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都賢等人聽到呂大器介紹南京弘光朝廷的情況，心中非常難過。大器看到大家都這麼氣不順，心不甘，就把弘光朝的黨爭緣由縷縷頭緒繼續說與大家聽：

“我從江西回到南京，就在兵部尚書史可法麾下擔任兵部侍郎。

“那時左都御史李邦華去北京欲勸崇禎皇帝南下或由太子南下監國。皇帝不聽，可不知道形勢急轉直下，很快北京陷落，皇帝殉國，李邦華也跳樓自盡了。

“滿朝文武被殺，兵部尚書史可法成了職位最大的官。他一時措手不及，對擁立誰來繼承大統拿不定主意。

“按祖制順序福王朱由崧最有資格，可是福王無德無能。當時還有潞王朱翊繆呼聲較高，他有仁德之名，但他是崇禎的爺輩，立他又拍起紛爭。還有人提議桂王朱常瀛，他是崇禎的親叔叔，論排位也不合，但立他可能紛爭最少，前面講的福王他爸正是以前被東林黨作死不讓立為太子的，如立了福王，東林黨可能受氣。

“史可法想立桂王，同時由潞王任兵馬大元帥。史可法先與鳳翔總兵馬士英商量，心想執掌皇帝祖居地的軍政長官還是要有點發言權的，繼而又通告南京，訊息傳出後立馬引發各路爭鬥。

“比起史可法的優柔寡斷，馬士英可要乾脆利落得多，他欲爭得擁立頭功，趁南京爭論不休之機，趕到淮安把正在那兒躲避的福王接上，派大軍送到史可法的駐地，史可法只好接受事實，送福王到南京先作監國，後隨即即皇帝位，建元弘光。

“史可法希望弘光皇帝能勵精圖治，所以對他不斷提出很多建議，引起弘光皇帝不快。馬士英趁機把史可法與他密會時說的福王不適任的話說給皇帝聽，皇帝更加疏遠史可法。史可法只好遠離是非，領大學士銜督師江北。馬士英隨即接任首輔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馬士英一上任立馬請來他的恩人同年進士阮大鉞，先任兵部侍郎，後接任兵部尚書。

“阮大鉞的到來立即掀起了與東林黨人的血雨腥風。

“說到這阮大鉞又有一番來歷，他和馬士英都是萬曆四十五年進士，叫做同誼身份。兩人都是優秀學生，馬士英詩詞和書畫都很有名氣，阮大鉞則是詩詞和戲曲出色。當時東林黨權傾朝野，阮大鉞拜東林黨大佬高攀龍為師。一次安排職務時被擠到油水少的工部，心裡不爽，被正在發展實力的魏忠賢招攬成了閹黨骨幹。魏忠賢出事後阮大鉞向皇帝交了兩個奏章，一個揭魏忠賢的罪狀，一個說其實東林黨也不是好東西。據說皇帝只看到他罵東林黨人的話，所以被削職為民，從此與東林黨人結下樑子。丟職後在銅陵和南京一帶靠他的藝術天才招徒賣藝混跡江湖，聚到一幫粉絲，賺了一些錢，很有江湖名氣。

“期間東林黨人周延儒為當首輔要花很多錢，阮大鉞捐給他幾萬兩，周當上首輔以後東林黨人又不讓周用阮大鉞，阮大鉞只好推薦自己的好朋友馬士英出去任職。馬後來官至鳳翔總兵並在弘光朝因擁立之功而飛黃騰達。以致有了提攜阮大鉞的機會。

“阮大鉞沒想到，以前苦苦求學幾十年，空學到一身本領，沒有實現遠大抱負，還得罪了當朝最大的幫派，受盡欺凌。到最後居然又回來當上兵部尚書，終於要顯示一下才華，也要讓那些欺負自己多時的東林黨人知道自己的厲害。在這扭曲的心裡再也沒有國家的位置，有的只是如何復仇。

“於是阮大鉞找個機會跟皇帝複述了一個很老的故事：你的爺爺本來是要立你老爸作太子的，是那幫東林黨人集體阻撓，才讓你老爸沒當上皇帝。那幫人那時說要立長，現在卻要說立賢。他們是一幫虛偽的傢伙。他們口裡的仁義道德都是為他們自己的私利服務的。一番話勾起了皇帝的新仇舊恨，於是放手讓阮大鉞去追殺東林黨人，至於這迫在眉睫的國難，皇帝也已無暇顧及了。”

大家聽了都捶胸頓足。國家在風雨飄搖中，可我們所指望的朝廷卻是這樣的不爭氣。

都賢跟大家說：“這個阮大鉞是個投機分子，是個變態另類。但是他能得逞是文官黨爭造成的。國家到了這種地步，我們這些飽受皇恩的讀書人是有責任的。這朝廷風氣早年間就壞透了。魏忠賢一無文化二無功勳，卻可讓滿朝文武巴結奉承肉麻至極，很多地方還為他立生祠，不知視廉恥為何物。究其原因就是官員們為自己私利放棄一切原則是非。說起結黨營私敗壞朝風，

東林黨也是很有責任的。阮大鉞之所以能夠得勢，也獲得了一些過去受東林黨欺壓的官員的支援。”

他接著說:“魏忠賢的閹黨罪惡累累、罄竹難書。但是天啟皇帝能容忍他那麼久，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們不避俗務，不怕髒、不怕死。恰恰是東林黨人的清談誤事給了閹黨可乘之機。東林黨人朝堂說的仁義道德，在臺下一樣貪贓枉法、結黨營私、私相授受、打擊異己，一樣設賭狎妓。但一遇到運糧徵餉、守邊打仗這些事就說是粗人乾的，不想認真研究。為顯示其儒學造詣會為雞毛蒜皮的事長篇大論、引經據典、滔滔不絕，這樣反而誤了國家大事。你們想知道我內心最責怪自己的是什麼嗎？就是骨子裡也只在乎之乎也者，對練兵備戰不甚重視。在江西把守備的事撒手交給了也是紙上談兵的都司所以釀成滿盤敗局，至今痛心疾首。”

又說“當然我們在這裡也只能清談，現在史可法在朝堂上都感到無能為力，需要有新生力量加入朝堂，促成對敵作戰力量的團結。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大器你們還肩負重託，看來總結這些教訓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