會引起通貨膨脹,即貨幣貶值,物價上漲,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不管古代封建王朝如何暴戾恣睢、大權在握、生殺予奪,也不管現代政權如何“文明”地濫發紙幣,其結果都無法逃脫這一規律的嚴厲懲罰。
然而,不幸的是,紙幣流通產生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在歷史與當代社會似乎都演變成了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