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輕徭薄賦，那自然說的就是文景之治時的情況了，畢竟兩漢時期最典型的輕徭薄賦也就以文景時期最為突出。當然了，這時期也是漢代體制轉型的一個重要時期。
而說到漢初體制，就要談到從漢高帝劉邦開始，總體上沿襲秦帝國時期的軍國體制了。
所謂的軍國體制，就是指的整個國家體制偏向於從戰爭出發的軍事管理為主，正如《秦漢軍制演變史稿》的緒論中談到的：
這裡將秦與西漢早期帝國的體制特徵，從某種意義上稱為“軍國體制”，以與之後更為常見的“日常行政體制”相對。有學者在研究十六國漢趙國史時，已使用“軍國體制”一語，主要是指“明顯帶有軍事化特徵的官制型別”，其中有著舊有胡族部落軍民一體的背景。而這裡的使用，更偏重軍事組織行政化下的形式及特徵。“軍政”一語，亦非近代始現，實際在先秦以來歷代文獻中多有使用。“軍政運作”偏重指軍事事物的管理及執行。這裡所使用的“邊地化”，並非指內郡或其他地區出現邊地的軍事組織設定，而是指軍事機構日益集中在與京師、內郡相對的邊郡地區。
從春秋發展到戰國，以至於最終的秦帝國，因為國家興亡的迫切需要，以及戰爭的異常頻繁，因此軍國體制逐漸發展到巔峰。
而這種巔峰狀態下的“軍國體制”所表現出的一點就是，整個國家雖然已經成為了一個大一統帝國，但各地方郡縣無論是邊郡還是內郡，都存在有大量的軍事管理部門，甚至這些軍事管理部門一度可以凌駕於地方行政部門之上。
因此在《秦漢軍制演變史稿》中有一章節就重點談到了到漢朝中期所謂的軍事“邊地化”趨勢，而這裡的“邊地化”就是指的軍事管理部門逐漸分為了外和內的區別。也就是說，在秦及漢初之時，國家體制在軍事方面的管理其實是內外一致的，而只有發展到漢中期以後，才有了這種專門的軍事“邊地化”的情況。
那麼這種內外一致發展為內外區別的情況，又是怎麼演變的呢？他們又有什麼區別呢？
這就要談到秦及漢初之時的重要郡級官職郡都尉的地位演變了：
有一點可能是今天很多人不太明白的，那就是雖然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將郡都尉列為郡太守之下，但實際上在秦及漢初之時，郡都尉和郡守並不是上下級的關係，而是平級的關係。
具體的參照史料就不詳細列出了，下面直接引用《秦漢軍制演變史稿》中的結論：
（西漢早期）此階段，內史、中尉、郡守、郡尉皆秩二千石，不僅內史、中尉同秩，郡守、郡尉同秩，而且內史與諸郡長吏亦完全同秩。
實際上秦及漢初之時，郡守和郡尉其實是平級的，都是“秩二千石”，並非《漢書·百官公卿表》中記載的郡尉只是“秩比二千石”。當然了，《百官公卿表》中記錄的內容確實也不算錯，畢竟這確實是漢帝國體制穩定之後內郡的實際情況，但這並不代表了漢初也是這個情況。
而這種郡守和郡尉平級的局面，同時也伴隨著的是郡尉所握有的龐大軍事管理體制，下面再看《秦漢軍制演變史稿》中所得出的結論：
中尉、郡尉系統不僅內部職官設定基本相同，而且從長吏到各級屬吏的秩級，也是完全一致的。京師與諸軍在軍事上沒有高下之別。秦及西漢早期所置郡，或可看作中央內史地區的平行延伸，而非後來意義的“中央—地方”格局形態。
這番話所強調的一點就是，雖然表面上漢初之時的體制是中央集權下的郡國並行體制，但實際上各郡的體制其實都是仿照中央施行的，其中尤其是各郡以都尉為首的軍事體制，基本上中央下轄有什麼軍事部門，他們各自也都有。
說的再簡單一點就是，漢初所謂的各郡縣，雖然很多名義上不是諸侯國，但其實都能算作是一個個小型諸侯國。
而地方各郡之所以能維持這樣的地位，實際上也與漢初之時頻繁的戰爭有關。畢竟如果各郡不能保持有強大的武備，那麼一旦某個掌握強大軍事實力的諸侯國反叛，就會迅速蔓延到全國。因此地方保留強大的自主軍事實力，也是當時漢廷中央所能接受的，當然也是被迫接受的。
但伴隨著漢初異姓諸侯國的相繼覆滅，以及同姓諸侯國的相繼穩定下來，因此從呂后開始，到文帝之時，國家體制進行調整就是必然的了，畢竟地方維持這麼龐大的軍事實力就勢必會影響到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力，同時也極大的削弱了整個國家的財力物力人力。
所以這就要談到為什麼漢初之時會特別強調“輕徭薄賦”了，實在是因為這種體制是不正常的體制，對於國家和百姓的損害都是非常大的。
因為無論是地方還是中央，想要維持龐大軍備必然是需要錢的，那麼錢從哪來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是從百姓那獲取的。
而秦時為了維持這種龐大的軍事體制，所激起民變已經說明了這種體制導致的巨大問題了。故而到漢初戰亂之時，還能勉強維持，可一旦穩定下來，那麼進行轉型就是必然的了。
也就是剛才引用《秦漢軍制演變史稿》中談到的，從“軍國體制”轉型為“日常行政體制”。
所以從漢初開始，為了解決地方強大武備的問題，整個國家基調就是儘量以“輕徭薄賦”為主。
正如後來董仲舒在勸說漢武帝時所說的：
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漢書·食貨志》
董仲舒之所以勸說漢武帝要輕徭薄賦，就是因為他很清楚秦及漢初之時的軍國體制對於國家和百姓的巨大損害。
不過到漢武帝時期，說是軍國體制其實有點誇張了，事實上正是從漢武帝開始，軍事“邊地化”的情況表現的最明顯。因此漢武帝時期也算是步入“日常行政體制”的關鍵時期，只不過漢武帝又把“軍國體制”集中發揮到了邊地上。
也就是說，漢初之時是各郡的百姓上稅供養各郡的強大武備，而漢武帝時則是將各郡百姓的稅集中用於邊地的強大武備。
但好在一點是，單純作用於邊地，至少說明了內郡的軍事部門的裁撤已經完成了一大半，因此只需要中央稍微調整一下邊地的軍事體制，就能將整個國家迅速回歸到輕徭薄賦上，從而緩解民情。
這也是為什麼秦帝國時期的崩潰會那麼快，並且也是徹底無可救藥。而漢武帝時卻相反，雖然也同樣激起了民變，並且規模也很大，但只要漢武帝稍微調整一下邊地的政策，就能很有效的緩解地方百姓的壓力。
正如史書中記載的：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漢書·食貨志》
漢武帝末年針對民變迅速調整國家政策，然後大力發展民生，於是到漢昭帝時期：
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漢書·食貨志》
基本上沒幾年，所謂的民變便迅速從根本上平息了，並且整個國家也正式進入了高速發展期。
同時因為漢武帝時期也基本解決了外部的軍事壓力，因此到漢宣帝時只要稍微強化一下邊地的軍事守備，那麼整個國家就能真正進入鼎盛時期，如此也就是劉向所謂的：
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宣帝）治過於太宗（文帝）之時。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輕徭薄賦對於西漢體制的重要改變。同時這對於漢代體制而言，客觀上說也是將強漢推到鼎盛時期的重要原因。
當然了，如果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輕徭薄賦也是國家體制進入到正常狀態下的一種正常舉措，同時也是漢初歷代君主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確選擇。
至於穩定下來的這種體制到底好不好，只能說還是不夠完善的，並且一旦後世君主處理不好，反而會弄巧成拙，也就是由守外虛內的強國體制變成了外強中乾的紙老虎。
所以無論何時，改革都是必須一直進行的。
這也是為什麼漢武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君主之一，就是因為在他所執政的那數十年裡，基本上一直都在改革，甭管是錯還是對，至少一直都在變化，並且也敢於糾正錯誤。
相反到了漢宣帝時期，雖然國家達到了鼎盛時期，但最終也只能是盛極必衰，因為漢宣帝只是將漢武帝末年所調整的政策繼續發揚光大，並沒有更進一步調整和糾錯，所以漢宣帝時期也是漢代由盛轉衰的開始。
因此不管是什麼體制，好和壞都是相對的，就像秦帝國的體制，能夠一統天下當然是好，但統一不過十餘年就迅速瓦解，還能說好嗎？
國家發展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永遠沒有可能維持一種形態。想要靠著一種體制永遠存活並強盛，那就是真正的自欺欺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