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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早期，內閣中書趙翼入直軍機處，凌晨四點左右入隆宗門外辦公室值早班。在灰濛濛的天際線下，黑暗中值夜的太監們偷懶倚靠在欄柱上瞌睡假寐，趙翼的同僚們還在趕赴宮城的路上，只有少數蘇拉奔走在宮苑之間。

隱隱之中，趙翼發覺辦公室外有一點點紗燈閃過，進入隆宗門而去。他揉揉眼睛，仔細觀察，發現是一位位小皇子，驚詫莫名。早班同僚見怪不怪地告訴他：“皇子進書房了。”趙翼大為感慨：“我輩寒窗苦讀，皓首窮經，是把讀書當作衣食飯碗，尚不能早起。而這些天皇貴胄、金玉之體，卻能日日如此！”由此，趙翼認為：“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千古。”（《簷曝雜記》）

紫禁城六百年來，入住過兩戶人家：朱明家族和愛新覺羅家族。兩戶人家的家風不同，塑造了不同的家族命運和王朝國運。



太和殿

家庭教育是最能體現家風的內容之一，明清皇室傾帝國之力給子孫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經過層層選拔的精英書生，成為紫禁城的家庭教師。朱明皇室出身草根，建政後按照儒家要求展開皇子教育，很不幸迅速落入鄉間老塾師的窠臼。從明英宗時代起，皇子的教育內容逐漸固定僵化為讀書、聽講、寫字，朝著訓詁句讀的方向發展。明太祖朱元璋曾經問諸位皇子：“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皇太子朱標回答：“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所學非所用，甚至可能朝著實踐相反的方向前進。明代皇子們既得不到處理大局的實際鍛鍊，又沒有唐宋時期出任地方官的政治積累，完全得不到真正的歷練。皇太子則因為身份尊貴，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時多。”皇太子真正學習的時間少，就在不多的授課時間裡，老師們也不過照本宣科，教學效果非常可疑。

朱厚照是明孝宗的獨子，父母的溺愛加上生性頑劣，從小不好好讀書，吏部尚書馬文升憂慮太子耽於遊樂而荒於學習，上疏建議皇太子每月三次御文華殿講學，明孝宗依然沒有亡羊補牢。明孝宗的溺愛最終害了朱厚照，後者登基之初連奏章都看不懂。再考慮到皇家父子隔閡、內廷權力爭鬥，明朝多位太子甚至連正常的教育都不能保證。嘉靖皇帝迷信“二龍不相見”，對事實上的繼承人、唯一存活的兒子朱載坖極為冷淡。朱載坖始終沒有冊立皇太子，而且出居藩邸。紫禁城在漫長的嘉靖朝並沒有皇子生活。明光宗朱常洛子以母賤，生父萬曆皇帝甚至不願意承認這個長子。朱常洛13歲才出閣就學，到20歲都沒有完成連續的正規教育。他自身難保，對兒子、明熹宗朱由校的教育既無心也無力。惡性迴圈，朱由校15歲了還沒有授書識字。他們治國能力的養成，更是空談。

正常教育缺位，其他“老師”便趁虛而入。他們就是與皇子朝夕相處的服侍太監們。深宮冷院，一個無人看顧的小孩，一個年近半百的老太監，兩人一起飲食、一起數星星、一起擔驚受怕。後來，小孩幸運地成為大明皇帝，老太監則脫胎換骨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權閹！閹宦之禍，缺位的皇子教育難辭其咎。皇子的保姆、奶孃等同樣趁虛而入，打破了既有權力格局。明憲宗時萬氏、明熹宗時客氏，攬權干政，起因與閹宦相同。

明朝後期皇帝不是恣意妄為，就是舉止失措，極大拉低了明朝的執政水準，要對朝政敗壞負重大責任。教育失敗，又要負根本責任。

愛新覺羅的家庭教育，比朱明皇室嚴格得多，近乎不近人情。入關後，內廷乾清宮東南廡房設立了上書房，作為皇子皇孫的讀書之所。皇帝出居皇家園林，行宮中也常設讀書場所，皇子必須隨駕、堅持學習。

清朝皇子六歲入學，其實才五週歲左右。每日“卯入申出”，早晨5點至下午兩點半，中間只有一兩次休息，每次不超過一刻鐘。全年只在皇帝萬壽、本人生日、春節、端午、中秋五個時節，皇子才能休息。另外還有類似暑假寒假的“半功課”，前者是每年的酷暑期，大約有一個月時間，後者是春節前後“封印”至“開印”期間，時間將近一個月。半功課期間，每天課程減半，午前十一點就放學，並非完全是放假。清朝皇子在上書房一般學習十年以上，即便封爵離宮後還常返回上書房“回爐再造”。

上書房教學內容除了與朱明家族相同的經史子集、詩書辭賦之外，還有“國語騎射”。國語自然是滿族語言文字學習，騎射包括騎馬、射箭、槍械、武術等，其中武術又包含拳腳、兵器兩項。清朝以騎射得天下，愛新覺羅家族視之為“立國之本”，追求嫻於騎射彰顯民族身份。清前期皇帝都擅長騎射，即便是外形瘦弱的道光皇帝，也精通武術，自創了一套刀法“二百連環刀法”。

上書房設“總師傅”二三人，負責皇子皇孫的日常教育，稽察每個學生的功課。可是上書房的朗朗讀書聲，要想長盛不衰，僅靠總師傅稽查肯定是不行的，關鍵看皇帝本人。清朝皇帝都很重視上書房教育，康熙、乾隆幾乎天天巡視上書房，檢查子孫功課。康熙皇帝尤其在意，幾乎每天9點準時到上書房聽孩子們背書，有時下午四五點再來一趟。他本人就是嚴苛教育的成果，5歲就和大臣們一道隨朝站班，宮苑門檻太高邁不過去，侍衛們就把他抱過去；散朝後再趕到上書房讀書。高強度的讀書，累得玄燁咳血，咳完了繼續讀書。乾隆皇帝的督導，主要是“抓紀律”。一次得知皇八子永璇（25歲）未告知師傅外出辦理私事，不僅嚴厲訓誡永璇，還懲處了失察的總師傅、專職師傅；乾隆皇帝八十歲時，檢視記錄發現上書房七日內竟無一位師傅入值，大怒之下連發諭旨，自總師傅劉墉以下，降職、降級、革職留任十數人。

更難能可貴的是，愛新覺羅家族並不要子孫讀死書、死讀書，教育理念求真務實。

上書房懸掛雍正御題“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讀書明理，而不該沉迷於句讀、計較於詞句，後者自有文人大臣去鑽研。乾隆三十一年，皇十一子永瑆（15歲）在給弟弟永琰題寫扇面時落款“兄鏡泉”。乾隆皇帝看到後，認為“非皇子所宜”，先歸咎永瑆的師傅書生習氣，妄為皇子取字，接著斥責永瑆“鄙俗可憎”，最後嚴肅申明皇子讀書要正心立身，不能崇尚虛名，更不應該追求尋章摘句。詞章書畫在清朝皇帝眼中是“末藝”，正道人心、天下大勢才是宗室子弟應該鑽研的。

中國古代皇室數以十計，愛新覺羅家族或許是平均素質最高的。紫禁城教育功不可沒。



《道光帝行樂圖》，畫中亭中讀書習字者為奕詝和奕訢，即日後的咸豐帝和恭親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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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血液中流淌著家族祖先的基因和思想，潛移默化，不可抗拒。

朱元璋起自阡陌草野，無尺寸之憑藉，衝破血雨腥風、歷經刀光劍影建立明朝。他的經歷，奠定了朱明皇室的底色。朱家基因中深深沾染了中國基層農民的習氣，堅忍中帶有卑微，剛強下隱藏虛弱。登頂之後，朱明家族身上有一股濃厚的揮之不去的不自信。明朝將居民遷出皇城之外，在紫禁城四周密佈衙署，何嘗不是這種虛弱的表現？朱明皇帝壯大錦衣衛，重用宦官，發明東廠西廠，何嘗不是不自信的表現？君主專制在明朝的增強，竟然和朱明皇室的隱秘心理有莫大關係。只不過，宦官勢力畸形壯大，後期太阿倒持，反而威脅皇權，則是制度在實踐中變異的後果。

朱家的不自信也體現在紫禁城運轉上，就是支撐宮廷後勤保障的宦官機構、侍衛機構及諸多倉庫包圍著紫禁城。明代紫禁城是太監的天下。至於錦衣衛，除了奉天門前兩廂有片瓦半間，在宮內幾乎沒有存在感。同樣遭到紫禁城排斥的是朝臣。極少數內閣文臣才能在外東路南部出入，其他朝臣嚴格侷限在奉天門兩廂直房。明朝紫禁城的大多數地區只有皇帝及其子孫是正常人，不見一個其他正常人。為了杜絕行刺和宮闈醜聞，朱元璋的子孫乾脆杜絕正常男子出現在身邊。

家國一體，家的私利成了朱明皇帝考慮的主要內容，國政相關的內容壓縮到了紫禁城一隅。



紫禁城雪景

私心私利換來的安全感，最終沒能保障安全，明代紫禁城在英宗朝之後就走上了下坡路。

朱明家族的另一大家風是講究禮制。明代修建紫禁城即強調“以禮為本”，制訂宮廷制度同樣突出禮制，家庭與個體的使用需求退居次席。嚴格的規制、虛幻的體量和無處不在的禁忌，都是尊崇皇權的禮制在紫禁城的對映。最極端的例子或許是朱明家族即便對子孫的教育也恪守禮制，不實事求是，不追求真實能力的培養。

紫禁城及其制度從根子上，便是為皇權修建的，不是為皇帝修建的。朱明家族在某種意義上是作繭自縛，朱元璋的子孫前赴後繼成為紫禁城的高階囚徒。從嘉靖皇帝的大禮議之爭，到萬曆皇帝三十年不問世事，再到明末三案，設計完備的宮廷制度並未給朱明家族帶來幸福安康，也沒有給大明王朝帶來國運康泰，國勢江河日下，直到本非亡國之君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夙夜勤政也只能無奈自縊。一個艱難崛起的家族沒能跳出“從龍種到跳蚤”的窠臼，殊為可惜。

清朝定鼎中原後，繼承紫禁城為皇宮，並基本按照前朝舊制修復。愛新覺羅家族沒有步之前改朝換代必推翻前朝舊宮新建殿堂的覆轍，展現出了不同的風格。

愛新覺羅是白山黑水之間的漁獵家族，給紫禁城帶來了鮮活的關外氣息，引入了充沛的務實與理性、寬容與接納。



冬日的內金水河

滿族無論民間還是宮廷，均內外無別、政寢不分，入關後馬上接受了紫禁城前朝後寢的格局，也繼承了全天下官衙的這套制度，可證滿族人適應能力之強。同時，順治朝和康熙初年，福臨、玄燁父子沒有立刻、全面修復紫禁城，而是因陋就簡，將家族暫且安頓在各處，兩代皇帝親自帶頭暫居其他宮殿。他們完全是根據國家財政情況而逐步復建紫禁城，而不是像前朝嘉靖、萬曆那般大興土木，可證宮城新主人的務實與理性。

康雍乾三代皇帝兼顧禮制和實際生活需要，在不破壞原則的前提下逐漸打破了紫禁城的自我約束，注重建築佈局、環境、裝飾等方面的實用性，努力營造愜意的環境和方便舒適的日常理政、居住空間。紫禁城的生活氣息變濃了，許多建築採用小體量，不以高大為目標。居住的舒適便捷成為主要追求，清代紫禁城後寢區域常將宮、寢、書齋等合建為一，內部再進行功能分割槽，如養心殿、樂壽堂、倦勤齋等處；或將建築拆改合併，如儲秀宮、翎坤宮等，或與園林相融合，傾注人生追求，如慈寧宮花園、寧壽宮後寢區域等。紫禁城實現了從“以禮為本”到“以人為本”的重要轉變。



乾清宮內景

清代紫禁城最大的變相，是明代幾乎無處不在的太監勢力大規模後撤，從整個皇城退縮到紫禁城北半部的後寢區域。愛新覺羅家族入關前，也役使閹割者，但人數很少，身邊差事主要由包衣奴僕承擔。入關後，沿用舊制，以大批包衣替代明代太監。他們透過內務府制度，基本解決了困擾歷代王朝的宦官擅權專政頑疾。此制的深層次原因是愛新覺羅子孫素養普遍較高，工作熱情遠高於朱明子孫。愛新覺羅家族沒有出現一個昏君或懶漢。皇帝的勤勉是乾綱獨攬的基礎，只有勤政才能事無鉅細皆親自裁決。清代皇權專制發展到中國歷史頂峰。

愛新覺羅家族自詡“我朝乾綱獨攬，政無旁落，實家法相承，世世敬守”，“至本朝閹寺，祇供灑掃之役，從不敢幹與政事”，幾乎沒有誇張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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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作為帝國統治的核心群體，皇室家風與江山國運直接相關。家風正則國運興。

清朝康熙年間入直南書房的高士奇，比較明清宮廷區域的變化：

明因金元之舊……皇城之中，即屬大內，禁絕往來，唯親信大臣，得賜遊宴，故或記或詩，鹹自詡為異數。亦有終身官侍，從未得一至者，聞人說苑西亭臺宮殿，無異海外三山，縹緲恍惚，疑、信者半。我國家龍興以來，務崇簡樸，紫禁城外，盡給居人，所存宮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時嚴肅禁密之地，擔夫販客皆得徘徊瞻眺於其下，有靈臺靈沼之遺意焉。（《金鰲退食筆記·自序》）

明代北京的整個皇城都屬於宮廷區域，稱為“大內”，一般人不得隨意踏入。官民言說西苑三海感覺猶如蓬萊仙山。清朝“大內”縮小到宮城以內，也就是紫禁城才是真正的“禁”區。紫禁城外的皇城區域，開放為八旗子弟居住地，允許販夫走卒奔走其間。大體是如今北京東城區、西城區長安街以北的區域，在明代基本屬於大內，到清朝才開放給官民居住。高士奇判斷清代宮禁範圍只有明代的十分之三四，大抵是符合史實的。

紫禁城是古代政治家國一體的範本。清朝紫禁城“國”的一面超越了“家”。明代紫禁城內的朝政機構只有內閣一個，清代則有十餘個。即便是收發傳遞文書的奏事處，也置於朝臣管轄之下，屬於朝政機構——這在明代由太監掌管的文書房大包大攬。即便是後寢區域，文武大臣、宮廷侍衛進出如常，長期逗留，清代後宮的“男女大防”不如明代那般嚴格僵化。

明朝皇帝召對官員侷限在朝會和乾清宮，前者是泛泛之談，後者參與者是內閣大學士等極少數人。此外還有“平臺召對”。明代建極殿位置要比現存保和殿靠前，殿後有一座雲臺門，東西另有云臺左門、雲臺右門。三門之前空地也稱“平臺”。皇帝常在此召對內閣宰輔、封疆大吏，稱平臺召對。明後期清早期，袁崇煥、吳三桂等都曾在平臺應召，君臣議政。清朝反而沒有這些召對的名目，因為皇帝諮詢、君臣議政非常頻繁。雍正皇帝每日接見的官員數以三四十計，上自軍國大事下至州縣瑣碎，無不希求瞭然於胸。即便是後期道光、咸豐等非明守成之君，也是夙夜殫精竭慮，為朝政操勞。



萬國來朝圖。圖中可見隆冬時節，藩屬使臣已經雲集外朝，乾隆皇帝還在後宮與兒孫共享天倫。皇子皇孫們熱衷鞭炮遊戲。

清代紫禁城人流往來如梭。從事服役侍奉的包衣蘇拉，日常誦經的喇嘛，護衛大內的護軍營、驍騎營官兵，侍衛處官兵，內務府造辦處十幾個作坊的官吏、匠役，武英殿修書處、御書處的文官詞臣，國史館、方略館的編輯和印製，鹹安宮等處官學的師生，在上書房教育皇子皇孫的教習官員，還有“內廷行走”的南書房、軍機處滿漢官員等等，分散在前朝後寢的各處、勞作在宮闈牆垣的各段。皇帝寢宮養心殿，辦理政務、召對覲見的官員更是熙熙攘攘。他們日復一日維繫著紫禁城的運轉，豐富著紫禁城的內涵。

勤勉務實的家風，保障了社稷江山的有序高效。困於朱明家族堅持禮制度缺乏務實，困於後期皇帝的懶惰荒政，明代宮廷制度不僅妨礙了紫禁城的健康運轉，還溢位到社會，傷害國計民生。最明顯的莫如紫禁城的經濟賬。宮廷運轉需要龐大的物質支撐，明代固化的宮廷財政不能支撐紫禁城需求的發展。比如，明代紫禁城所需糯米、小麥、黃豆、白麵等原料由浙江等處按需歲供。明中後期，宮中奢侈成習，對糧食原料的需求大增，而宦官主導的此項工作所用非人，多有貪鄙之人任意增加耗米，浙江等處繳納耗米常至正米三四倍。內官監、酒醋局、供應庫等宮廷衙門更是巧立名色，分外需索。結果，紫禁城的歲貢成為江浙的一項弊政，無依無靠的小民因之陷入困境。清代紫禁城內務府總管宮廷保障，在江浙設立三大織造衙門，雖然需求不見得降低多少，但權力被關在了籠子裡，紫禁城的歲貢健康有序。

康熙六十年，暮年的康熙皇帝詢問心愛的小孫兒弘曆：“你知道我們家姓氏‘愛新覺羅’是什麼意思嗎？”小弘曆回答是金子的意思。康熙皇帝追問：“金子是世間最寶貴的物品嗎？”弘曆很嚴肅地回答：“人世間，仁義最為寶貴。”祖孫兩人的對話，可證愛新覺羅家族漢化程度、對儒家仁政的接受，更可證愛新覺羅家風之正。

紫禁城兩任主人家，朱明家族和愛新覺羅都嗜權，都獨斷，都希望江山萬年。愛新覺羅家族更加務實理性，更加勤勉刻苦，更加註重生活，清代紫禁城運轉得更順暢更高效，清朝統治也比明朝更穩固更有韌性。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家有千金、父有高官，都不如傳承一個良好的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