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金基德導演去世的時候，剛好在三亞的海南島電影節上刷片，當時是要連看三部電影，從下午三點半一直看到晚上九點多，兩個場歇時間可能連十分鐘都沒有。
就在這倉促的轉場當中，收到了這則訊息。
當時實在是太匆忙，甚至沒時間去消化這條新聞，也只能匆匆發了悼念兩個字。
但是，對於金基德導演，還是想要去寫點什麼。於是，就有了今天來自作者中砥的這篇文章。
關於金基德導演呢，其實算不上很喜歡的韓國導演，甚至，我的韓國導演前五都未必有他，但是，說到韓國近30年的電影，他的作品，又是你無論如何也無法繞開的。
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樣，經歷過盜版碟時期的影迷們，在迷影初期，應該都淘過那麼幾張金基德的影碟，比如《春夏秋冬又一春》，比如《空房間》，比如《漂流欲室》或者《海岸線》等等許多……
他不可避免地成為，我們這一代影迷，在迷影啟蒙期，必看的一位導演。
有人說他作品優秀，我們又失去了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也有人怒斥其行為惡劣，死了活該……
對這個事情，我一直是糊塗的，也沒有特別清晰的答案。但有一點，那就是，金基德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早期那些作品，確實曾經影響過很多影迷和電影人。
所以，無論我們怎麼看待金基德，那些被金基德電影震撼、感動、驚訝到的電影時光與附著在其上的情緒，是真實的，也是甩不開的。我們都無法完全拋棄曾經的自己。
所以，這篇文章的用意，與其說要悼念金基德導演，不如說是懷念那些曾經與金基德作品共渡的時光吧。
更多，還是看中砥的這篇文章吧，她也是從她的角度，一個影迷或者說曾經金基德作品粉絲的角度，去聊起金基德，和金基德的作品。
從12月11日晚上看到訊息開始，大家第一反應都是
“假訊息吧？”
“不可能吧！”
畢竟，金基德導演在拉脫維亞因新冠併發症去世的訊息，無論從地點還是死因，看起來都太不真實了。
第一時間向金基德華語製片人秀琳求證，以為她會罵我一句“哪兒看這些亂七八糟的”，但是沒有。
從下午六點半到七點半，一分一秒的煎熬裡，最終等來的是一句“家人確認了。”
金基德年初去俄羅斯拍新片，片子還沒做完，疫情就席捲而來。
他由於簽證問題輾轉多個國家，從愛沙尼亞到拉脫維亞，想要透過買房來解決簽證，可是房子合同簽約當天，他人沒到，朋友發現他身體出了狀況，把人送進當地醫院醫院……後面的事情，就是我們看到的訊息：金基德因新冠併發症離世。
而幾天後，就是他60歲的生日。
還有太多沒拍完的電影，還有太多沒回應的爭議，還有太多沒講出來的故事。
就這樣，戛然而止了。
這位從作品到生活都充滿爭議的導演，用這樣戲劇化的方式，在遠離朝鮮半島的一方土地上，結束了他的一生。
在他生前的傳記性著作《野生金基德》裡，有這麼一段話：
“你們有信心絕不看金基德電影麼？雖然這樣說多少有些難為情，但我敢肯定，即使我現在死去，我也會馬上得到人們的重新評判。甚至是那些討厭我、否定我的人。我知道，他們會爭先恐後地轉變態度，重新解讀我的電影……”
那是當年作品爭議之下，金基德的“豪言”。
一語成讖。
從“作品”到“人品”，爭議之中，生死之間，如今再沒有答案。
我們只能回到與金基德電影結緣的起點，去反覆思索和追問，為什麼，他的離開會讓人惋惜。
對我來說，與金基德電影的相遇，不算早，卻有著非常清晰的時間節點。
十年前，大學剛入學不久，跟幾個同學一起攢了個放映社，每週固定在階梯教室放片交流。片子放完聊一兩個小時也是常有的事。
記得那天放完《收件人不詳》，很意外地沒人說話，大家似乎是一下子被攝住心神，心中的驚歎、愕然，甚至是不適的情緒交雜，語言在這些感受面前失效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金基德電影，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跟很多內地影迷一樣，金基德也是我愛上的第一位導演。
甚至可以說，是金基德的這部電影開啟了我的迷影生涯。
十八九歲的年紀，遇上金基德電影，衝擊震撼之餘，像是忽然間打開了一扇全新的大門，去重新審視電影的另一種可能。
痛的可能。
化繁為簡的可能。
《收件人不詳》故事發生在70年代韓國美軍基地附近的村落，一個不斷給黑人丈夫寫信-被退信的女人，和她20多歲的混血兒子，在畸形的村落與文化環境中，痛苦地苟活。
混血兒子尚武受盡歧視，對自己的混血身份恨之入骨，連帶著對母親也愛恨交加，坦白說，更多時候，他恨母親顯然更多，動輒抓住母親的頭髮拳打腳踢。
但奇怪的是，在金基德平實的鏡頭之下，尚武對母親的施虐，反而有一種強烈的自虐感，那種對母親身體上的擊打和痛感，最終抵達的，是尚武對自己內心的拷問和對自我身份的質詢。
這種情緒和心境太複雜了。
而呈現的手法又太簡潔了，連臺詞都少得可憐。
複雜與簡潔之間，是當時讓我們瞠目結舌的空白和餘音。
那之後的半學期裡，我們一口氣看完《撒瑪利亞女孩》《漂流浴室》《空房間》《弓》《聖殤》《春夏秋冬又一春》《海岸線》等一批金基德電影。
終於明白，《收件人不詳》的震懾感不是個例，而是金基德電影留給我們的一貫餘味。
《收件人不詳》最後，尚武用奇異的姿態倒栽蔥式地一頭插在稻田裡，兩條腿向天空岔開，像是勝利，也像是死不瞑目的掙扎。
《聖殤》中，一個為兒子復仇的母親竟然能夠想出匪夷所思的方法，以扮演母親的方式，不僅褫奪仇人的生命，更奪去他自以為失而復得的珍貴親情。
《撒瑪利亞女孩》裡，兩個小姑娘為了去歐洲旅遊竟然會想出援交這樣的掙錢方式，而當其中一個女孩的偵探父親發現女兒援交時，一路跟蹤，最終殺死了與女兒媾和的男人。
他電影裡的每個人物確實都是小人物，但我們很難用“普通”或是“平凡”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些邊緣的小人物，因為他們總是做出超越常人的選擇，擁有普通人沒有的怪誕、瘋狂、扭曲。
當然，也承受著普通人難以承受的痛楚。
他電影裡的人物總是遇到各種各樣的極端情境，或者總是做出各種各樣令人匪夷所思的選擇。
而無論哪一種，金基德總是能操控大家一點點相信他的故事情境和人物境遇，而故事的真實痛感總是一次又一次擊得人心頭一震。
其實不僅是痛感，單看他每一部影片的故事設定，都是非常戲劇性、強情節的。但他呈現的手法又是非常反型別、反設定的。
在強情節與反型別之中，他用殘酷到近乎侵略性的呈現方式，帶我們走進了一個個扭曲的靈魂深處。
就像《弓》裡，那個養大女童，計劃娶她為妻的漁夫老人。或者是《莫比烏斯》裡那個因丈夫出軌而物理閹割親生兒子的女人。
又或者是《海岸線》裡，那個一心想要在海岸封鎖區射殺間諜，最終成了被射殺物件計程車兵。
在金基德的電影序列裡，一支指向韓國社會真實的戰爭後遺症，一支指向宗教救贖下的人性卑劣與困境。
而無論哪一支，都對人性和社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冒犯感，甚至對觀眾而言，也常常會有各種生理不適的影像呈現，讓人經常處於被挑戰、被強迫的邊緣。
從第一次看金基德電影到現在，十年過去了，我們見過了很多頂尖電影，看過很多大師作品，也聽聞了不少與金基德相關的負面評價、爭議流言。
再不會坐在階梯教室對著幕布，與幾個同學面面相覷、目瞪口呆，只說得出一句“牛逼”。
但是每當重看金基德電影，當年的那種帶著冒犯的震撼感就如雷聲，從遠處的天際滾滾而來。
沒想到的是，第一次認真回望金基德電影在我們世界裡投下的波光，竟然是在昔人已乘黃鶴去的時刻。
金基德走了。
自此，電影的星圖上隕落了一顆怪異奇情的星。再不會有人像他這樣懷著無言的悲憫，從瘋狂畸態的人物入手去剖白人性和社會。
韓國電影界，再也不會如芒在背。
而觀眾，再也不會感受到來自他電影和他本人的冒犯和痛感。
金基德的電影像是一根刺，扎入了韓國文化最深最柔軟的痛處。不能碰，因為一碰就疼。但也不能拔，因為扎得太深，一拔就會血流如注。
這種如鯁在喉的冒犯感，從他的電影，一直延伸到生活。
從一個初中學歷的工人到一個拿滿柏林、戛納、威尼斯的大導演。金基德野蠻生長的導演路徑，對等級嚴格的忠武路制度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入侵和挑戰。
他存在、他拍攝、他拿獎，他的電影和他本人，對固有的社會倫理和電影規制都形成了一種挑戰。
而前兩年爆出的性侵傳聞更是極大地冒犯了國民情感。
2017年，金基德因涉嫌在片場毆打女演員、強迫拍攝床戲而被檢察院立案調查。
2018年，韓國電視臺 MBC的《PD手冊》欄目播出節目《電影導演金基德，大師的真面目》，指控金基德性騷擾女演員。
金基德全面否認指控，2019年，韓國法院判令金基德向受襲擊的女演員作出賠償，但性侵指控則因缺乏證據而不了了之。
然而整個輿論早已經先於法律完成了審判。
壓力之下，離婚，獨自遠走他鄉，金基德人生的最後兩年，輾轉了很多國家，試圖尋找一方能承載他故事的土地。
可是這一次，來不及等待自我放逐，死亡卻比第二個《阿里郎》先來了。
金基德就這麼走了。
就像他在自傳裡寫的那樣，“金基德在膨脹。金基德其實很脆弱。金基德一無所有。”
或者又像他說過的另一句話，“於我，電影即鬥爭”。
他鬥爭了半輩子，膨脹過、脆弱過，最終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離開了。
或許，如果沒有這場疫情，我們很快就能看到金基德至少一部新片。
那部年初在俄羅斯拍攝的新片，原本可以很快與觀眾見面的。而更多已經完成的劇本也在等待著搬上銀幕。
可是現在，都成了絕唱。
前幾年，金基德在我國電影市場上一直很活躍，2015年擔任天壇獎評委會主席，隨後宣佈投資近2億的專案《無神》即將開機。
可因為各種原因，《無神》除了留下一張概念海報和幾條開機新聞外，再無音信。
去年，在平遙WIP單元，一個名為《青玉》的專案得到了各方的關注，暫且不說專案品質，單是金基德編劇、監製，就已經吸引了諸多目光。
如果這部《青玉》能夠順利上映，或許，這將是金基德留下的最後一部作品了。
從編劇開始，從編劇結束。也算是一個圓滿的結束吧。
金基德溘然長逝，把一切是非爭議都關在了背後。
就像是他電影中那些不知從何處而來，也不知會去向何處的人一樣。
就像是《撒瑪利亞女孩》中永遠抵達不了的歐洲，或是《收件人不詳》中永遠收不到的回信。
金基德在一個看起來永遠不會與他產生關聯的地方——拉脫維亞——離開了。
這很金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