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當然是抗戰主力，甚至八路軍、新四軍也屬於國軍戰鬥序列。不過，從“一二八”上海抗戰到“三五”長城抗戰，從“七七”盧溝橋抗戰到“八一三”上海抗戰，乃至緬甸作戰、滇西抗戰，國軍的“正規抗戰”更多是悲壯而不是雄壯，讓人扼腕嘆息。

最經典的淞滬會戰，國軍最初的計劃是在上海市區與日軍交戰吸引日軍主力南下，然後利用蘇福防線預設陣地與日軍持久消耗。白崇禧建議預留十幾個師作為預備隊部署在蘇州附近，作為淞滬會戰大軍撤退的掩護力量。若果真如此，則日軍打下上海之後，疲憊之師面對的是憑藉號稱“東方馬奇諾防線”的蘇福防線以逸待勞的生力軍，日軍要攻破蘇福防線本就不容易，參加淞滬會戰的國軍主力也就可以避免從撤退變成潰退甚至逃跑，日本內閣“不擴大”主流派也就不會因為日軍輕易奪取南京而被邊緣化。結果卻是華中國軍主力悉數開赴上海，上海一旦不保則沒有預備隊掩護大軍撤退，在撤退路上的無謂犧牲遠遠高於戰場上的犧牲。蘇福防線無兵可守，南京保衛戰只能是疲兵再戰，中國抗戰代價慘重。參加淞滬會戰的國軍精銳相當部分成建制覆沒，“傷其十指”變成“斷其九指”，尤可哀痛。

沒有戰役預備隊更沒有戰略預備隊，導致日軍一旦側翼迂迴則全域性崩潰，沒有“救火隊員”。太原會戰日軍迂迴娘子關，淞滬會戰日軍迂迴杭州灣，徐州會戰日軍迂迴碭山，武漢會戰日軍迂迴富金山，無不導致正面抵抗被瓦解。即使是名聲遠揚的緬甸作戰，日軍向遠征軍後方迂迴，也迫使國軍撤出緬甸——迂迴部隊僅僅兩個聯隊，遠征軍有一個師的預備隊足以制止，但杜聿明手上只剩一個團的生力軍。

面對日本的狂轟濫炸與炮火急襲，國軍一直沒有破解辦法，只能白白犧牲。射擊、拼刺、爆破、土木工程是“共軍”四項基本功，防空洞、防炮洞、步兵坑向來是剋制空軍、炮兵甚至零散坦克的有效武器，畢竟當時還沒有鑽地炸彈與制導炸彈。看看日軍的松山防禦工事與關家堖防禦工事使得國軍火力被嚴重弱化，再看看上甘嶺、松毛嶺的防禦工事，不得不對國軍學習能力與構建土木工程的能力表示惋惜。

國軍的仿製捷克式輕機槍、馬克沁重機槍成功、斯托克斯式迫擊炮比日軍制式武器更好用，民國政府甚至地方軍閥都有不少兵工廠，甚至八路軍都有自己的兵工廠，民國時期有那麼多一流科技人才，國軍大量裝備這些便攜步兵武器在山地作戰中應該更有優勢，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國軍醉心於德式裝備、蘇式裝備乃至美式裝備——頭號“山寨”大國如果說不能“山寨”現代政治制度情有可原，難道不能“山寨”武器裝備？“十萬青年十萬軍”這本就是浪費，“十萬青年”在戰場上並不會比“十萬農民”更出色，但“十萬青年”在兵工廠、軍事研發單位、軍事訓練學校完全不是“十萬農民”可比，而且他們要留下來承擔起更需要智力而不是體力的“戰後重建”任務——中國不缺兵員，但缺青年學生。

國軍抗戰，悲壯多過雄壯。這就有了日本短期內佔據東北、華北、華中、華南，中國的人口優勢、資源優勢長期不能轉化為軍事優勢。比中國人口少得多的美國、蘇聯二戰時期可以武裝上千萬正規軍，而國民政府正規軍巔峰時期都沒有超過650萬，這是何等的不幸。蘇聯甚至將一個主力師的從副班長到副師長預留出來接受新兵組建新的步兵師，國民政府“中央軍”在“七七事變”前有31個師，完全可以採取這種模式組建31個新的步兵師，甚至經歷戰火考驗後31個主力師可以變成62個主力師乃至124個主力師，這才會有數量優勢。許多新組建的部隊沒有經歷過戰火的“老兵”作為“種子”，如何保證戰鬥力？

國軍第1軍、第2軍、第4軍、第5軍、第7軍、第8軍、第10軍、13軍、14軍、18軍、25軍、35軍、52軍、54軍、60軍、71軍、74軍、85軍、新1軍、新6軍，這都是一等一的部隊，都可以單獨或聯合組成野戰兵團的“核心部隊”，但國民政府卻對其不夠重視。抗日戰爭時期國軍一系列毛病在解放戰爭時期才得以改變，例如戰區劃分太細（解放戰爭時期成立“剿總”）、沒有野戰兵團（解放戰爭時期以主力軍為核心組建兵團）、沒有全國動員（解放戰爭時期“戡亂動員”）。杜聿明第5軍所轄3個師後來各自成軍（即第5軍、第8軍、新1軍），倘若將其合編為1個集團軍作為戰略預備隊跨戰區使用，效果顯然要明顯得多——“拳頭”不能分開使用。

國軍抗戰，可哀痛者太多，平添了多少累累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