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6日，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廢除。
廢除科舉制是晚清挽救統治危機的關鍵一步。在科舉制被廢除前，清政府已經開始變法，但主要還停留在派遣留學生、大臣出國考察的層面，推進緩慢，而在科舉制廢除後，立憲法、辦學堂的呼聲日益高漲，改革逐漸走向激進，並最終點燃了革命的引線，顛覆了清王朝的統治。
歷史上，類似清末變法這樣，成為改朝換代導火索的例子並不鮮見：
法國大革命早期，路易十六迫於國民公會的要求承認了《人權宣言》，法國開始實行君主立憲制，國王的支援率一路走高，但隨著法國經濟的崩潰，以及國外勢力干涉革命，激進的雅各賓派得勢，路易十六被憤怒的民意送上了斷頭臺；
再比如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亞歷山大三世，都為了緩和國內矛盾進行改革，廢除了農奴制。但在短暫的繁榮過後，已經覺醒的人民不願繼續忍受羅曼諾夫王朝的獨裁統治，最終爆發了二月革命。
清末的私墅
實際上，在清末改革的過程中，清政府內部就出現了溫和與激進兩種聲音。以科舉制的存廢為例，溫和派以張之洞為代表，主張先改良科舉制的考試科目，在十年間逐步廢除；激進派則以袁世凱、端方為代表，認為改革時不我待，必須立刻廢除科舉制。
那麼，為什麼最後清政府採用了激進的方式，直接廢除了科舉呢？
首先，漸進式的改革收效甚微，以慈禧為代表的實權派想要透過廢除科舉制展示改革的誠意。
在變法之初，清政府採用的其實就是張之洞的方案。他在《江楚會奏變法三折》中提出了科舉改良的基本方案，在科舉考試中加入政治、地理、各國武備、工、農、演算法等內容，並且學成歸來的留學生也可以經過一場特殊的選拔考取進士，在十年內逐步取消科考。
但這種漸進式改革的落實卻很不理想。維新派的“意見領袖”嚴復受張之洞之邀，在1902年就任京師大學堂翻譯部門的總管，短短一年半之後就因為不滿同僚“磨洋工”，憤而辭職返回了上海。各地的維新派紛紛上書，“科舉不停，則學校不能辦，士心不能堅定”，逼迫清政府立即停止科舉以證明改革的誠意。
嚴復
其次，激進派提出“先破後立”，以對抗溫和派的循序漸進。
1905年初，袁世凱與端方聯名上奏，駁斥張之洞等人緩慢改革的主張，並給朝廷算了兩筆賬。
第一筆賬是經濟賬。因為新式學堂要聘用大量不同科目的教師，傳統私塾只用找教作文的老師，成本差別太大。如果不直接廢掉科舉這條路，沒有人會建新學堂。
第二筆賬是時間賬。袁世凱指出，如果按照張之洞的設想十年後廢科舉，那麼培養出第一批新式人才最早也是二十年之後的事，遠水救不了近火。要從列強手中救中國，就只能“先破後立”。
頗為有趣的是，袁世凱、端方的這番主張，顯然會破壞依靠科舉晉升的官僚集團的利益，但廢除科舉的主張卻在朝議上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援。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個問題需要從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對於已經進入中央政府的既得利益者來說，他們的後代已經有了“保舉”這個比科舉方便得多的出路。
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曾國藩為了擴充軍隊平定起義，大幅降低了立功入仕的門檻，大到軍功、小到治河、募捐，只要有事功在身，就可以經地方官保舉進入政府。所有進士及第可以出任的官職，透過保舉也一樣可以，而且只要找到關係後門，就不必和天下舉子一起為百十個進士名額爭破腦袋，可謂終南捷徑。
保舉制在順治朝後就已經出現，但尚未衝擊到科考的統治地位，雍正朝的李衛就是透過保舉制入仕的。圖為電視劇《李衛當官》劇照。
光緒年間的御史張仲炘曾在奏摺中批評保舉制度，說僅山東一地，每年保舉進京的人數就有五六百人，是正常科舉取士名額的十倍以上。
其次，對於那些需要科舉考試來出人頭地的地方鄉紳之子，政府還為他們準備了“捐官”一途。
科舉制被廢后，清政府為了安置正在舉貢待考的讀書人，又開設了一項難度遠低於科舉的特殊考試。地方的豪門子弟只需要花錢，就能買到監生的身份，然後透過考試就能入朝為官，比科考要容易得多。
不可否認，留學活動的興起、西學成為顯學，讀書人哪怕為了前程都要被迫去了解西方，這是科舉廢除帶來的進步。但對清政府來說，廢科舉非但沒能解決危機，反而加速了自身統治的崩潰。
首先，沒有足夠多的新式人才去學堂任教。
與鄰國日本做一個簡單的對比，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曾出版過一本介紹西學的著作，一年就賣出了25萬冊；而清朝江南製造局所翻譯的西學書籍，在三十年間總共才賣了一萬本出頭。兩國對西學態度的變化，正是中國新式人才短缺的一個縮影。
廢除科舉後，街邊無所事事的讀書人
其次，斷絕了寒門的上升路徑，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
在科舉制廢除後，官僚與士紳仍有保舉、捐官兩條出路託底，真正被傷害的是那些家無餘財、只能靠寒窗苦讀來求官入仕的寒門子弟。這些失掉前程的落魄書生被民國學者黃遠庸稱為“無根人”，對清政府的怨恨使他們萌生出前所未見的革命熱情，並最終成為清末革命中的主力。
在科舉制被廢除前，清政府尚能依靠高壓政策苟延殘喘；但隨著清政府打開了改革的口子，舊的、新的社會矛盾不受控制地爆發出來，這再一次驗證了“托克維爾陷阱”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