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資料統計，黨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其中最重要的有32次。本文所講的苟壩會議儘管知道的人不多，但它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卻有著重要的地位。正是這次會議，使紅軍避免了被葬送的危險，同時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軍事領導地位。儘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不是他在苟壩會議上力排眾議，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那麼，黨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的處境將不堪設想……

苟壩會議召開背景

1935年2月24日至28日，中央紅軍在五天內，取桐梓、佔婁山關，奪遵義，擊潰和殲滅國民黨軍隊2個師零8個團，傷斃敵2400餘人，俘虜30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遵義戰役勝利，是為遵義會議以後一次鼓舞士氣、穩定軍心的大捷。

蔣介石震怒異常，急調多路大軍再次進擊遵義，同時加強烏江防禦，防止紅軍與第二、六軍團在湘西會師。

針對蔣介石的這個部署，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採納毛澤東的意見，將計就計，以部分兵力佔據婁山關一帶有利地形，以阻止敵人南進；另外再派一支機動部隊，在遵義鴨溪地區虛張聲勢，尋找機會殲滅敵軍。

1935年3月4日，中革軍委釋出命令：“為加強和統一作戰起見，茲於此次戰役特設剪短司令部，委託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也在同一天，為誘使敵軍出動，中央紅軍陸續撤離遵義，移師至遵義西南以鴨溪為中心的地區活動。

但紅軍誘敵出動的計劃沒有成功。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在遵義戰役中遭到重創後，紅軍的另一個目標、蔣介石嫡系部隊周渾元部警惕性非常高，一直不曾進入紅軍伏擊地區，紅軍兩次尋殲該部，均未能實現。

3月5日凌晨3時，中革軍委致電紅軍各團，決定讓中央紅軍主力埋伏在遵義至仁懷的路上，襲擊“追巢”的周渾元部，並指示“各軍團一到集中地即接受前敵司令部指揮”。凌晨6時30分，毛澤東、朱德與前敵司令部離開遵義，趕往鴨溪。

一封緊急電報引發一個緊急會議

3月9日，中央縱隊到達距離遵義百里之外的狗壩（今貴州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苟壩只是一個不大的小壩子，東西寬1000米，南北長3000米，周圍群山圍繞，形似平躺的葫蘆。中間有一條穿壩而過的小河，壩子北面是山勢險峻的馬鬃嶺。在馬鬃嶺下，就是後來召開“苟壩會議”的會址——盧家大院，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新房子。

3月10日凌晨一點，前敵司令部接到林彪、聶榮臻發來的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它頓時掀起軒然大波。

電報中，林、聶二人建議紅軍停止尋殲周渾元部，改為進攻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縣城）。電文內容如下：

（萬急）朱主席：

關於目前行動，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昌（舊鎮名，今貴州金沙縣）、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方法如下：

1.以三軍團之兩個團經安底、兒母洞向三重堰前進，以三日行程趕到，切斷三重堰之西安寨地域之敵黔西之路。

2.三軍團另兩個團及一軍團之兩個團，明日協同消滅西安寨之敵，一軍團之兩個團明日經洪關壩，十三時到達泮[pàn]水，斷西安寨敵退新場之路，三軍團之兩個團經波羅海到西安寨，於十四時到達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十五里）。十一日，此一、三軍團之各兩個團到達打鼓新場。

3.一軍團主力四個團經永安寺、無馬口、巖孔，於十一日到達打鼓新場附近攻擊，幹部團明日佯攻周敵。

4.五軍團為總預備隊，明日由原地出發向打鼓新場前進，限十一日到達。

5.九軍團任務仍舊。

電文很長，部署詳細、縝密，對各部隊行程時間、途經地區、到達的具體位置等都有計劃，可以想見是林彪、聶榮臻二人經過反覆商討後發出的。中共中央非常重視，於10日當天在狗壩（苟壩）村召開了緊急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是否可行。這次會議，史稱“苟壩會議”。

除第一、第九軍團因駐地太遠，領導未能出席以外，中央領導和各軍團負責人均出席了會議，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劉伯承、李富春、博古、鄧小平、劉少奇、陳雲、彭德懷、張雲逸、葉劍英、凱豐、鄧發、楊尚昆、李維漢等。

會上，大家覺得林、聶二人的建議不無道理。當時，打鼓新場是黔北重鎮，地勢險要，商賈雲集，位居四大場鎮之首。當地百姓有“一打鼓、二永新、三鴨溪、四茅臺”的說法。

林、聶二人之所以建議進攻打鼓新場，主要認為這地方只有黔軍的兩個“雙槍”團駐守。所謂“雙槍”，就是一手拿步槍，一手拿煙槍。這兩個團裝備落後，軍紀廢弛，戰鬥力很差。在與紅軍的多次交戰中，黔軍從未勝過。因此，與黔軍這兩個團打，紅軍有心理優勢。按林、聶二人的部署，集中第一、三軍團進攻打鼓新場，完全可以輕取，可為進取黔西，開闢新的根據地打下良好基礎。

這樣分析下來，與會人員都同意林、聶的建議，攻取打鼓新場。

毛澤東提議被否定， 深夜提關馬燈找周恩來商量

進攻打鼓新場的結局真有這樣樂觀嗎？毛澤東不這樣認為。

事實上，早在雲南威信境內，毛澤東就有把滇軍調到貴州腹地來，再繞個大圈子把中央紅軍帶出蔣介石包圍圈，進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想法。同時，軍委二局在截獲的國民黨電報中得知，國民黨已經調動大部隊開往遵義，打鼓新場周圍的態勢，對紅軍來說相當不妙。

雖然表面上只有兩個“雙槍”團把守，但打鼓新場防備森嚴，工事堅固；而且，在它周圍有數量龐大的國民黨軍隊。其西北面的魯班場、壇廠有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 部3個師近5萬人；西南面畢節地區有滇軍孫渡6個旅又兩個團；南面有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已經進抵遵義縣刀靶水，約2個師3萬多人；東南面川軍郭勳祺模範師已經佔領遵義；國民黨中央軍上官雲相3個師，及川軍的3個旅又8個保安團，也已推進到松坎、桐梓地區。

國民黨十多萬人的軍隊從四面八方湧來，遵義、鴨溪、楓香山、打鼓新場已呈被包圍之勢。據此，毛澤東認為，如果在打鼓新場不能快速解決戰鬥，萬一敵軍來援，紅軍就會腹背受敵，被國民黨100團圍殲，給紅軍帶來滅頂之災。

毛澤東剛說出自己的分析，就遭到有些人的反對，有人甚至說：“你是不是被土城失利嚇得膽小了？”

土城戰役是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恢復軍事指揮權後所指揮的第一場大仗。由於戰前資訊不準確，使原計劃的速戰速決變為拉鋸戰、焦灼戰，幾場戰鬥下來，雖然殲敵不少，但紅軍也損失慘重。

針對不同意見，毛澤東表示，應該在運動戰中調動敵人，避實擊虛，而不是一定去攻堅。所以他仍堅持不能進攻打鼓新場。

但多數人仍堅持進攻，爭論很激烈，意見一直無法統一，會議一直從早上一直開始深夜。看到僵持不下，毛澤東有些生氣，對張聞天說：“你們硬要打，那我不當這個總指揮了！你們既然讓我在前敵指揮，又不聽我意見，我不幹了！”說完，甩手出了會議室。

有人則認為應該少數服從多數，毛澤東不幹可以，但打鼓新場還是要打。

對毛澤東強硬的態度，張聞天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鑑於博古領導時期缺乏民主的教訓，也根據黨少數服從多數的組織原則，張聞天拍板定下了攻打計劃；並透過民主表決，取消了毛澤東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改由彭德懷擔任。會議同時決定，由周恩來起草進攻的作戰命令，於第二天清晨下達。

散會後，毛澤東悶悶不樂，可責任感讓他不能放任此事不管。思來想去，他決定再找周恩來商議，畢竟是他負責起草明天的作戰計劃。

毛澤東獨自一人提著馬燈，沿著黔北山區的田間小路，摸索著來到兩公里外周恩來的住所。此時，周恩來已經擬好了作戰命令，準備休息。毛澤東希望周恩來能再考慮他的建議，暫緩下達作戰命令。

周恩來後來回憶道：

“主席那個時候半夜提著馬燈到我那裡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要想一想。我接受了他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時，把大家說服了。”

隨後，毛澤東、周恩來又一起來到朱德的住處。毛澤東對朱德分析說，打鼓新場是古鎮，有護城河，有碉堡，易守難攻。加上附近有黔軍一個師駐守，一旦進攻進入膠著狀態，紅軍退不出來，外面的敵軍再合圍，紅軍將被完全包圍，後果無法想像。

聽了毛澤東有理有據的分析，朱德信服地點了點頭，接受了他的意見。

新“三人團”由此成立

第二天早晨，在苟壩新房子由張聞天再次主持召開了中央負責人會議，周恩來提議大家重新討論是不是應該進攻打鼓新場的問題。第二次會議堅持林、聶二人建議的仍佔大多數。但在毛澤東、周恩來及朱德的爭取下，求戰心切的將領們終於同意放棄進攻計劃。

11點晚上21時，中革軍委向紅第一、三軍團發出《關於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

林、聶、彭、楊：

據昨前兩天情報，猶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見我大部則續退新場。渤魯旅已到黔西，十二號可到新場，安龔兩旅則跟進。依次，我主力進攻西南場已失時機。因我軍十二日才能到新場，不但將為黔滇兩 敵所吸引，且周、川兩敵亦將出我側背，如此轉移更難。所以軍委已於昨十號二十一時發出集中平安寨、楓香壩、花苗田地城之電令，以便尋求新的機動，望准此行動。

朱

十一號一時三十分

看到指令發出，毛澤東懸著的心終於放了下來。不過，他痛感每天召開20多人的會議去解決軍事指揮問題，看似民主，但大家各抒己見，難以形成決議，實則貽誤戰機。他建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行動，三人團對中央政治局負責。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一提議向張聞天作了彙報。

3月12日上午，張聞天主持會議，提議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組成的“三人團”（即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為團長，代表全權負責指揮軍事。提議得到與會人員的一致贊同。至此，新“三人團”宣告成立。

在當時戰爭的環境中，新“三人團”是中央重要的領導機構。苟壩會議使毛澤東進入新“三人團”，讓他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1967年1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後來搞了個‘三人團’，團長是周恩來，團員一個是我，一個是王稼祥。”

苟壩會議上成立的“三人團”，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委託三人團對軍事全權負責的新的指揮機制，既精簡、高效，又避免了權力過分集中，造成個人獨斷專行，也避免了因集體討論形成的久議不決，貽誤戰機的現象，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應對戰時危機的極為有效的模式。

在新“三人團”指揮下，紅軍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烏江，打得機動靈活，終於跳出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包圍的困境。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威望也空前提高，得到黨中央更多同志的衷心擁護。後來張聞天不止一次地說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主席行。

苟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延續，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毛澤東以革命利益為重，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及時制止了幾乎可能葬送整個中央紅軍的冒險計劃，再一次挽救了紅軍。從而體現了毛澤東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軍事謀略，以及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優秀品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