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本質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此類改革在東方歷史上鮮有成功先例，成功的也多是由實權帝王力排眾議推動的。從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他們更傾向於做些修修補補的工作，而非大刀闊斧的改革。一旦改革觸及統治者利益，不僅阻力巨大，更有可能禍及改革派的性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們的歷史上，改革派要麼與皇家有矛盾，要麼支援他們的是沒實權的傀儡皇帝，要麼有實權皇帝支援而皇帝卻英年早逝——商鞅變法，五馬分屍；吳起變法，車裂肢解；王安石變法，退隱江寧；張居正變法，死後抄家；戊戌變法，六君子殞命。當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卻似乎都不曾有以上所說的影響深遠。日本倒是一個奇葩，歷史上大約只有兩次深刻的社會革新運動。其一是大化革新，仿照唐朝建了制度；其二便是明治維新。這兩者有個特點，無一例外都是手握實權的天皇主張並支援的。

戊戌六君子

其次，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重點不同，洋務運動重器物，而明治維新重製度。關於清末的改革主張，教科書上常常提及的兩句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19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系列近代工業透過官辦方式建立起來，例如江南製造局、天津機械局等等，但在指導思想上還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根本”。明治維新則不然，幾乎是從各個方面進行了徹頭徹尾的改革，包括議會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效仿乃至文化的革新。可以說，清朝還是玩的老一套，只不過武器從大將軍炮換成了克虜伯。想想你拖著辮子穿著馬褂操控精密儀器的樣子，總感覺有點彆扭。而日本則是搖身一變，成了歐洲人，玩歐洲的那一套自然更得心應手。

江南製造總局

再次，是封建制與中央集權之爭。贊同排名第一的答案，日本在古代史上與歐洲有異曲同工之感。日本的統治體系是天皇（無實權）——幕府將軍——大名——武士，一級一級分封下去。類似於中國先秦時期，天子——諸侯——大夫；以及歐洲的教皇——國王——侯爵——騎士。近代許多國家的崛起與從封建制到中央集權制度的過渡有密切的關係。譬如德國和日本，都是頗有進取心的統治集團一統天下之後，消滅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權，然後強勢推廣改革主張，實現近代化的。而中國則是太早達到了中央集權制度，統治集團承平日久，也喪失了進取心。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武士

第四，是內部的糾葛。中國相比日本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因素是，最後一個王朝是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滿漢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統治集團與漢族臣僚之間的關係也錯綜複雜，兩者之間的不信任感依舊很強。在日本，伊藤博文等人可以放心大膽地推行政策；在中國，李鴻章等人卻步步小心，生怕犯錯。如此一來，改革事倍功半可想而知。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

第五，太平天國、同治回亂等的影響。相對於日本在倒幕運動後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國可謂是內憂外患不止，搞得統治者焦頭爛額。一場太平天國運動，洪秀全就佔了半壁江山，幾乎要了清朝的老命。各地民不聊生，起義此起彼伏，更不用說還發生過如中法戰爭這樣的外部戰端了。錢都拿去鎮壓起義了，窮得都要各地自己組織武裝團練了，洋務運動能搞起來就算不錯了。

第六，是外部因素，即列強對於中國的關注遠甚於日本。其實日本是透過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才奠定地位的，此前幾乎不為人所重視。作為殖民國家，英法等國首先關注的是資源的豐厚程度和傾銷市場的大小。那麼中國無疑是首選，如果中國逐漸變強了，列強們就喪失了一塊到手的鮮肉啊。在洋務運動期間，中國的內憂外患可以說和列強的煽風點火有一定的關係。

太平天國

中日甲午戰爭

其實洋務運動並不能算失敗。至少國家眼界打開了，近代工業也起來了。北洋水師當年還是世界上前幾的海軍。若不是甲午戰爭慘敗，洋務運動的成果絕不會令人如此唾棄。而那場甲午戰爭，可以說必然中也有偶然存在。日本人勝利因素裡多多少少有運氣的成分，這場國運之戰他們賭贏了，而且透過《馬關條約》賺了超多錢。後來日本的發展和中國的賠款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