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鄒賾韜

蔣竹山先生主編的“全球視野與物質文化史叢書”，最近在中國工人出版社推出了《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本書作者隆達·史賓格（Londa Schiebinger），是斯坦福大學科學史約翰·辛茲講席教授。她聚焦“女性與科學”的《自然之體：現代科學形成中的性別問題》、《骷髏之戰：“她”的科學史》等著述，在科技史、女性研究領域曾激起不小思想漣漪。此次譯出的《植物與帝國》系2007年“舊作”，但其對於蒸蒸日上，卻缺少“政治史”內涵的博物學“中國思考”而言，著實是可貴的“導引”文獻。

《植物與帝國》，順暢地將難計其數的博物學史“碎片”繫於“權力”這一軸線上，既展示嘉木良藥的“空間挪移”、“知識產出”（博物學之“果”），又力透史錄紙背，清晰披露了西方博物學與其研究物件緻密往來的互動之“姻”，最終落腳至博物學的“因”——博物學不單考索“植物”，它還是“帝國”的凝視。幾百年間，博物學家邁出歐陸門檻，跨進一處又一處西方世界的“隱蔽角落”。不過，無論是何等“僻遠”的角隅，博物學實踐的權力本色始終不曾泯滅。若懷著對“權力”的好奇，與史賓格共同思考“植物與帝國”，我們對博物學“多識鳥獸草木”的“名詞化”成見，或可得到一全面再造。

《植物與帝國：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美]隆達·施賓格著，姜虹譯，中國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是“殖民工具”，更是“帝國標誌”

博物學史在記述殖民地生物調查時，多將之視作“剝削脂膏”的資源控御。《植物與帝國》對此說持肯定意見。在評價17世紀巴黎皇家藥用植物園時，史賓格認定，該植物園其實是法國為削減貴重商品貿易逆差而進行的“生物盜竊”，“將自然資源從邊緣聚集到中心，對法國殖民地的物質和智力資源進行中央集權化管理”。不過，單從經濟搜刮視野檢視殖民地生物調查，無疑是以偏概全——殖民地生物調查，從來不只是簡單的“工具化”資源攫取，它有著更多元的權力展示。就此，《植物與帝國》貢獻了兩方面精彩解析。

首先，《植物與帝國》呈現了歐洲博物學家在殖民地“奴役地”開展活動之事實：“文雅的歐洲紳士不習慣弄髒自己雙手去幹體力活，殖民者與本地人主僕關係的建立讓歐洲人在熱帶地區過度依賴他們的嚮導。”政治科學對“殖民”有一條非常關鍵的定義：掠奪和奴役當地人。由此，歐洲博物學家在殖民地，基於主僕關係，驅使深諳地方資源的本地人為宗主國採集奇珍異草，實質上構成了持續的“帝國權力宣示”。

其次，《植物與帝國》復現了一類普遍存在於17、18世紀殖民地博物學活動的矛盾心態：一方面，殖民者“從被征服的歐洲人那裡獲取了大量知識，他們依靠這些知識才得以在熱帶生存”，而與此同時，“生物接觸地帶”（史賓格語）的歐洲人又難以含括“截然不同的新知識”，總在試圖將自成體系的新大陸植物藥強硬塞入“體液學說”作呆板理解。這重既“有求”又“有嫌”殖民地的矛盾心態，形象地表露了殖民地博物學活動的“帝國文化”——一切科學活動均被安置在權威與“層析”鑄造的外殼內，其存在就是為了“確證帝國、宣威帝國、鞏固帝國”。

此處盪開一筆。在《植物與帝國》著墨不多的18世紀中後期，博物調查最終由“野趣”徹底升格為帝國治理的有機組成。李猛博士提出：自約瑟夫·班克斯“掌舵”起，“科學探險活動與啟迪民智、富國強兵的國家啟蒙策略聯絡在一起”（《班克斯的帝國博物學》，第37頁）。可見，《植物與帝國》所再現的“帝國標誌”，在威權形象渲染之上，亦涵蘊著“帝國科學”走向“科學帝國”的權力符碼。假使將《植物與帝國》敘述的若干“帝國表演”比作連續“地震”，輒其下“權力岩漿”最終推動的，是18世紀往後博物科學熔鑄入殖民帝國的“板塊漂移”。其間，“涓流”變“汪洋”的權力樞紐，值得我們繼續玩味。

隆達·施賓格，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的女性主義科學史家，著有《奴隸的秘密療法：18世紀大西洋世界的人、植物與醫藥》、《女性主義改變了科學嗎？》、《自然之體：現代科學發展中的性別》、《心智無性別嗎？現代科學起源中的女性》，其著作被譯成德、日、韓、西等多種語言。

迴歸“地理中心”，憶起既有博物學史敘事的“邊緣”

近代博物學在殖民地的活動，是對“地理邊緣”的發掘，是將資源、技術、文化“邊緣”拉入“西方秩序”的向心過程。不過，在當時全球政治經濟“地理中心”歐洲，也曾出現過一批意涵豐富的博物學“邊緣”故事。《植物與帝國》就點亮了許多博物學發展史的歐洲“灰色”片段。這裡擇其尤為精彩者略作展示。

其一，縱使博物學成果多被包裝成“某大師傑作”，但似乎在該學科發展史上，後世仰視的“大師”們只是“知識掮客”，“躬耕於野”者另有人在。《植物與帝國》道出了林奈的“算盤”：他培養並派駐海外的學生們“就像分散在全球的大使”，辛勤為業師蒐羅各處珍奇異寶，讓“博物學家們在歐洲的家中就可以遠距離‘看到’這一切。”煌煌博物學成果，至少有一半出自“邊緣”的“無名”學生？！其間權力運作，著實令人訝異。

其二，在近代博物學史上，也曾出現過“巾幗英雄”。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女性博物學家不單在開展研究時飽受性別歧視、禁錮，其頂著雙重壓力完成的研究成果，亦隨時會被性別歧視從“功勳榜”上抹去。《植物與帝國》告訴我們：早至1689年，法國皇家海軍就已明令禁止“女性除短暫造訪外以任何形式登船”。但在1766到1769年環球探險隊裡，女子珍妮·巴雷特還是喬裝成科默森的男僕，踏上了前往遙遠異鄉的博物學之旅。此次探險之旅，巴雷特自主採集了大批珍貴植物、昆蟲、貝殼標本，同行船員對其收穫嘖嘖讚歎。即便如此，在18世紀博物學結構性束縛之下，巴雷特依舊無法“正名”——保護其完成本次探險的科默森，曾提出以“巴雷特”冠名某種新見楝科植物，誰料“後來植物學家覺得她身份低微，將該屬重新命名為杜楝屬”。

其三，一如後世反覆提及的“殖民地人體實驗”，殖民地醫生、博物學家在向歐洲輸送“新藥”時，也曾招徠貧苦患者，利用其救命心切的“弱點”試驗毒理、藥效尚不明朗的危險藥劑。《植物與帝國》提到，維也納的斯托克醫生為測試毒堇的“抗癌”藥效，在多位出身低微的乳腺癌老婦身上做人體試驗。其中一位清寒的七十餘歲水果小販，在治療無效去世時未得到後事料理，反而“被切下乳房，帶到大學給教授們檢查”。而面對悽慘離世老婦的身體標本，醫學教授們非但絲毫沒有表達任何哀悼，甚至還抱怨“（她的）意外死亡阻撓了實驗的成功進展”。此情此景，今天看來，可謂觸目驚心，卻是那時站在“權力上風口”的歐洲博物學家、新藥“發明家”所習以為常的。從這一視角品讀，近代西方博物學發展，又何嘗不是一部徹頭徹尾的“階級壓迫血淚史”？

帝國語言：“鳥獸草木之名”的權力意志

在《植物與帝國》裡，史賓格自金鳳花名稱演化提煉出“名字帝國主義”（onomastic imperialism）這一概念。她認為，“名字帝國主義”於18世紀取代了前一個百年間“融合多種文化的各種命名方式”——在“複雜政治”作用下，金鳳花的“美洲本土名字”被選擇性遺忘，朝著拉丁詞彙“flos pavonis”獨霸的方向愈行愈遠。既往讀到的博物學史著述，大多隻緊盯“博物發現”，對“博物命名”及其權力機制言說有限。《植物與帝國》掐住語言“線頭”，在“鳥獸草木之名”與“帝國”間穿引起一張意義網路。

在史賓格看來，“名字帝國主義”實踐的起點未必“晦暗”，其基本目標是“將植物從本土文化語境剝離出來，置於歐洲人最容易理解的知識框架”——簡言之，就是讓“知識爆炸”時代的歐洲人通暢地理解、記憶異域知識。然而，“由多入一”的命名管理，很快便從名詞技術蛻變為“帝國話語”，開始標榜基於“歐洲優越性”的“帝國權威”。

在《植物與帝國》中，有一生動案例：在林奈等人堅持下，作為“養胃滋補藥”引入歐洲的蘇利南苦木，最終以獲釋奴隸戈拉曼·戈塞命名。起初，戈塞的血統，無法使其名正言順地成為歐洲博物學的閃光符號——“沒有人會考慮以一位美洲印第安人的名字命名植物，就算這種植物的用途好像是他發現的。”戈塞能跳脫歧視束縛，成為18世紀歐洲博物學歷史的罕見“特例”，關鍵還在於專業之外——方方面面“入鄉隨俗，遵從歐洲方式”。而對另一激進猜想，史賓格含蓄地表達了認同：“與發現苦藥同樣重要的是，戈塞為荷蘭殖民者的部隊效力，幫他們鎮壓了自己民族的叛亂，最終才在歐洲的植物命名體系中獲得了不朽的勳章。”

功勳卓然的“本土”博物發現者，必須接受“帝國代理人”審查，且假若其未曾“背叛”原族群去效忠入侵者、略帶戲謔感地“成為歐洲人”，輒其名字只能被“帝國代理人”的不屑一顧所湮沒。由此可見，18世紀左右歐洲博物學體系的“鳥獸草木之名”，從來不是單純的知識資訊——那是帝國威權懷著野心，刻劃在知識“紀念碑”上的暴力痕跡。

《植物與帝國》以植物學為例，講述了近代科技發展史的“無知學”本色——“各種因素的互動影響導致某些知識得到開發，另一些知識卻被湮沒。”

人既是記憶的生靈，也是健忘的動物。我們常常站在“後來者”的高傲視角，衝動地讚美“我們傳承（記住）了進步的科學”。然而，那些“被遺忘”科學、“被遺忘”發現者，真的全然是為“進化論”所淘汰嗎？科學，也許永遠存在盲區；但權力，每時每刻都在入侵著“隱蔽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