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北京城內的故宮等諸多文化歷史景點遊人如織，70多年前的北平卻面臨一場戰事，這些歷史遺蹟很有可能毀於戰火，而不是像今天這樣完美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一般人或許都會認為，戰爭是男人的事情，但在使北平免遭戰火的過程中，一位年輕女子卻起到了關鍵作用。她就是時任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的長女傅冬。

傅冬原名傅冬菊，於1924年出生在山西太原，是傅作義與原配夫人張金強的長女。傅冬出生時，傅作義已經升任晉軍團長，當時北方地區軍閥混戰，傅作義常年在外帶兵打仗，少有回家的機會。1929年，已經升任天津警備司令的傅作義，認識了年輕的劉芸生，不久之後又結了一次婚。

在舊社會，娶妻納妾是一件常見的事，尤其是達官貴人之家。但張金強卻難以接受這個現實，雖然沒有改變與傅作義的夫妻之名，但兩人關係不可避免地受出現裂痕。張金強大多數時候獨自生活，一個人承擔起子女的撫養責任。傅冬在山西太原長大，童年大多數時光只有母親的陪伴。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華北方面日軍直取山西。傅冬剛唸到初二，日軍已經打到娘子關。母親張金強帶著傅冬和另外兩個孩子輾轉到西安避難，並把傅冬安排到銘賢中學唸書。然而，西安也是不安全，沒多久日軍飛機就開始對西安轟炸。母親只能帶著一家人到輾轉到重慶避難，傅冬進入了南開中學學習。

當時南開中學國民黨高官子女很多，大家經常聽長輩們討論國事，個個算得上見多識廣，在學校討論國內局勢和抗日救亡的話題非常多，思想上比較進步。在這樣的氛圍裡，傅冬總害怕自己落後於同學們，經常看蘇聯的電影和書，只要有抗日救亡的組織，她就積極參與其中，後來她加入了共產黨領導的外圍組織“號角社”。

“號角社”每到週末都會組織同學到重慶《新華日報》社參加進步讀書會，接受革命教育。在這裡她還見到了當時正在重慶工作的周恩來，周勉勵她不要光讀“書本”的書，也要讀好“社會”這本書。傅冬覺得周恩來很親切，叫了一聲“周伯伯”。周笑著糾正說：“不能這麼叫，要叫周叔叔，你父親比我還大三歲呢。”從這以後，傅冬的思想表現得更為進步。

從南開畢業以後，傅冬進入西南聯大外語系學習。父親傅作義雖已是高階將領，但出身普通農民家庭的他，生活一貫樸素節儉，並以此要求子女，對錢控制得非常緊。除了學習和生活極少再給其它費用，有時候郵寄不及時，傅冬不得不去給人當“家教”賺點伙食費。不過這樣反而使傅冬跟同學們走得更近，她到西南聯大時衣著打扮、言談舉止都毫無官家子弟做派，性格又比較開朗，很受同學們喜歡。

龍雲主政雲南時，政策開明，不限制言論。西南聯大又是由多所名校合辦，各種新思想在這裡迸發，不少學生都是地下黨員，使得西南聯大有“民主堡壘”之稱。傅冬也很快加入了“民主青年聯盟”，她的思想和覺悟有了進一步提高，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在一次活動中被軍統特務追趕摔倒扭傷了腳，一起參加活動的聯大新聞系同學周毅之飛跑過來，把她揹回宿舍，還經常過去照料，久而久之兩人互生愛意。

1945年抗戰勝利後，傅冬從西南聯大畢業。父親原本要將她送到美國留學，但傅冬堅持要在國內發展，也拒絕父親幫忙安排工作。傅冬向天津《大公報》投了求職信，被報社聘任為記者，負責《時代青年》和《婦女》兩個副刊的編輯工作。當時記者是一個時髦的職業，而且外出採訪可以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物，也便於掩護自己的行動。

在報刊的內容選擇上，她的組稿物件，大多是進步青年，若隱若現地反映出青年和婦女對於實現和平、民主、自由的追求，遇到罵父親的稿子也照登不誤。這兩份副刊成為國統區內宣傳新思想的一個重要陣地。不僅在宣傳上出力，傅冬每次回家都要“順走”父親不少辦公箋，用這種箋開出證明，負責聯絡的同志就可以在華北國統區內安全地走動。

有人把這些事情告訴了傅作義，傅作義似乎要看出了端倪，問傅冬：“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傅冬回答說：“我很想參加，但是不夠資格。”

傅作義很不屑地說：“人家不會要你的，你是什麼身份？”

抗戰勝利後，因為接收問題，傅作義在華北地區對八路軍動武，先後攻佔了綏遠和察哈爾西部解放區。1946年6月，又出動3.2萬兵力突襲了集寧，攻佔大同和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傅冬對此非常不滿，連夜跑到張家口與父親爭辯了一個晚上。

父女兩人就國內局勢，你來我回，情緒激動。傅冬分析了國民黨必亡的道理，問父親幫著他們打內戰將來的道路打算怎麼走？傅作義最後生氣地說：“你剛出校門，對社會了解多少？小小年紀哪裡懂得我的苦衷！”雖然兩人不歡而散，但這一夜的爭論或多或少讓傅作義有所觸動，也更明白了女兒跟自己站在了相反的立場。

1946年秋，傅冬向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報社有許多聯大的老同學，對她比較瞭解。組織很快就決定要對她進行考察，並讓她寫一份自傳，會有一個人拿著報紙的人過去取。第二天傅冬緊張地在宿舍等待，突然有人敲門。她開啟門一看是男友周毅之，有點失望。結果他拿著一卷報紙，在傅冬眼前晃來晃去，原來他就是來取自傳的，這時傅冬才知道男朋友早已是黨員，高興得跳了起來。

1948年11月2，遼瀋戰役戰役結束，四野大軍入關在即。4日，傅作義奉命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商討防禦對策。私底下老蔣極力說服他指揮部隊南撤，並許給東南軍政長官的職務。

但傅作義的處境非常尷尬，雖然有“守城名將”之稱，但當時華北平原無險可守，面對的又是鋒芒畢露的四野，命運堪憂。他部下大多是綏遠人，不願南下，即便同意南下，部隊肯定會被老蔣吃掉。對於一個軍閥出身的將領而言，沒了部隊相當於失去了生命。而西去綏遠，孤軍也必然難以支撐。

他預測遼瀋戰役剛結束，四野大概需要3個月時間休整後才能入關，向老蔣建議把自己部隊擴編到20-50萬，在平津一帶構築碉堡群，收縮兵力，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戰。傅作義的兵力沿著天津-北平-新保安-張家口一線排成了一字長蛇陣，企圖阻擋四野南下。

右一傅作義

在這個緊要關頭，傅冬對父親進行了初次試探，對父親說：“我有一位老同學讓我轉告你，共產黨希望與你合作，和平解決平津問題，避免文化古都北平和工業城市天津再遭戰火摧殘。”

常年周旋於各個派系之間的傅作義非常敏感謹慎，問道：“你老同學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特務？你可別上當了，要是碰上假的就麻煩了。”

傅冬回答說：“是真的，不是假的，更不是特務。”

傅作義顯然很在意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地位，問道：“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

傅冬回答說：“是毛澤東派來的！”

傅作義最後表示，這是一件大事要好好思考一下，並叮囑女兒行動千萬小心，不要讓特務盯上她。

11月中，山東《大眾公報》發表了在濟南戰役中被俘的王耀武的《告國民黨官兵書》和《告國民黨黨政機關書》，隨後山東新華廣播電臺又發表了他的廣播講話，這些內容對傅作義觸動非常大。

這次傅作義主動找來女兒問：“你上次說的那位同學到底是不是真的共產黨，在接觸中有沒有什麼讓你生疑的地方？”

傅冬斬釘截鐵地說答：“是真的！”

傅作義說：“那好，你替我發個電報給毛澤東。”

傅冬急忙去找紙和筆，卻被傅作義叫住：“一個字也不能用筆記，對你同學你也只能口授。”

電報中，傅作義流露出和談的意願，並要求派人來北平商討。

但對於傅作義這樣的大員，不給予一定的打擊，是不會徹底醒悟的。1948年12月14日，解放軍包圍北平，但考慮北平城內大量文物古蹟和居民，只採取圍而不打的策略，向傅作義施加壓力。此時傅作義也派出親信代表《奮鬥日報》社長崔載之出來談判，不過他仍然心存幻想，漫天要價，以拖延時間，等待戰局轉變。

1948年12月22日，傅作義主力部隊35軍在新保安被圍殲，軍長郭景雲兵敗自殺。35軍是傅作義的嫡系部隊，裝備精良，這支部隊被全殲傅作義猶如心頭剜肉。12月25日，新華社又公佈了43名戰犯名單，傅作義位列第35。收到訊息當晚，向來面對遇事不動聲色的傅作義在居仁堂大發雷霆。傅冬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上級。

毛主席審時度勢，於1949年1月1日發出了《關於與傅作義談判的六點方針》，解釋了和談的原則立場和政策，傅作義聽後情緒開始好轉，派出代表繼續參加談判。但此時為考慮未來的地位，他並不願意繳械投降，因為即便到了萬不得已時，他仍能從天津港撤離。隨後解放軍向天津發起攻勢，並於1月15日解放天津，俘虜了傅作義親信、天津警備總司令陳長捷。

北平徹底淪為孤城，左右無援，傅作義萬念俱灰，只能於1月22日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協議，並歡迎解放軍代表入城。傅作義在北平城內的25萬部隊，陸續開出城外指定地點接受改編。1月31日，解放軍先頭部隊進入北平，標誌著平津戰役結束，北平和平解放。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常關鍵的事情。在最後一次談判期間，為了讓傅作義明白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1月16日，林帥曾寫了一封措辭非常嚴厲的信，其中列數傅作義部種種罪行，最後提到：“貴軍及貴屬諸反動首領，必將從嚴懲辦，絕不寬恕，勿謂言之不預。”這封信讓傅作義的親信鄧寶珊帶回去，鄧寶珊不敢直接交予傅作義，而是讓傅冬尋找機會轉交。

傅冬一看內容，感到很可能影響父親最終決定，當時北平城內仍有不少傅作義部隊，一念之差就可能造成戰爭。傅冬決定等國軍開出北平城再告訴父親，於是把這封信悄悄地塞到父親辦公桌檔案堆裡，最終避免了一場誤會。傅作義看到這封信時，雖然很生氣，但部隊早已開出城，只能急忙找到林帥認罪。雙方就信件內容作了坦誠的交談，才打消傅作義的疑慮。

北平的和平解放意義十分重大，直接作用是保護了這所歷史古城，讓200萬市民免遭戰火災難。同時也樹立了一個和平解放的典範，與天津形成了鮮明對比，即接受和平改造則寬大處理不予追究，頑抗到底則堅決殲滅，這對日後全國的解放戰爭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北平的和平解放，首先是由於解放軍強大的武力壓迫，但傅冬在整個過程中不斷勸說父親轉變態度，也發揮了非常關鍵的態度。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冬隨劉鄧大軍南下，成了一名戰地記者，後來在昆明工作到1951年，隨後又進入人民日報社工作。30歲時與男友周毅之結婚，育有三女。因為住房緊張，父親還為其購買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在風雲激盪的歲月裡，傅冬因為曾經扣押過那封至關重要的信件，受到責難。不過她向周總理寫信，述說了前因後果，周下令對其進行保護。

1982年，傅冬被調到到新華社香港分社工作，直到1995年離休，享受司局級待遇。雖然這個級別的官員在北京一抓一大把，但對於習慣了簡樸節儉生活的傅冬來說也已經夠了，她把積蓄下來的錢資助希望學校的窮困學生，自己甘於清貧。即便重病住院期間，按照她的級別醫療費用是可以完全報銷，並不存在網上有些文章說的晚年無錢看病，無錢交房款的情況。

離休在家，總有以前的同學和單位的晚輩登門探望，不可避免地會談到關於北平和平解放這樣的重大歷史事件。有人問她，勸說父親起義後悔嗎？傅冬不解地反問：“為什麼會後悔呢？那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

現在看來，那確實是一個非常正確的選擇。但在當時看來，卻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能主動放棄高官後代的身份，勸說父親棄暗投明，加入到一個還不太確定的新生力量的陣營。這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勇氣，唯一能驅使她這麼做的恐怕只有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