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相干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當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

“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他都嘗試過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之後，當時在長沙求學的毛澤東聽到訊息異常興奮，決定投筆從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長沙革命黨人發動了武裝起義，成立了湖南軍政府。年輕的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的新軍。

在當兵期間，他從《湘漢新聞》上讀到了一篇談論社會主義的文章。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對文章上所描寫的社會改良主義，他有著極大的興趣，在之後的很長時間他也只是感興趣而已。

在當時，人們的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倫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式托爾斯泰的勞動主義，流行於北美的工讀主義。

在諸多的思想當中，無政府主義曾一度佔領優勢，因為在當時這更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早期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當中，也有許多人一度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毛澤東也曾經做過嘗試。

1918年，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就嘗試過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式生活。

這是他第一次無政府主義的試驗，之後因為赴法勤工儉學的事中斷了。

他去到北京之後，又看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回到湖南之後都開始在設計理想社會的藍圖，跟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

建立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建立新家庭，把若干個新的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創造一個新的社會了。

再把這些新的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

毛澤東一開始，內心還是傾向於溫和的社會改良，提倡“無流血的革命” 可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初識“馬列主義”，內心還是一個溫和的改良派

1918年8月15號，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一行人來到了北京。

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的介紹下，認識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並且成為了李大釗手下的圖書管理員。

在長期的共同工作當中，李大釗的言論和行為給毛澤東帶來了直接的影響。

1918年11月，他在天安門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講，在《新青年》上閱讀了另一篇文章《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從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的瞭解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之後社會主義的思想，慢慢地成為了進步思想的主流。

毛澤東在1949年進北平前，在西柏坡談到李大釗時說：“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

也是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毛澤東對布林什維主義越來越有興趣，每次看報的時候都特別注意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廣泛收羅為數不多的馬列書籍。

“驅張運動”勝利後，荼毒湖湘的軍閥張敬堯被驅逐出了湖南，這場看似是一場湖南人民同心協力的結果，卻是軍閥之間博弈的結果，走了張敬堯，來了譚延闓，趙恆提。

這次實踐，加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瞭解，讓毛澤東意識到很多人在講改造，但都是一個空泛的目標。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麼方法？似乎沒人知道，毛澤東自己也好像是雲裡霧裡。

譚延闓讓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堅決走上革命的道路

湖湘人民迎來了譚延闓，以為民主政治的春天真的來了，可是現實再一次給毛澤東澆了一碰冷水。

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進促進會”在上海成立。

這是一個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

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新問題就是如何在湖南建設民主政治。毛澤東擔心的就是張敬堯是走了，但是會不會有新的張敬堯？

要想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達到“推倒武力”統治，慢慢走向民治的目的。

當時在湖南各界，“湘人自治”的政治呼聲越來越高，湖南人的事情就應該由湖南人自己來決定。

但是譚延闓表面上聲稱採取“湖南自治”，“還政於民”的政策，實際上只是為了籠絡人心，從而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抵禦北洋軍閥政府的再次干預而故作姿態。

他提出的“湘人治湘”的口號，好像是支援“湖南自治”，實際上是為一批湘籍官僚包辦湖南政事開路而已，根本就不是什麼民主政治。

毛澤東等社會人士要求譚延闓為首的湖南政府召開人民憲法會議，真正的實現湖南自治。

要求：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

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

十月十日，長沙兩萬名群眾冒著大雨，向譚延闓提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地召開人民制憲會議。

譚延闓雖然接下來《請願書》但是對於裡面的要求卻是拒絕的。因為制憲會議，早就被包辦了，怎麼可能按照毛澤東起草的內容來做。

湖南政府也沒有把毛澤東這些個書生太當回事情。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才是真理。

之後接替譚延闓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恆惕，更是直接撕下了偽裝的面具，直接開始派兵抓捕這場制憲運動的民主人士了。

毛澤東對此心灰意冷，徹底對這種溫和的改良失去了信心。

他在給好友向警予的心中這樣寫道：“幾個月來，已經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這一次的事實教訓，使他終於擺脫了對社會改良道路最後一點的幻想，堅決的走上革命的道路。

有一次，毛澤東同時接到了好友蔡和森和蕭子升的信，他們倆在“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蕭子升不認同俄式（馬克思）革命，更傾向於無政府普魯東之新式革命，以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對社會進行改造。

而蔡和森認為，“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方法。在之後給毛澤東的信件中，直接提到“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

對於這次爭論，毛澤東毫不猶豫的支援了蔡和森，他說：“溫和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的通，實際上做不到的“。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只有掌握了槍桿子才是革命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孫中山的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口號下。國共迎來了第一次合作。為了共同的歷史使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共同努力。

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就這麼開始了，一路勢如破竹，擊敗了吳佩孚，孫傳芳。

但是孫中山一去世，之前隱藏在國共之間的矛盾就愈演愈烈了。國民黨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裂，形成了“左派”和“右派”。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充滿了敵視。

1925年11月23日，以林森，鄒魯，謝持為首的“右派”，在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上，公開提議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的黨籍。徹底將共產黨員從國民政府中清除出去。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爆發，蔣介石無中生有的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藉此在廣州實施戒嚴，監視和軟禁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為的是徹底把共產黨員從軍隊中清除出去。

面對國民黨“右派”的強硬打擊，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確實一味的忍讓，堅決放棄武裝反擊，最終使得蔣介石得寸進尺，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

那時的毛澤東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從那一刻開始他更加堅定了革命必須要有槍桿子。

1927年，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轟轟烈烈的打響，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打開了共產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