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從1926年以來曾遇到過十多次危險。新中國成立後也曾多次遇到過危險。出國訪問遇到的多些。

在北京也有，如一次乘汽車遇險。

總理因為公務過於繁忙，時間抓得都很緊，為不在路上浪費時間，一般都讓司機選擇最近的路線，以儘可能快的速度行駛，而且總理為不驚擾群眾，外出時從不許派警車給他開道。

總理有兩部車，日常活動時乘坐的舊的吉姆車，重大國事活動才乘坐備用的吉斯車。這天坐的就是吉斯車，選擇的也是最短的路線，府右街——西四——阜成門。吉斯車三排座，車身長約6米，重約5噸，轉彎不太靈便。總理習慣地坐在後排左側，我坐後排右側，警衛張樹迎坐在前排司機旁的位置。不巧的是這天下午有雨，不大不小的下個不住。

司機楊金明的技術是很嫻熟的，雖然車速很快，可還是不斷扭動方向盤，避免把泥水濺到行人身上，這是總理再三叮囑過的。駛出阜成門城樓後，道路寬展，視野開闊，行人少了，車速更快了，但我們仍沒有放鬆警惕，我們知道路好了，騎車人也會麻痺大意，更容易出事故。

這時突然從路南一個大門裡鑽出一輛大卡車，按理它右拐東行，兩車各行其道，並不妨礙，因此我們的車仍未減速。誰知在兩車即將交會時，大卡車猛然插入馬路中間進入逆行車道，且既不開大迂迴指示燈，又不打手勢，還不鳴笛。

眼看車禍在即，老楊立即點剎並向右避讓，誰想右前方是一個粗大的水泥電線杆子，吉斯車面臨被夾扁的危險。老楊立時把方向盤向左打死駛入逆向，只見卡車撞了過來，老楊叫了聲“不好”，腳下死命一踏，座車猛甩了個180度大掉頭，戛然停住。這時兩車幾乎是間不容髮了！可卡車司機卻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似的，依然不鳴笛，不開方向燈，在馬路中間來了個大迂迴。又莫名其妙地開回院子裡去了。真是不知在搞什麼名堂！在這危險時刻，我們誰都沒有驚慌失措：張樹迎扭轉身子想護住總理，但吉斯車三排座，中間隔著一排；我則用身體和左手掩護總理，右手用力支撐前排座位的靠背，以防擠壓過來；總理自己也用手撐住前面的靠背。然而汽車一個急掉頭，我們全被摔倒在座位上了。

事後顧不得下車，趕快倒回頭直奔釣魚臺。總理說：“都是老楊開車技術高，處理得好，才避免了一場大車禍。”隨後囑託我調查一下卡車是怎麼回事，他就照常看望范文同去了。

調查結果是駕車者是電車一廠的一個維修工，既無執照又不懂交通規則，是私下練習駕駛，偷著把車開出來玩玩。總理聽了彙報後讓轉告廠領導要加強制度管理，同時對職工進行守章教育；對這個人做好思想工作，不要因為是我的車而加重處分。

不幸的是這個同志沒有吸取教訓，“文革”中規章制度又被廢除，這個人違反操作規程，在檢修電車時未切斷電源，不慎觸通電路，被電車從身上壓過去而致死。

這次事故，情形有些像在蘇聯的一次險情：那次在莫斯科，中國代表團的車隊是沿著馬路中間只准蘇聯領導人透過的“中央線”行駛時，突然從右側闖出一輛汽車，總理的車剛好駛過，沒有撞上，但卻撞上了緊隨其後的陳雲、李富春同志的車，弄了個車損人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