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人倫關係中，男人是作為絕對主體存在的，女人則是作為男人的對立面和附屬體存在,是男人的客體和“他者”。這裡的“他者”是指女人相對於男人所處的邊緣化的特殊處境和地位，這種地位顯然是與男人不平等的。而康有為在考察了社會文明的程序後，得出了“女子最有功於人道”的結論；在分析了抑制婦女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後，以女子對社會所做出貢獻的角度論述了婦女的社會價值，肯定了婦女的主體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女人處於“他者”位置的否定，是對中國傳統的“男尊女卑”的倫理關係的否定。

康有為認為女子對人類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要勝過男子，在“人道文明”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最大。他指出“火熱熟食”、“調味和羮”“範金合土”、“織縫之事”、“蠶桑之業”、“編草為席，削木為幾，合土為盂，窪土為杯”以及“圖寫禽獸，撫造草木，描寫人物，模範山水”等等全都是女子所首創，即人類的衣食住行和文化都是由女子最早精心創造出來的。康有為之所以這樣認為，是因為他想到上古時期男子逐獸遠遊，上述有關文明之事“非逐獸與攻，血溢不止者所能為也”，而女子基本上負責家務之事，像文字、術數、音樂、圖畫、扁絲等文化，更不可能是逐獸遠遊的男子所能創造的，而只能是由安靜細膩，閒逸在家的女子所創造。對此，康有為把匈奴、蒙古族與六朝、南宋作比較，他指出，匈奴和蒙古等以遠遊著稱的民族，雖然用武力可以吞滅中華，印度等國家，席捲亞洲，成為第一大國，但是他們仍然被認為是野蠻的民族，在人道文明方面沒有建樹；而六朝、南宋雖然在國力方面不如這些民族，卻創造出了宏偉絢爛的文明，被後人敬仰。所以，逐獸遠遊的男子在文明創造方面遠不如閒暇安靜的女子。但是根據史料，沒有人記載這些，使女子的功勞被泯滅，特別是後來男子又貪圖功勞，將這些歸功與自己，更使得人們以為這些乃是男子所創。康有為認為男子做過推廣的工作，但首創之功一定是女子。他說:“男子後起之秀，漸丁文明之時，既在農耕、熟食、室居之後，不待逐獸，亦有靜暇，乃取女子創造種種之事為器物，大推廣之。”並且，他認為這種實為女子創造的文明之事，卻被冠以男子之名的行為猶如盜竊，是可恥的。

由此，康有為感慨到“嘗原人類得存之功，男子之力為大，而人道文明之事，籍女子之功最多”，“女子最有功於人道”。所以，女子在人類社會文明程序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康有為的這種歷史推斷是不是完全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實際，也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個歷史事實是無論如何不能被否定的，即人類文明的發展，沒有婦女的參與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還必須承認婦女有著她們的特殊貢獻。既然如此，對婦女進行壓迫和傷害是不合理的，把婦女從封建禮教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是必然的。

1840 年的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千年一遇之變局”。此後的百餘年中，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經歷著劇烈的動盪和變革。而這種社會變革直接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對女性態度的變化：為了國家的強盛，必須改變女子原有的生活狀態，以發揮女子作為社會主體的力量來挽救民族危亡。

康有為從兩個角度闡述了“抑制”婦女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危害。第一，康有為指出國家的強弱與國民素質的高低有著緊密聯絡，而文化素質在國民整體素質中佔有重要份額。文化素質的培養需要從兒童抓起，母親對兒童的教育起著重要作用。但是，女子長期被壓迫，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文化素質的提高無從談起。既然這樣愚昧無知的母親培養出的子女必然會“不能廣學識”，“無從拓心胸”“不能健身體”“不能資世用”。這樣代代相傳，對國家構建貽害無窮。所以他奔走呼號“當今世界競爭優勝劣敗之時，豈可坐棄占人類一半的婦女人才哉！”第二，受傳統禮教的束縛，女子是男子和家庭的私有物品，只為家庭服務，脫離了社會生產，只有占人口半數的男子從事生產，國力自然不強，“己國多人，僅得半數，有女子半數而必棄之，以此而求富強，猶卻行而求及前也”。根據以上兩點，康有為認為，中國以及其他落後國家只有解放本國的女性，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增加從事發展工商業的勞動力，進而改變落後國家受壓迫的命運。由此，康有為將婦女解放與民族國家的建構聯絡起來，也可說是在民族國家建構的前提下來考慮婦女問題，使得婦女解放超越了倫理範疇和性別文化的藩籬，成為了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

婦女佔據人類的半壁江山，她們同男子一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社會中處於主體地位。康有為作為一位敏感的婦女解放者，以獨特的視角論述了婦女的社會價值，肯定了她們的主體地位。因此，將婦女從傳統禮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是必然的，康有為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婦女，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