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師生活

這幾人剛剛離去，肇倩小學又迎來一位新的女教師。她叫蔣英，是吳懷德他們的同學，也是省立鎮江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她應該也在棲霞山培訓過一學期，可是卻眼生得很。蔣英比我大三、四歲，身材不高，知識水平卻較高。一雙大眼睛，人也聰明。開學後，我和她同教五、六年級合班的複式班，我教語文，她教算術。以後又都兼了分校的唱遊課。

複式班的教學其實並不複雜，關鍵在於把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安排好，錯次進行，使其各得其所。做好了，更能調動學生學習時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完全可以保證教學質量。

農村孩子上到高小大多已是十三、四，十五、六歲的年紀，不少人放學後還要幫助家中幹活，個別已像小大人模樣，正處於生理、心理和智力發育的旺盛期，接受能力很強。他們對於我和蔣英這兩位外地來的教師很歡迎，也很尊敬。所以我們的教學工作進行得也很順利。

開學前夕返校的有兩位老師，一位是是本地人陳書彭，一位是丹陽人史家隆。

陳書彭專管設在二村的分校，如果不開全校教師會，他是不來大祠堂學校本部的。他的家在淳溪鎮，星期六放學後回家，星期日下午或者星期一清早趕回分校。一個人在分校自炊自食，管著四、五十個一、二年級的小學生學習，確也相當辛苦。正如剛到學校時陳天籟希望的那樣，當時來的三個人雖然走了兩個，只留下一個，現在又來了一個蔣英，兩名生力軍，分校的唱遊課終於開成了。我去六村分校教唱遊，蔣英去二村分校教唱遊。後來大祠堂低年級的唱遊課也讓我教，我也是來者不拒，愉快接受。看到孩子們在唱遊課上唱得那麼高興，玩得那麼開心，我也更加興致勃勃，不覺得勞累。

史家隆是鎮江區立師範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半年前與吳鳳華分配來肇倩小學。放暑假後，吳鳳華調往縣文化館，他回家度假。現在返校繼續教課。我與他相識，自然也就容易親近些。學校把我和他安排在一間宿舍居住，同時宿舍也就是辦公室。宿舍兩旁都是教室，上課極其方便，轉身就到。

史家隆水平一般，無甚突出之處。讓他教中年級課程，還是認真稱職的。校長陳天籟有時對他過於苛求，我就忍不住為史辯解幾句。陳不願與我爭執，往往我一發聲，他也就不再對史批評。在我，只是一點小小的意氣用事，覺得陳對史的批評大有以上壓下，恃強凌弱的意味，我在打抱不平。客觀上便好像我在幫助史家隆對抗校長，陳便不高興。但是陳不跟我說，而是跟別人說，別人再跟我說。我很不理解，為什麼要兜這麼一個圈子，跟我當面直說不好嗎？以後我才懂得，這正是我不懂人情世故，非常幼稚的表現。

開學前，教導主任韓普先就把各班級的課程表排好，把各位教師的任課表交到教師手中。做得相當規範、妥善。同時交到教師手中的還有校長陳天籟填發的聘書。這聘書只填寫教師姓名和擔任哪個年級什麼課程的內容，並無薪酬和聘期的規定。嚴格說，算不得聘書。實際上教師的錄用、任命、調動、薪酬、獎懲等許可權早已不在學校校長手中，而在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手中。陳天籟沿襲舊制發給聘書，卻又無法寫出給受聘者的報酬等相關內容，真是太過於形式主義，不如不搞的好。

給高年級複式班上課時我發現學生中的性別比很懸殊，五年級22個學生只有兩個女孩子，六年級19個學生則全是男生。這說明農民中仍舊普遍存在重男輕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等陳舊觀念，以及不願意讓女孩子多讀書的偏狹思想。許多家長認為女兒終究是別人家的人，能識一點字，會寫信、記賬就行了。家中富有又受父母鐘愛的女孩子，或許能上到高中畢業。這在城裡不算稀罕事，在鄉村絕對是鳳毛麟角，難得一見。兒童受教育的性別差如此之大，成人中文盲的比率自然會女多男少。土改運動後期各村紛紛辦起夜校，特別注意動員婦女入學，把學習文化和婚姻自主作為婦女翻身的主要內容和奮鬥目標，的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新學期開始不久的一個星期天，在肇倩小學召開全區小學教師大會。臨城區當時是九個鄉，兩年後把滄溪區的北固鄉划過來才成為十個鄉。九個鄉只有肇倩、長樂兩個鄉是完全小學，每校七、八人，太安鄉甘村小學是多班初小，三。四人，其餘各鄉的小學都是單班小學，有的有兩所，有的只有一所。每所小學只有一位教師，也就無所謂校長、教師、工友之別，統稱“老師”。鄉民則稱他們為“秀秀”。這些“秀秀”全部到齊，也就三十人左右。

這樣的全區教師大會，以前開過多次，已形成一定的程式。人準時到齊，到齊就開，開完就散。沒有茶水招待，更沒有午餐可享。反正路最遠的也不過十二、三里，來回用兩個小時，開會用兩個小時，不吃不喝，對這些已經習慣艱苦生活的鄉村教師來說，真不算什麼事兒。這一次開會，陳天籟是東道主，主持會議。他首先把我和蔣英這兩位新教師向大家鄭重介紹了一番，又帶頭與大家一起熱烈鼓掌，表示歡迎。然後才轉入正題，請區文教助理夏友文做主旨報告。這報告無非是新學期開始作為主管領導該說的一些老話、套話，看不出這位夏助理有什麼高明之處。但是教師們無不屏息聆聽，不敢稍懈。不少人還往筆記本上記下要點。

夏友文是本地人，高中學歷，三十出頭年紀，稍圓一些的國字臉，說話沉著冷靜，不急不慢，很有領導氣派。他身穿灰色幹部服，儼然也是一名革命幹部。他算區裡的幹部，同時又聽從縣教育科指揮。在教師們面前，他就是絕對領導，是政府化身。有教師跟他講話或者打招呼，他也露出一絲笑意，但那笑模樣卻像是擠出來的，還不如不笑時自然。半年多以後，我調到區文化站工作，在區政府食堂吃飯，參加區裡的許多會議，與區裡的幹部們一起學習各種政策和檔案，有時還受區領導指派在政治學習時作一些輔導發言，與夏友文助理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對他的笑容也就見得更多了。那可是與在教師面前露出的笑容大不一樣。特別是他在區委書記、區長面前時，那笑不是擠出來而是堆出來的。不光滿臉堆笑，長時間笑容不變，甚至還配合著手勢、語氣、身姿，使笑模樣發揮最大的取悅對方的功能。對比之餘，我更覺得此人諂上驕下，心術不正。雖然穿著幹部服，有著革命幹部的身份，卻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從解放到此時，我見過不少大大小小的革命幹部，卻在這偏遠的鄉村中見到了在教師面前最能擺威的一位。

舊社會官場中流行著一句話，形容那些混事的官僚是“上拍，中吹，下壓”，看來夏友文把這種惡劣的作風帶進革命隊伍中了。這種假模假式，故作姿態，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假洋鬼子”，誠不足 懼，卻也必須小心對待。因為不知何時，他就對你使壞。俗話說，“見面三相”，雖然或許有失偏頗，卻也不無道理。據此作出初步判斷，“雖不中，亦不遠矣”。

五年後，在“肅反”運動開始不久，區委派通訊員到他搞中心工作的駐在鄉，傳喚他回區時，他自知不妙，一路蔫頭耷腦，面色如灰（比“土”略強一些），施施而行，完全沒有了領導氣派。不久便聽說，他被“雙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清理出革命隊伍，回家當了老百姓。此類人和事後來見得多了，我又悟出一個道理，許多有歷史問題、出身不好或有所圖謀者，往往會裝扮成比真正的革命者更為革命的姿態，欺世惑眾，隱瞞真相。若遇此種人物，務必謹慎小心，多問幾個為什麼和果真如此？肯定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