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有220萬人志願登記捐獻人體器官。過去十二年，在王耀的工作間裡，近千具遺體被解剖、製作成人體標本，供醫學院教學或科研。在離死亡最近的職業中，他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種延續。

人體標本

四川大學華西校區的嘉德堂，在林立的教學樓中極不起眼。古舊的瓦礫和殘破的圍牆經修繕後，仍顯得冷清。北邊的鐵門緊鎖，門邊房間裡紫外燈整夜閃爍，知情的學生經過時，都會下意識捂住口鼻繞道而行，避免聞到刺鼻的福爾馬林酸臭味。

這裡是人體解剖樓，我工作的地方。

我是一名人體標本製作師，要將捐贈的遺體制作成人體標本，供醫學院教學或科研使用。從接收、運送遺體，到製作、儲存標本，都由我一人操作。解剖樓裡的老師，偶爾來幫幫忙。

這個職業沒有明確的就業體系，往往是院系內指派。可每天要和屍體待在一起，沒人願意幹這個活兒。

2008年，我收到了在解剖樓做人體標本的工作邀請。40歲之前，我一直在華西血管科做樓層管理員。當時，兒子還在念書，老家的父母需要贍養。做樓管的收入低，我決定試試這份待遇更好的工作。做人體標本是技術活兒，人到中年，我也想掌握一門手藝。

雖不是學醫出身，但我在華西這個圈子待久了，自學了醫學知識，對人體血管構造和解剖結構有一定了解。在教研室正式學習了兩個月後，我就上崗了。

第一次處理標本時，我的心懸到了嗓子眼。為了不讓外人看見，標本製作間的捲簾門通常是關著的，那天我特意將門開了半人高。

圖|標本製作間的門常關著

穿上白大褂、橡膠靴子，戴好手套和口罩，我站在兩個金屬解剖臺之間深呼吸，準備著手處理面前這具從醫院運來的屍體。屍體已經高度腐爛，面容損毀、生蛆，發腫發脹，血管也不完整，只能取骨做成人體骨標本。

取骨的過程冗長而繁雜。屍體擺在左邊解剖臺上，切開面板、肌肉組織，細細剔除附著在骨頭上的肌肉，才能取出骨組織。頭顱上的軟組織尤為緊密，清理完畢，還要用骨鋸切開頭顱，取出顱骨內的大腦和延伸至脊柱的脊髓。右邊解剖臺上，軟組織堆成小山，等著被送去殯儀館火化。

往常只能在小說裡看到的分屍場景，赫然擺在眼前，我強忍著心理與生理上的不適，汗水早已浸透了衣服。

接下來是煮骨頭。將取出來的骨頭放進一個大砂鍋裡，根據骨質的狀態，小火煮三到五天。要是控制不好火候，很容易煮爛。我只敢煮一具屍體，等後來熟練了，一鍋能煮7到8人的骨頭。等煮好了，颳去殘餘的肌肉和結締組織，再用丙酮浸泡，一具光亮的人體骨標本就完成了。

圖|人體器官標本展示架

自那天起，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間屋子裡度過。接收新鮮的遺體（在醫學角度，一般未冷藏的遺體在6-8小時內要做成標本，冷藏最多儲存一天），製作成完好的大體標本。灌注組織儲存液時，不小心將福爾馬林濺到身上，洗上五遍澡也除不淨身上的味道，連吃飯、喝水都沒了胃口。

我花了很長時間來習慣這味道，一面積累技術經驗，一面克服內心的恐懼。

那年夏天，一天晚上，我接回一位老人的遺體，準備和助手一起搬到後院的弔唁間，等待家屬進行告別儀式。弔唁間是一個二十平的房間，正中間擺著一臺冰棺，右側牆上的畫幅上寫著“向無私的遺體捐贈者致敬”。

圖|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的弔唁間

我倆準備將老人的裹屍袋放入冰棺，我抬著背部和腰部，助手抬著腿。突然，從裹屍袋裡傳出低沉而清晰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助手嚇得一哆嗦，鬆開手跳到一邊，我的手臂被壓在遺體下方，腦子一片空白。

我趕緊抽出手臂，咬緊牙關，小心翼翼地開啟裹屍袋，從老人壽衣胸前口袋裡摸出一個老式收音機。收音機正迴圈播放著大悲咒。原來是剛剛搬屍體時不小心碰到了開關，那時候經驗不足，被嚇得丟魂落魄。

還有一次，我在操作間處理兩具屍體。在操作檯灌注好一具完整遺體後，轉身處理另一具開胸術後需要取骨的遺體。剛轉身拿起解剖刀，有人在後邊輕輕拍了一下我的屁股。我頓時頭皮發麻，手裡的刀掉在解剖臺上，發出金屬碰撞的清脆響聲。我撒腿就跑，從留著縫的捲簾門鑽出去，坐在門口臺階上，半天沒緩過神來。

等我心跳平復下來，彎腰從門縫偷看裡面，才發現是那具遺體灌多了組織儲存液，手臂自然伸出了工作臺。說到底還是業務不熟，後來我常跟自己說，不做虧心事，尊重逝者，就不怕什麼稀奇事兒。

逝者家屬

過去12年，近千具遺體在我手中製作成標本，他們的背後是上千個家庭。接收遺體多在傍晚或凌晨，只要接到紅十字會的電話，便要立馬開上一輛全順廂式貨車，前往成都或周邊縣市的捐獻者家中。

圖|接送遺體的車

有一次，我和紅會的同事趕往綿陽接收剛逝世的遺體。到了之後，我們敲了半天門，才得到迴應，來開門的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

“你好，逝者呢？”

“陽臺上，你們去抬吧。”小姑娘淡淡地回了一句，轉身坐回桌子跟前，繼續玩手機遊戲。她衣著簡陋，頭髮亂糟糟的，看上去很沒精神。我掃了一眼這間有些破舊的屋子，生活用品胡亂擺放著，書桌上放著一堆充電線，角落的課本上落了一層灰。

我走到陽臺，拉開門，一具男性屍體被斜著擱在地上，毛巾蓋著他的頭，腳下壓著被單。應該是小姑娘從床上拖到陽臺上去的。

“告別儀式你要做一下麼？”我問道。一般，家人都要幫逝者整理衣服，梳妝一番。

“不用了，你們趕緊抬走吧。”她說話的時候，視線都沒有離開手機螢幕。

我一時分辨不出，她這樣的態度是出於怨恨還是悲傷。將遺體抬上車後，紅會的同事告訴，那個丫頭19歲，小時候母親跑了，父親患病，沒有經濟能力供她生活，反而臥病在床，需要女兒照顧。捐贈遺體是她父親的主意，說這樣不用女兒操心喪葬費。

我也遇到過態度很惡劣的家屬。2015年，我冒雨前往遂寧一戶遺體捐贈家庭。門一開，一股惡臭撲面而來。地上散落著沾滿汙穢的紙尿布，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來到逝者的床邊，幾個年輕人嚷嚷著“趕緊抬走”，我照例詢問告別儀式，他們不耐煩地擺擺手。

我和同伴抬起老人時，發現他的腿腹已經長滿了壓瘡，滲出的組織液浸溼了床單，稍一用力，一塊面板粘留在床單上。

“家屬來幫幫忙，用床單幫忙兜著一下。”我抬頭看著那幾個人，他們的臉上寫滿了厭惡和拒絕。其中一個看上去像是老人的兒子，他直說：“髒死了。”

我們沒辦法，只好動作更慢一些，將遺體抬出這個家。身後的大門“嘭”的一聲關上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我無奈地和同伴說：“只有我們來陪這個老人家走完最後一段路了。”

我見過的大多數家庭，還是很溫馨的，會和逝者好好告別。四年前，同樣是在遂寧，紅會通知我去接一箇中年女性逝者，她多年高位截癱，去世時多器官功能衰竭。我來到她家已是傍晚，家屬對我很熱情，短暫的寒暄後，我了解到逝者剛剛在家過完50歲生日。

她21歲那年出了車禍，在家躺了整整29年，由父母和弟弟照顧。弟弟有了家庭後，依然會帶上妻子一起照料姐姐。洗澡、擦拭、翻身，每天出門晒太陽。弟弟專門租了一間一樓的兩居室，便於父母推姐姐出門。

檢查遺體時，我發現整個背部、腿腹沒有一點壓瘡的痕跡，膕窩、肘窩也沒有汙垢，頭髮也洗得乾乾淨淨，盤在腦後。家屬幫著我將遺體抬上車，面容帶著微笑，送了逝者最後一程。

離開後，我在後視鏡裡看到一家人在揮手告別，再看了看車廂裡的女人，感嘆道：“你比許多活著的人都要幸福。”

捐獻者

中中國人講究入土為安。遺體捐贈，與傳統思想背道而馳，對捐贈者和家人而言，是一件大事。十多年前，遺體捐贈者大多來自醫學院或有醫學背景，現在，隨著社會開放，城市中有遺體捐贈想法的老人也越來越多。

最近兩年，常有老頭兒老太太通過紅十字會或醫學院找到我，諮詢遺體捐贈的問題，這些老人並不忌諱談論“死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來自來自農村的老人，她稍微有些駝背，滿頭白髮，雙手佈滿老繭。這個婆婆認不得字，在鄉鎮衛生院聽說，“遺體捐贈可以為國家醫學事業做貢獻，獲得一張捐獻證書”，就揹著包坐大巴進了城。

我這兒不好找，她在華西壩走了三圈才找到，累得一句話都說不清楚。我讓她坐著休息了一會兒，她開口便說道：“我死了之後，能不能把遺體捐給國家做點貢獻，給你講一下就可以是吧？”

我遞給她一張遺體捐贈表：“老人家，這張表你要拿回家，和家裡商量之後，直系親屬和你簽了字才算同意遺體捐贈。”

婆婆抓緊了手中的表，滿意地點頭：“好，有這個表，我死了我兒子就不得把我搞忘咯。”

很多老人，都想給家裡人留個念想，我繼續囑咐道：“老人家，這個表填好了要拿給我們，證書要等遺體捐贈後才會發給你的家人。”

“喔，那到時候你們要記得把證書拿給我兒子，我兒子長這樣……”說著，婆婆從包裡拿出一張照片，指給我看。她說，兒子在城裡打工定居，等她去世了，過年才能到墳前悼念，有了一張證書在兒子身邊，隨時都能看看。

不過，在解剖樓的儲藏室裡，有兩張無人認領的捐贈證明。去年，我遇上一對老夫妻，他們無兒無女，挽著手一起拿走了遺體捐贈登記表。兩位老人走到了金婚之年，無兒無女，互相給對方簽了名。不到三個月，他們相繼去世。

圖|解剖樓大廳

遺體捐贈者不願意被社會遺忘，試圖在世間留下存在過的痕跡。我打心底尊重他們，每次處理遺體前，我習慣鞠上一躬，細心為他們剃去頭髮，再開始解剖。

這些大體標本，在每年的新學期被送往教室，有時候搬運結束，我不會馬上離開。在一旁看著學生們拿起解剖刀，劃開人體標本。他們用鑷子分離肌肉，用骨剪剪開肋骨，辨認心臟、肝臟、胃和重要的解剖結構，開啟顱骨，取出大腦，討論大腦和神經對機體的支配和控制。

這些場面，常常讓我想到，走上手術檯的醫生們腦海中的解剖結構，與我的工作有關，這讓我很有成就感。過幾年我就要退休了，我會簽署自己的遺體捐贈表，為這份工作畫上圓滿的句號。

*根據當事人王耀口述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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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黃全仙

編輯 | 成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