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區教師大會最後一項議程是選舉區教師聯合會的主席、副主席和縣教師聯合會的執行委員。夏友文當選為區教聯主席，我被選為區教聯的副主席和縣教聯的執委。這事我事先既不知情，也毫無耳聞，事後也沒有產生多大的欣喜。解放前有過一次被選為學生會“區長”的經歷，知道什麼叫“虛應故事”。這次被選為什麼什麼，雖不敢與之完全等同，卻也不會因之而忘乎所以。區教聯、縣教聯成立後沒有開展什麼工作，不久就被教育工會取而代之，而我那時也離開了肇倩小學。

那時土改運動已逐步全面推開，土地改革法全文抄寫在堤邊民居的整面牆壁上。一面是政治運動熱火朝天地展開，一面是秋收大忙，一片豐收景象。誰見了都會心中開花，喜不自禁。

我在蘇北見過秋收場景，農民將田裡割下捆好的稻捆一擔擔挑回村裡的打穀場，路遠又通河道的則用船運回來，堆成一座座小山般的稻捆垛，然後再一捆捆取下解開，在場上鋪成一個儘可能大盡可能厚的圓形草場，趕著大水牛，牛拉著石磙，在草場上一圈又一圈地來回碾壓，稻粒便紛紛落地。叉起已無稻粒的稻草，場地上就是厚厚的金黃的稻粒。有時正碾壓間，牛忽然站住，撅起尾巴要拉屎，趕牛的農民便趕緊捧起一大捧稻草，守在牛屁股下接那屙下的牛糞。不能讓牛糞汙染稻粒，也不能讓牛糞白白丟棄。那牛糞既可攤貼在牆上，幹後當柴燒。也可扔進糞坑漚糞當肥料。一天忙碌過後，把場面打掃乾淨，就成了休息吃飯的場所。飯桌上擺上好幾碗新鮮蔬菜，更少不了一碗紅燒童子雞或是一碗紅燒魚，外帶一壺家釀的燒酒。一家男女老幼圍坐桌旁，吃的吃，喝的喝，其樂融融。足令城裡人羨煞！

肇倩鄉農民秋收的景象與蘇北所見完全不一樣。這裡村前只有小片的公用空地，沒有大片的打穀場。不過秋收時也用不著打穀場。農民將打稻子的穫桶扛至收割的田間，割倒的稻子提放在穫桶周圍，負責打稻子的農民手拿一根長約尺餘、兩端紥有撬棒的繩子，兩手各握一根撬棒，往稻草近根部一紮，一箍，使勁一絞，一小捆稻草便提了起來。然後從後往上掄起，狠狠砸向穫桶內側桶板上，稻粒便被打了下來。反覆幾次，稻粒打盡，再重新撬絞一捆摔打。如此這般直到一塊地割完打盡，將穫桶裡的稻子裝進稻籮挑回家去。若是不止一塊地，那就將穫桶再扛至另一塊地去。穫桶很大，至少四尺見方。桶板也很厚，否則哪裡經得起稻草捆的摔打？穫桶四角桶板相交處 俱為榫鉚咬合，榫頭長出有二寸，非常牢固。這麼既大又重的農具，扛動時得兩名壯勞力。這種全憑人力、手工的勞作，顯然非常辛苦勞累。然而豐收的喜悅蓋過了一切辛勞，家家戶戶在這個豐盈的季節，幾乎都充溢著歡欣愉悅的氣氛。當然，被分掉土地財物的人家不會是這樣的心情。

秋收以後農民就忙著繳公糧。大祠堂的大廳便被改裝成糧庫。原來沒有一扇門窗的大廳，前後都築起了高牆，只在與屋頂相交處開了幾個窗孔通風，前面有一個大門用於糧食入庫出庫。大廳前面天井兩側的房屋，正好做了糧庫管理人員的宿舍和辦公室。過去我們穿過大廳就可以到側屋去吃飯，現在就要從前面繞行，多走不少路。大廳後牆外，側屋門正對著祠堂後門，從側屋去堤上，或從堤上進學校，仍與過去一樣方便。

糧食入庫時從大門到大廳人流不斷，一擔擔稻穀挑進來，一雙雙空籮擔出去，來來往往，絡繹不絕。糧庫的工作人員守在門口，過磅的、驗收的、開票的、監管的各司其職，前前後後要忙好幾天。大廳裡的稻子越堆越高，後來要搭好幾塊跳板才能把稻子倒上去。出庫時也一樣忙碌，不過進出的人流不是納糧的農民，而是被僱作挑工的農民了。除了出入庫，平時只有一名糧庫主任在此日夜看守。糧庫主任姓譚，山東人，挺幹練而又和善的樣子，閒暇時常和我們聊天。我們有時也進他屋裡小坐片刻，海聊一陣。他有一杆步槍，有時擦完再擺弄擺弄，卻從未見他放過一槍試試。一個人孤守一座糧庫，生活自理，也真夠難為他了。

我的教師工作也日益熟練起來。第一學期除了教高年級語文，六村分校的唱遊，還兼著農民夜校的讀報和在大葑橋抄寫黑板報的工作。在夜校讀報時，我特別愛向群眾報告抗美援朝的訊息。許多來自前線的通訊、特寫，我都全文朗讀。有時等不上晚間讀報，立刻將捷報寫成大字報貼到行人來往的要道處，讓大家早一點知道。我還將最新出版的哈瓊文的宣傳畫《我們熱愛和平》，臨摹在四張白報紙大的畫紙上，貼在大祠堂大廳的牆上供大家欣賞。整天都是不捨晝夜，略無閒暇。然而，越忙越起勁，越忙越高興。覺得自己真的在努力工作，在為人民服務，在為革命作貢獻。那股真情、激情，那股幹勁、拼勁，一點不帶假的。現在想起來還挺自豪，那段青春年華沒有虛度。

蔣英一人住一間屋子，就是暑假期間蔣克華、張藹如住的那間女生宿舍。白天各人忙各人的事，不覺什麼。吃飯時相聚一起，一張嘴又吃又說，更覺熱鬧。唯獨入夜之後，她孤燈一盞，肯定要比我們寂寞。我和史家隆兩人住在一起，再怎麼寂寞，總還有個人說說話，打個招呼。雖說備課、讀書要用去不少時間，畢竟四周一片寂靜，偌大的祠堂，沒有任何聲息。除了睡覺真的再無他法可以排遣了。幸好蔣英已經談好一個物件，大名郭兆山，是她在省鎮師讀書時的同學，江蘇豐縣人。郭兆山身材魁梧，眉眼舒展，說話幹事充滿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是省鎮師分配來高淳學生中的領頭人物，分在縣城小學（人稱“城小”）任教。每逢星期日，不是郭來肇倩，就是蔣去城裡。不過大多是郭來肇倩看蔣，這使蔣英的生活多了許多色彩和甜蜜。我也因此與郭熟悉起來，加上彼此性情相投，觀點相似，遂逐漸成為要好的朋友。許多次去縣城，不去住招待所而是去城小投宿，老郭總能為我找到空鋪讓我睡好。當然，他來肇倩我也同樣招待，不用蔣英費心。

郭兆山比我年長三歲，蔣英比郭又大一歲，在他們面前我是小弟弟。蔣英的父親在解放前是一家省報的高階職員，具體職務是社長還是總編輯，不清楚。因為她說得含糊，我也不想究問。她在政治上和與人相處上比我成熟許多，但絕不世故，仍然保持著年青人的真誠和朝氣，偶爾還顯露出女孩子的天真活潑。有一次，工友楊廣勤午飯做了一大盤紅燒魚。我們下課吃飯，蔣英見了這道美味，張開雙臂，又是跳，又是歡叫：“啊呀，這麼大的魚啊！”這種真情的表露，只此一次，卻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都有真性情，所以我們就很投契。我們說話直來直去，因此常常在不經意間冒犯了校長陳天籟，自己還沒有察覺。有權管理別人的人，總希望被管理者聽話、順從，如果你再能阿諛奉承，那就更能討得歡心，提拔、重用，不在話下。如果做不到這樣，反而違拗、頂撞，指出他的不是、不足，那就犯了大忌，輕則不和，關係弄僵，找你彆扭。重則一有機會，加以罪名，弄得你永世不得翻身。幸好陳天籟只是一個小小的鄉村小學校長，權力小得很有限，而且據說解放前還當過國民黨傘兵，他才不至於對我和蔣英有什麼行動。只是在郭兆山來肇倩時對郭嘰咕幾句，說我和蔣英不好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