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世界各地重振旗鼓、各大城市正建立新冠疫情後的新秩序。本報告旨在分析此次疫情是如何打破原有的生產生活狀態，又為城市領導者帶來哪些新的挑戰和發展要求。
摘要2020年全球城市指數報告將簡述城市在新冠疫情危機下所處的狀態。報告仍由《全球城市綜合排名》（GCI）和《全球城市潛力排名》(GCO) 兩部分構成，揭示了在日益分裂和動盪的環境下，城市全球地位和未來前景的激烈競爭。
創業型城市排名躍升今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最顯著的變化之一是北京與香港城市排名對調——北京取代香港躋身全球綜合實力前五強城市。北京排名的上升是社會穩定性和人力資本投入大幅提高的共同作用（圖1）。上海和舊金山的排名也有大幅提升，部分原因是兩者在創業和創新維度上取得更高得分。今年我們在創新維度的評價中增加了獨角獸企業數量這一指標。
不過，今年排名前四位的城市沒有變化——仍然由紐約、倫敦、巴黎和東京領銜。這些城市長期優異的表現充分說明它們具備《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榜首的大量必備優勢以及全球城市地位的自我提升能力。
全球秩序重建訊號初顯今年《全球城市潛力排名》變化更加明顯（圖2）。雖然倫敦仍居榜首，但其他大多數城市的排名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比如多倫多排名上升九位，躍居第2名。很多城市排名的上升都得益於在治理和經濟發展方面的長期投入，特別是中國和中東城市，它們正在快速追趕歐洲和北美城市。
後疫情時代新局面初探新冠疫情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基於這一認識，我們概括了疫情對全球城市的影響和未來城市面臨的劇烈變化。這次疫情加劇了一些原本已經給城市帶來巨大壓力的問題，包括財政壓力、貧富差距，逆全球化和環境危機。應對這些挑戰，城市領導者需要重新思考許多長期以來存在的假設和發展重點。我們的分析表明，要想戰勝疫情風險，變得更加強大、更有韌性，城市需要重新審視下一步城市發展規劃，必須先推動以下三個關鍵領域的進步：
— 城市價值創造。後疫情時代，城市要想維持全球地位和競爭優勢，必須進一步加強公共價值創造，即以社會各部門、各階層共同利益為中心的價值創造。只有這樣，城市領導者才有機會應對城市快速發展所伴隨的不穩定、不平等和低韌性。
— 城市互聯互通。國際商品流通、思想交流、人員流動和資金融通對城市發展至關重要，但這些要素的流動現在受到疫情短期影響和國際秩序逆全球化長期趨勢的雙重威脅。面臨日益嚴峻的國際形勢，城市領導者需竭力恢復和擴大與全球其他城市的聯絡，維持關鍵要素的流動。
— 城市空間轉型。最後，城市領導者必須解決疫情暴露出來的城市物理空間不足，包括如何在滿足社交距離的前提下安全重啟經濟，如何緩解造成低收入社群健康問題的環境不平等現象。在空間轉型過程中，城市應以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為總體目標，打造更可持續、更有韌性、更包容的生存環境。
我們針對以上每個關鍵領域為城市領導者提出了實施的主要舉措，幫助他們以更具包容性和長效性方式實現快速復甦。
新時代，新視角今年是科爾尼自2008年以來的第十期全球城市指數釋出報告，視角緊扣新冠疫情這一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全球緊急事件之一。這次疫情對全球整體執行環境造成的破壞超乎想象，對全球最大的城市中心影響尤其嚴重，城市領導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城市在當前和未來的全球地位。因此，2020年報告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不過，今年的報告仍由《全球城市綜合排名》和《全球城市潛力排名》兩部分構成，全面分析全球各大城市的地位和發展前景。我們使用的資料大多收集於疫情爆發之前，結果反應的是疫情前的城市競爭位次與發展前景，雖然與現在距離很近，但與當前實際情況還是有較大差距。但儘管報告中的城市排名尚未考慮疫情或疫情應對措施已顯現的影響，卻可以為城市領導者審視過去籌劃未來提供參考。
疫情爆發已接近一年，我們在報告中分析了截至目前疫情對全球城市帶來的主要影響，並總結了一系列的趨勢和決策者必須應對的挑戰。最後我們提出了城市領導者必須加強創新的三個重點領域以及確保城市持續創造和擴大其獨特經濟、社會和文化價值的必要舉措。
全球城市評價標準《全球城市綜合排名》圍繞商業活動、人力資本、資訊交流、文化體驗和政治事務五個維度評估當前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城市。《全球城市潛力排名》則從居民幸福感、經濟狀況、創新和治理四個維度評估城市未來發展潛力，即哪些城市具備成為未來主要全球城市的條件與潛力。這四個維度是一個城市吸引優秀人力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提升競爭力以及確保城市穩定與安全的關鍵決定因素。
2020年的排名將全球共151個城市納入分析範圍，而2019年納入分析的城市數量為130個。其中，中東、中國和中亞等新興地區和國家的城市重要性日益提升。
增加反映全球變化的新指標隨著不斷變化的世界，全球城市的特徵也隨之變化。因此，我們在2020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評價體系中增加了兩項新的指標：
— 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私營初創公司）數量：不具備前沿創業和創新能力的城市將不再被認定為全球城市。為評估城市的創業與創新水平，我們在商業活動維度中增加了獨角獸企業數量這一新指標，聚焦那些創業氛圍和環境良好的城市。
— 醫學院校數量：新冠疫情讓我們認識到，居民幸福感和獲得高階醫療知識和技術的機會能夠決定一個城市的成敗。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人力資本維度增加了醫學院（及其附屬教學醫院）數量指標，評價城市醫療體系全球化程度。
一、2020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和《全球城市潛力排名》評估結果：城市國際競爭力的穩定與分化2020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評估結果紐約連續四年蟬聯榜首，緊隨其後的依次是倫敦、巴黎和東京（圖3）。這些城市排名的穩定性揭示了一個城市要領銜榜單所必須具備全面的優勢，突出了建立這樣一個綜合優勢平臺的難度。同時也表明，具備這樣能力的城市可以做到自我鞏固其在全球的地位。雖然這一年來商業活動水平相對較低，但紐約在所有指標上的發展勢頭仍使其維持榜首地位。
今年榜單前幾位排名的主要變化是香港多年來的五強地位被北京取代，這可能是未來排名進一步變化的一個訊號。北京排名的提升得益於經濟的強勁發展和人力資本的大力投入，而香港的混亂局勢無疑造成了其各維度表現的下滑，其中商業活動、資訊交流和文化體驗等維度下滑明顯。
1.1 前5大席位中4席未變
紐約再次蟬聯榜首，且得分與榜單中其他城市的差距略有擴大。紐約在人力資本維度上的得分最高，國際學校數量、留學生數量和醫學院校數量等指標表現也非常出色。
倫敦仍然排在第2名，但得分自2017年以來持續下降。雖然預期的脫歐公投後的經濟活動大幅減少情況尚未出現，但新的貿易規則也未能如期啟動，具體影響至少要到年底才能明確。
巴黎再次佔據第3名，得益於在資訊交流（該維度巴黎得分最高）、文化體驗和政治事務等維度的穩定表現。
東京維持榜單第4名，得分緩慢但持續提升，在商業活動維度上表現出逐年遞增勢頭。但首相安倍晉三辭職後的發展趨勢還有待觀察。
北京排名上升至第5名，大多數指標得分有所提升。北京商業活動維度得分排名第2，包括全世界最多的財富500強企業總部駐地，以及在新增的指標——獨角獸企業數量上取得了第2名的好成績。另外，教育投入和文化中心地位的提升推動了北京人力資本維度得分的大幅進步。
1.2 創新創業競爭力成差異化優勢
因為新增了獨角獸企業數量這一指標，一些大力推動創業發展的城市排名比上一年有所提升。舊金山無疑是該項指標的最大受益者，綜合排名上升九位，從第22名躍升至第13名，上海排名上升七位，現排第12名，慕尼黑從第32名上升到第24名，西雅圖排名上升兩位至第45名。
1.3 醫療發展短板拖累大好成績
醫學院校數量指標的增加導致部分城市綜合排名下降。在人力資本維度上，伊斯坦布林從第20名下滑到第38名，布宜諾斯艾利斯從第12名下滑至第31名，布拉格從第61名下滑至第82名——這些城市也恰在疫情階段面臨最為嚴重的公共危機與經濟停滯。
1.4 單項指標各領風騷
在《全球城市綜合排名》的29項指標中，有24項分別由24個不同城市領銜。但綜合排名領先的城市在所有指標上的得分排名都比較靠前，而其他城市僅在個別指標上表現突出。其中綜合排名前三甲在所有指標上都有優異表現，倫敦更是四個指標得分第一，紐約和巴黎分別有三個指標得分第一（圖4）。
《全球城市潛力排名》評估結果《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是一個綜合實力榜單，評估當前領先的全球城市，而《全球城市潛力排名》是一個潛力榜單，評估城市為建立未來競爭優勢和全球地位創造恰當條件的潛力。《全球城市潛力排名》第1位仍為倫敦，但後面的排名都比較出乎意料。其中，多倫多上升九位至第2名，主要得益於創新水平的大幅提升和治理的持續改善。東京排名上升兩位，現居第4名，居民幸福感持續多年拿到高分。阿布扎比排名上升十三位，躍居第7名，主要得益於推動經濟效益和多元化發展的長期投資。和《全球城市綜合排名》相比，《全球城市潛力排名》的結果變化更大，揭示了全球城市之間在謀求未來發展中的激烈競爭。
2.1 經濟發展和創新成主要動力
《全球城市潛力排名》榜單中名次上升的城市大多在創新和經濟發展上取得進步，長期投資初見成效。阿布扎比和迪拜在經濟狀況維度基礎設施這一指標上的得分名列前茅，因為這兩個國家放開了私營部門，大力發展公私合作模式。此外，兩國人均GDP、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和外商其他投資的增加也促進了其排名的上升。阿布扎比的排名上升至第7名，迪拜從第32名上升至第18名。其他排名上升的城市還包括：芝加哥，最顯著的進步是私人投資和校辦孵化器得分提高；馬德里，人均專利數量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得分提高，排名上升十四位；深圳，人均專利數量和校辦孵化器數量得分提高。
2.2 美國城市排名急劇下滑
雖然美國多個城市在《全球城市綜合排名》榜單上表現亮眼，但《全球城市潛力排名》結果顯示了美國城市發展潛力的不確定性。美國城市大部分在居民幸福感、經濟狀況和治理等維度得分下降。舊金山和波士頓在上一年《全球城市潛力排名》榜單上領先，但今年排名都大幅下滑，舊金山從第3名降至第11名，波士頓從第7名降至第15名。紐約跌出前25名，華盛頓和休斯頓未進前30，洛杉磯、費城和邁阿密甚至沒進前50名。從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國際協定來看，這些轉變並不令人意外。這表明未來美國城市在獲取國際人才、商品和資本等方面將面臨更多挑戰。此外，今年春夏，美國多個城市爆發騷亂事件，突出了民眾對城市治理諸多層面的不滿，地方政府面臨的壓力也達到歷史最高點。
2.3 結果呈現明顯的區域化趨勢
今年的報告結果出現了明顯的區域化趨勢：中國和中東城市正快速趕超北美和歐洲城市，而北美城市在商業活動維度的表現有超越歐洲的趨勢（圖5）。中國城市在居民幸福感、創新和治理等方面得分取得長足進步。中東地區的顯著進步主要是因為海灣國家大力推動國家改革和經濟多元化以及伊斯坦布林持續強勁的表現。拉丁美洲城市排名持續大幅下滑，在每個維度上的得分都有所下降，創新方面得分下降最明顯。雖然拉丁美洲各城市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但快速城市化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似乎未得到妥善分配。其他地區排名相對穩定，包括亞太和非洲地區。
2.4 單項指標黑馬城市
今年《全球城市潛力排名》有13項指標的單項冠軍由10個城市分別奪得，但今年每個維度都有新晉的冠軍城市，展現了全球各地不同發展階段的城市在努力提高自身地位時做出的努力和決心（圖6）。
二、新冠疫情對城市發展的新挑戰與新要求全球各個城市的新冠疫情已經持續6個月到近一年不等。2020年《全球城市綜合排名》和《全球城市潛力排名》上榜城市目前處於不同的疫情應對和復甦階段。隨著疫情陰霾逐漸散去，城市發展前景已成為激烈辯論的主題。不同專家激辯“疫情是否正在扼殺大都市的吸引力”，很多人開始質疑城市是否能夠繼續保持作為主要經濟和社會活動中心的地位。雖然這些反應比較極端，但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各大城市受到的影響也的確如此。
疫情下的“空城計”不可否認，許多城市都比以前寂靜了許多。據《紐約時報》分析，紐約市大約有5%的居民（大多是富人區的居民）在疫情突發的最初幾個月逃離了這裡。巴黎市區的手機資料顯示其人口減少了近20%。隨著數百萬人放棄共享工作空間，開始在家裡的客廳和餐廳辦公，辦公室的未來越來越不明朗。Gartner最近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82%的公司領導打算在復工後允許某種形式的遠端辦公，近一半（47%）的公司將允許完全遠端辦公。城市房價也受到了相應影響：房地產買賣和租賃網站Zillow的資料顯示，曼哈頓可租售房源與2019年相比減少4.2%，舊金山房價下降4.9%。
當然，新冠疫情對城市的影響遠不止人們的行為和工作方式。一段時間內，國際遊客數量幾乎為零。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預測，今年的全球旅客總數將比2019年下降55%。這對以旅遊業、文化與演出活動為經濟命脈的城市影響是毀滅性的。東京和迪拜等希望透過重大國際活動（2020年夏季奧運會和2020年迪拜世博會）促進發展的願望也未能如願。
對所有城市來說，新冠疫情的全部影響要在未來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全面顯現，但關鍵問題已經出現。如果就業崗位不斷從城市向線上或郊區轉移，城市居民是否也會跟著轉移？如果人們不再將充滿活力的城市中心看作安全的大型文化活動或就業中心，城市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如果城市國際遊客和日常人流大幅減少，未來的消費結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而這些留下的經濟傷疤又將帶來多麼深遠的影響 ？
雖然這些變化本身構成了重大挑戰，但它們絕不是城市領導者面臨的唯一變革力量，關於這點我們下面將進一步探討。疫情的發生加速了這些結構性變化，為城市帶來進一步的壓力，城市必須加速發展，否則將失去在世界舞臺上的重要地位。
三、全球城市面臨的新挑戰與新壓力從疫情和其他影響因素的疊加效應來看，我們認為城市領導者關注的主要問題有五個，每一個問題都增加了城市制定有效對策的緊迫性和複雜性。
— 地理位置優勢不斷弱化。優越地理位置和人口密集曾經是城市的代名詞，但面對疫情，這些曾經的優勢成為了真正的風險或潛在感知風險。隨著虛擬互動和遠端工作模式的可行性不斷提高，無論居民還是企業，他們在城市生存的成本與效益平衡已經悄然改變。
— 財政壓力接近極限。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給很多城市造成了巨大的預算壓力，很大程度上可能會增加城市債務負擔，限制城市和地方政府未來數年競爭力的提升。
— 全球分裂勢頭日盛。疫情爆發前，本土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已經出現抬頭趨勢，而疫情又為全球商業流通、資金和人員流動以及思想、資料和技術交流帶來新的阻力。在供應鏈中斷和供應緊缺，同時醫療裝置與資源需求激增的情況下，一個城市的自給自足和戰略獨立能力展現出空前的優勢。國際合作力度逐漸減弱，全球城市為其居民、社群和企業創造價值的一些核心手段也隨之被摧毀。
— 城市分化持續加劇。受疫情影響，城市面臨的很多長期挑戰變得更加複雜。全球很多地區失業率創下70年來新高，進一步加劇了持續存在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問題。此外，隨著自動化的不斷髮展，城市就業、教育和培訓計劃必然受到影響。
— 環保壓力亟待緩解。對很多城市來說，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已成為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面對汙染、水資源短缺和極端氣候事件頻發等問題，城市需要找到新的方法，重新將自己打造為安全、有韌性、健康的生活和工作場所。
今天的選擇將決定城市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軌跡，因此必須爭分奪秒，認真制定正確的行動方針。然而，城市也不是輕易被摧毀的。歷史上，很多城市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疾病、災難和動亂的洗禮，但最終都挺了過來。雖然個別城市的急劇衰落表明任何城市中心都不應該認為自己可以免受這些威脅，但城市化歷史程序的穩步推進證明了城市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雖然黑死病造成歐洲約40%的人口死亡，但歐洲城市人口基本在200年內就恢復到了瘟疫前的水平。
未來城市發展的新重點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僅靠昔日的輝煌是無法永保城市全球領先地位的。要想使城市更加強大、更有韌性，城市領導者需要作出與以前截然不同的戰略和投資選擇。雖然在應對地理、人口、產業優勢等因素的變化上每個城市應因地制宜，但我們認為城市應重點推進以下三個領域的創新。
— 城市價值創造。從結構上改變城市為居民、企業和社群創造價值的方式。
— 城市互聯互通。探索新的方式，確保在全球分裂形勢下維持貿易和資金流通、文化交流和人員流動。
— 城市空間轉型。重構城市規劃，利用物理空間和技術使環境更可持續、更有韌性和包容性。
四、促進城市價值創造城市對推動人類進步和加速經濟發展發揮主要作用。城市競爭力的核心在於人才、組織和資源的彙集，即所說的集聚經濟。城市人力資本和金融資本集中、基礎設施完善、深度專業化可行性高，所有這些都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提升。這種靠近資源的優勢也為創新提供了動力，促進了思想的交流，為居民創造了大量參與、互動和經商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這些好處超過了城市的生活成本，如高昂的租金、擁堵和其他不便問題，那麼就可以說城市創造了其他地方無法取代的價值。然而現在城市的價值創造能力受到威脅，對全球性城市來說尤其如此。
全球城市的獨特價值來源於三個基本屬性。第一，深度融入全球網路。關於這一點的重要性我們將在下一部分詳細闡述。第二，多元化的世界縮影。第三，在全球範圍內的的影響力，市民和企業的影響可以延伸到自己所在城市之外。這些屬性對全球性城市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由於依賴國際流動和互聯互通，它們更容易受當前國際形勢影響。而另一方面，當國際貿易逐步恢復，它們能以更快的速度復甦。就像歐洲終於走出黑死病陰霾，經濟開始復甦的時候，那些土地規劃更合理、貿易潛力更大的城市生產力超越了瘟疫大流行之前的水平。如今，隨著去全球化愈演愈烈，國際互聯互通和資源流通將變得彌足珍貴，將對城市價值創造發揮更大作用。
4.1 對城市領導者的要求和相應舉措
要確保發展符合需求，保持城市競爭力，不僅要革新城市獨特的價值主張，還要擴大價值主張或城市特色，吸引更多居民和企業入駐。這要求城市更加專注公共價值創造——即以公共利益為中心的價值創造。只有這樣，城市領導者才有機會扭轉過去幾十年來破壞社會穩定性、平等性和價值創造可能性的不利趨勢，包括：以犧牲長期願景和投資為代價制定短視、被動的決策，利益集團滲透政策制定程式，公共行政部門被個人利益左右，以及單純從財務角度思考價值創造。由於當前疫情危機，人們對變革有了更加開放的態度，因此現在正是改變原來以解決眼前問題為主的短期視角，轉向以創造持續公共價值為主的長期視角的好機會。例如，對城市物理環境的投資不僅可以消除疫情暴露的一些不平等現象，造福當下居民和企業，同時也有助於增加未來就業機會和其他發展機會。
具體行動包括：
— 重塑城市價值主張。城市領導者應著眼未來，不應侷限於迴歸疫情之前的老樣子。首先，政府官員、居民和當地企業應認清形勢，坦然面對現狀，確定短期問題和長期戰略挑戰，認識對城市發展影響最大的趨勢。基於這一認識，城市領導者必須推動協同創新，重新設計城市價值主張，使其能夠應對未來不確定性，反映所有人的利益和願望。建立共同的願景，確定任務的規模和範圍，進而明確挑戰的優先順序，並制定行動計劃。如果這些工作能做到真誠、實際、透明，那麼人才、投資和發展自然會隨之而來。
— 投資推進未來複蘇。雖然讓居民、企業和社群重新振作起來需要直接的公共支援，但僅2020年一年的大規模臨時救濟是不具備可持續性的，不足以支援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全面復甦。此外，由於過往緊急經濟救濟常被指責為少數人服務，而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因此，現在所有救濟計劃都要經過嚴格審查。雖然有附加條件的復甦援助越來越普遍，但這些往往是懲罰性救助，而且是以過去為導向的。現在，復甦計劃及專案不應總是向後看，而應著眼未來，救助條件要符合城市長期戰略發展目標，利於整個社會發展。考慮到救助計劃和資源的有限性，城市領導者需要確定哪些企業、行業或小型群體面臨最嚴重的危機，以及它們如何適應城市的未來價值主張。援助計劃應結合符合這一方向的商業實踐和模式，同時為不符合這一方向的企業和行業提供過渡支援。
— 建立公共價值創造市場。雖然我們瞭解市場在價值創造中發揮的核心作用，但往往忽略政府在建立應對公共挑戰，同時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創造價值的市場中發揮怎樣作用。面臨資源和預算雙重壓力的情況下，城市領導者必須把握機會，敢於擔當，積極履行自己的主要職責。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協作，積極探索創新思路，解決城市最迫切的需求和重大長期挑戰。根據城市未來價值主張確定這些需求和挑戰的優先次序，然後可以與私營部門合作，規劃市場建設，解決這些需求和挑戰。
— 促進公民資本發展。重建民眾之間以及民眾與機構之間的信任也是一項重要工作，對建立公民資本起到關鍵性作用。公民資本（civic capital）泛指促進人際合作的價值觀和信仰。實踐證明，公民資本能夠刺激經濟發展。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受疫情波及的民眾對政府部門和領導層喪失信心，其中18-25歲群體信心喪失最為明顯。這一點突出了建立公民資本的緊迫性。公民資本建設有很多有據可循的方法，包括積極建立公開討論機制，確保決策過程的透明性和普惠性。此外，技術也有助於公民資本的建立。例如，數字分類賬技術等工具可以樹立對電子交易的信任，線上信用系統能夠增加共享社交平臺和社群的可信度。將公民資本納入城市價值創造戰略有利於發揮信任和合作的力量，從而加快城市進展。
確保城市互通互聯
全球互通互聯是全球城市發展的命脈，為城市提供源源不斷的新鮮“血液”。然而，自2008年以來，全球化步入慢車道，世界進入“慢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自二戰以來首次倒退。新冠疫情的爆發進一步加速了這一趨勢，減少了人員的跨境流動。如果多邊合作繼續惡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和危機應對能力發揮核心作用的互通互聯將受到更大威脅。更重要的是，在這次的疫情中，我們已經明確看到，當大規模危機來襲時，城市往往最先受到波及，面臨資源緊張和國家支援不明確等挑戰。在這個時候，城市領導者必須自主採取積極的本地對策。所以，保護全球城市互通互聯對城市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應對最大挑戰和創造公共價值至關重要。
4.2 對城市領導者的要求和相應舉措
首先要確保利於城市發展的現有國際網路和流通體系的連續性，包括商品流通、思想交流和人員流動。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網路和體系給我們的直觀感受已經有所不同，至少在短期內，它們變得適應當前社交距離新形勢。其次，城市必須具備包容性和吸引力，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理想的居住場所和工作場所。這意味著城市既要保留其獨特的地方特色，還要認真思考城市空間佈局設計，關於這一點我們將在下一節中做進一步探討。最後，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大規模人口遷移是所有城市面臨的新挑戰，但對不同城市的影響方式和影響時間有所差異。這表明，如果城市和地方領導者想要充分表達當地居民的意願，想要在關鍵決策中擁有發言權，在危機來襲時獲得更廣泛的支援，就要深刻認識到保持全球對話和影響力的重要性。
為確保全球互聯互通，城市領導者應關注以下幾點：
深化全球網路參與。
加深與全球城市網路的融合也許是城市保持與全球必要聯絡最實用的辦法了。雖然這些網路的目標各異，但宗旨都是為了促進城市領導者在重要議題上的協作，推動當地變革。其中有兩個主要的網路型別對於全球城市領導者來說最有價值。一是資料和最佳實踐共享網路，這類網路以彙集知識和經驗為中心，或就特定主題開展對話，或交流與常見挑戰相關的見解和做法。實踐證明，在解決困難時，這一方法是非常靈活的。例如，C40 城市氣候領袖群（簡稱 C40）原本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但今年年初，C40改變了策略，成立了新冠疫情復甦工作小組。資料共享變得更加強大。歐洲病毒資源庫(The European Virus Archive )讓科學家們迅速識別出新型冠狀病毒是SARS冠狀病毒家族中的一員，並研究出了一種在患者樣本中檢測病毒的方法。隨著城市智慧化和數字化水平的提高，此類網路將能夠找到更多可應用於相應領域的全球解決方案。另一個最有價值的主要網路型別是全球宣傳網路。它們有助於擴大城市層面重大問題的影響力，這些問題只能透過更大範圍的投入方能解決，例如城市領導者缺乏作出必要決定的政治權力這樣的問題。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簡稱ICLEI）就是這樣的一個城市網路。ICLEI和其他類似的網路可以接觸到諸如聯合國等一些國際機構和組織的決策者，為城市爭取相應的發言權。而這些全球層面的發言權是城市原本不具備的，這使得城市領導者有機會獲得全球資源，幫助其應對從疫情到極端天氣等全球範圍內的各種挑戰。
建立國際經濟夥伴關係。城市之間的經濟夥伴關係可以取長補短、互惠互利，拓展了傳統的經濟價值創造方式。不同於以政治或文化為紐帶的傳統友好城市關係，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新型城市夥伴關係可以讓城市即使在全國流動性不暢的情況下也能開展新的專業化發展，觸發更多的市場機遇，吸引外資，支援產業合作，提高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例如，亞特蘭大和阿姆斯特丹建立了所謂的“貿易和物流走廊”，在歐洲和美國部分地區共享資料並賦予對方貨運優先權，透過大型協調中心改善供應鏈運營及效率，從而獲得更多經濟利益。諸如此類的合作不僅打開了夥伴城市吸引外資的大門，支援了本地重要產業發展和居民就業增加，還提高了城市在全球市場和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然而，城市在甄選合作伙伴時，必須認真全面考慮整體經濟戰略，嚴格分析潛在夥伴城市是否與其戰略匹配，確保雙方互惠互利。雙方之間的任何協議和經濟補貼都必須符合國家法規。夥伴關係建立後需要持續監測，以確保某些經濟目標得到滿足。
五、指導城市空間轉型重大事件和危機總是會在我們的物理環境中留下印記，沒有一個城市能夠例外。比如19世紀早期，為了緩解傳染病流行等城市化問題，紐約中央公園誕生，成為了“城市的綠肺”；又比如為防霍亂，倫敦改造了排水和水淨化系統。更近一點的，由於非典疫情的爆發，新加坡和首爾投資建設了密切接觸者數字化追蹤系統，這些系統被再次用於抗擊新冠疫情的傳播。我們一次又一次對城市進行重新設計規劃，以應對新的威脅和挑戰。
在中國的上海、杭州、深圳、北京，以及新加坡等城市，我們看到政府如何透過大範圍部署數字化技術，打破數字壁壘，實現對疫情擴散的研判和高精度的人口追蹤，當然隨著疫情之後如何平衡隱私與效率也成為了城市決策者與公民社會需要面對的全新挑戰。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新冠疫情改變了人們的很多行為方式，使一些早有苗頭的趨勢提前到來。現在人們會花更多時間上網，遠端工作將成為未來長期趨勢。居家辦公等新型工作模式讓一些人開始擔心城市規劃者一直以來努力解決的郊區蔓延問題會進一步加劇。然而，搬到郊區居住的想法正在改變。哈里斯民意調查機構（Harris Poll）五月份的調查顯示，只有60%的美國人希望繼續住在城裡，而到了七月，這一比例回升到了74%。新冠疫情也暴露出了城市中一些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問題，突出瞭解決這一問題的必要性。絕大多數從事“必要服務”的人為少數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他們接觸病毒的風險更大。與較富裕的居民相比，他們的居住環境更加狹小，缺少清潔用水，居住環境空氣質量，患上有關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對城市領導者的要求和相應舉措在危機期間，城市結構已趨於崩潰，短期內不太可能恢復原狀，正因為如此，城市領導者現在就有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理由和獨特的機會去改造城市環境，爭取使城市環境更可持續、更有韌性、更平等。應對關鍵領域進行戰略投資，調動政治意願，從而把城市規劃與經濟和社會需求以及氣候變化等長期趨勢緊密結合起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城市改造。然而機會轉瞬即逝，城市領導者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城市改造刻不容緩！
關鍵舉措包括：
— 均衡發展城市人口密度。空間距離的擴大給城市佈局帶來了新的要求，城市需要更靈活地利用空間，滿足所有需求。對於許多城市來說，可以透過修訂土地利用和分割槽法規來完成。現有法規下，土地開發僅限於商業、工業或住宅等用途。過於僵化的土地利用與分割槽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在美國的幾個城市，“單戶家庭分割槽制”阻礙了較小規模或更可持續的住宅空間的建設，推高了房價。透過採取更靈活的分割槽方法，鼓勵更多的混合用途開發，城市可以有更多建設空間，同時可以更加公平地分配城市空間，保持理想的城市空間規模。比如在多倫多，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採用混合用途分割槽和開發的方法。
— 打造本地生活圈。大範圍推行城市社群“本地化”戰略可以縮短居民從居住地到工作地以及其他重要生活設施的距離，有助於最佳化城市人口分佈，緩解交通壓力。比如悉尼的“30分鐘生活圈”計劃確保所有居民在半小時內透過步行、騎單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達三個中心城區的其中一個。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推出了“20分鐘社群生活圈”計劃。城市領導者還應注意到，最近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騎單車和步行等城市長期鼓勵的出行方式，要積極利用這些勢頭，鼓勵人們使用更多替代出行方式，使城市出行更加便利且更可持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城市需要建立永久性的新交通網路，確保居民腳踏車道和步行道使用的普遍性，制定新的安全和安保規定，減少交通事故和傷害。但是並非所有的發展計劃都可以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城市規劃者需要加強與社群之間的互動，讓當地居民參與城市規劃，共同探索最適合自身居住環境的城市佈局方案。
— 重建對公共交通的信任。重新平衡人口密度任重道遠。當前，城市亟需推出經濟補貼，讓居民再次恢復到可自由出行的狀態。要做到這一點，城市領導者必須重新建立居民對公共交通的信任，讓居民放心使用。事實上，許多城市已經採取了行動，比如巴黎早已開始使用人工智慧技術檢查市民是否按規定佩戴口罩，紐約要求僱主給予員工靈活的上班時間,減少高峰時段的出行人數。接下來我們還會看到前沿的實時地圖平臺被廣泛使用，為居民提供全面的出行資訊，儘量減少等待時間，避開擁堵，同時為交通服務提供者和地方當局提供必要資訊，幫助其對現有交通系統做出相應的改進，提高靈活性和韌性。應用程式Transit的開發就是為了滿足這一需求，而且該應用已經推廣到200個城市，其中配備非接觸式支付系統的城市可以為該應用提供寶貴的資料輸入。
— 加強城市公共綠地建設。新冠疫情爆發後的封閉管理使得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戶外活動對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因而綠地建設也成為城市規劃的重點。丹麥奧胡斯大學的最新研究表明，兒童經常接觸綠地可顯著降低青春期和成年期患精神疾病的風險。然而，有證據表明，富裕人群居住地區有更多綠地，這又是一個亟待解決的不平等問題。
— 普及數字網路連線。要想在後疫情時代保持活力，城市必須投資數字基礎設施，確保交通順暢，不因收入和地理位置影響交通工具的使用，除此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選。同時農村地區也要普及數字網路連線，緩解城市中心的壓力。韓國首爾在網際網路普及方面應該是做的最好的，99.2%的首爾居民上網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四倍以上。然而，首爾的成果也不是一朝一夕取得的，它花費了數十年的時間長期致力於基礎設施和研發投入。如果其他城市能夠效仿，加強民眾網路安全教育，就能為迎接未來的創新和機遇做好準備，更好地應對新的挑戰。
— 提高城市韌性。2020年的重重危機給城市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新冠疫情絕對不會是城市面臨的最後一場危機。在日益動盪的環境中，城市領導者必須未雨綢繆，做好應對各種潛在破壞因素的準備，並在規劃和開發城市空間時充分考慮這些因素。這實質上意味著城市規劃要優先考慮城市的適應性，賦予城市空間多元化的使用方式，確保必要情況下城市能被快速改造。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城市提出了創造性的、巧妙的對策。例如，鹿特丹的一位建築師設計了一個適合搭建在任何廣場上的微型市場，居民可以在本地安全的距離內完成購物。但是，如果能在城市規劃時提前考慮靈活性等城市特色，比如公園、體育場館，甚至道路等，能幫助城市在需要的時候更快地採取行動，從長遠來看，可以使城市更具韌性。
城市未來何去何從？面對當前危機和未來新興需求，全球城市需要做出重大調整，增加城市適應性。毫無疑問，長期以來城市賴以創造價值的根基已經被摧毀，城市之間的許多聯絡好像隨時會崩塌。此外，城市分配空間的方式也亟需重新審視。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應對新環境的工具，而且受新冠疫情的影響，人們也更願意接受創新的做事方式。但是，抓住這一機會並不容易，也不能一蹴而就。然而，即使不容易做到，我們還是要相信，城市不斷適應和發展的趨勢不會改變，它們有潛力變得更加強大。本報告中的建議旨在幫助城市領導者明確全球城市的當前面貌，採取必要行動，制定城市發展的下一步目標。全球各大城市會如何應對挑戰，明年的全球城市指數報告又會帶來哪些驚喜，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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