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過去就是一趟心理時間旅行，我們得以擺脫時空的束縛，在完全不同的維度裡來去自如。

——[美]埃裡克·坎德爾（Eric R. Kandel）

1995年1月25日的波士頓街頭，27歲的波士頓警官肯尼·康利（Kenneth Conley）正在竭力追捕一名殺人案的嫌疑犯。

對康利來說，這次追捕，事關波士頓警察局（BPD）的榮譽，更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然而，就在這場追捕結束後，康利卻不得不面臨“作偽證”與“妨礙司法”雙重罪名的起訴。

原來，在康利追捕嫌犯時，就在他經過的路邊，正有幾名警察在毆打另一名“嫌犯”。

而事實上，這名“嫌犯”乃是接到資訊加入追捕的臥底警探——考克斯。

當警方調查這起警員暴力事件時，康利卻聲稱自己一心追捕嫌犯，因為“管道視域”（tunnel vision）以至完全沒有注意到這起惡性事件。

Kenneth Conley（圖片來自The 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

在法庭上，陪審團一致認為，路過的康利不可能注意不到暴力事件，一定是有意包庇同僚。

最終，在1998年9月29日，康利被判處34個月監禁，罰款6000美元。

那麼究竟是判決錯誤還是康利在撒謊呢？疑點在於,一個人的注意力真的如此有限，以至於對近在咫尺的惡性事件都可能視而不見？

事實上，大腦的指令真的能讓人忽略近在咫尺的惡。

反觀一下我們的生活日常：

我們每時每刻都被大量感覺刺激包圍著，但只會注意到其中一個或幾個刺激，而忽略或壓制其餘的。

你很自然地將目光從手機上移開去，盯著對方的外賣盒，分辨是哪家飯店的外賣。

此時，即使手機仍然在你的視野內，文字也只會滑眼而過。

如果待會兒有人要求你回憶這段場景，你更可（wu）能（fa）記（wang）得（ji）外賣的氣味，而不記得本文到底寫了什麼。

這些現象被稱為“管道視域”。

那麼“管道視域”究竟只是我們生活中的錯覺，還是現實存在的心理學現象呢？

為證實它的存在，心理學教授克里斯·查布利斯設計了一個更為嚴格的心理學實驗。

他將實驗人員被分為1、2兩組：

組1有三名成員，他們站在橋頭路口的旁邊，其中兩人做出毆打第三人的姿勢，併發出一些聲響；

組2由兩名成員組成，一名成員要追逐另一名成員，與此同時，追逐這要在過程中記住，被追逐著分別用左手跟右手敲擊自己頭部的次數；

組2成員追逐的時間為3分鐘，45秒-1分時，兩人經過組1成員所在的橋頭，兩組人最近處的距離不到6米。

實驗中的兩組人近在咫尺

有趣的是，不論白天還是晚上參與實驗，當組2中的“追逐者”被問及是否看到有不尋常的事件發生時，竟有50%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完全沒有注意到有毆打事件發生。

這就是心理學上所說的“非注意盲視”。

康利正是因為這一現象，沒有注意到“眼前”的暴力事件。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2005年9月2日，法院傾向於承認康利陷入了“非注意盲視”現象，並最終撤回了對康利的指控。

“非注意盲視”的現象如此常見，它背後的原理究竟是什麼呢？

20世紀的神經科學家希望為它找到一個生命科學上可靠的解釋。

2000年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的獲得者埃裡克·坎德爾正是這樣一位“追尋記憶痕跡”的心智科學家。

在自傳《追尋記憶的痕跡》一書中，坎德爾回顧了他親身參與並取得巨大成就的20世紀心智研究。

憑藉自身強大的科研能力與知識背景，坎德爾在書中將20世紀後半葉心智科學所取得的成果一一追根溯源。

書中的概念、實驗、科學家都如同舞臺上的演員般，在坎德爾這一親歷者和講述者的安排下，逐一粉墨登場。閱讀體驗彷彿親臨諾獎得主傾囊而授的《神經科學導論》公開課。

不僅如此，坎德爾還以清晰易讀的文筆，從研究者本人的角度向讀者介紹了最好的科學研究是如何一步步展開的，從確定題目，到提出假說，尋找實驗物件和方法，結識最合適的合作者，直到最後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於眾並使之進入商業領域的整個過程，為科學愛好者和有志於科學事業的學生提供了行動的指引。

接下來筆者將選取該書提供的實驗案例，從三方面解釋注意力與記憶的關係。在這裡，注意力的大腦機制已經不再是一股腦中的神秘力量，而是一個神經科學的調節過程。

1、注意力是形成記憶的關鍵

神經科學家邁克爾·戈德伯格與羅伯特·伍爾茲發現，在視覺系統中，注意力，增強了神經元對刺激的反應。

這些神經元經多巴胺的引導，透過軸突，將訊號投射到海馬體上。

當我們阻斷多巴胺在海馬體中的作用，就會組織動物正投入注意的空間地圖的固化；相反，如果啟用海馬體中的多巴胺受體，動物沒有投入注意的空間地圖會得到固化。

而海馬體，正是形成記憶的關鍵所在。

因此，當康利全神貫注於追捕眼前的嫌犯時，周圍的刺激很難固化為他的記憶，這也就解釋了他在心理學層面表現出的“非注意盲視”。

2、注意方式男女有別

顯然，在模仿“康利案”的實驗中，還是有人會注意到毆打事件的，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個發現海馬體位置細胞的奧基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參考。

男人和女人在空間記憶時採用的策略並不相同。女人使用臨近的線索或地表來定位；而男人則更多依賴於內化在腦種的幾何地圖。

在腦成像的實驗中，科學家發現男女在思考空間時啟用的腦區是不同的：男人啟用的是左側海馬體而女人啟用的是右側頂葉和右側前額葉皮層。

當然，除了性別因素，其他先天或後天的特點是否也會影響注意力和記憶，還有待進一步的神經科學研究。

3、穩定的注意是記憶裡的關鍵

記憶方式很難改變，但別擔心，記憶能力仍然是可以訓練的，訓練的關鍵還是在於注意力。

在坎德爾關於小白鼠空間記憶的實驗中，長時穩定性與小白鼠在其環境中需要投入特定注意的程度呈強烈且系統性的相關。

坎德爾獲得諾獎的成果與他的實驗動物——海兔

當一隻小白鼠被迫對一個新環境投入大量注意，一邊探索新空間一邊還必須學習一個空間任務時，這一空間地圖會保持數天，而且小白鼠很容易記住基於這個空間資訊的新任務。

這說明，科學、系統、穩定地對一件事物投入注意力，才是提升記憶能力的不二法門。

以上實驗，只是坎德爾自傳《追尋記憶的痕跡——新心智科學的開創歷程》中呈現的20世紀心智科學史的幾個片段。

如果說克服“非注意盲視”需要科學的方法和不懈的努力，那麼坎德爾的一生，正是二者活生生的註腳。

坎德爾1929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上世紀2、30年代，身為猶太人的坎德爾和家族遭遇了奧地利納粹勢力的瘋狂迫害，舉家遠渡美國避難。

這一避難之旅，不但開啟了坎德爾的心智科學探究之旅，更成為20世紀心智科學突破式發展的里程碑。

求學美國的坎德爾，於1952年他取得哈佛大學歷史與文學專業。而為了探究弗洛伊德理論的生命科學基礎，坎德爾決定“棄文從醫”。

1956年，坎德爾取得紐約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2000年，憑藉“發現神經系統中的訊號傳導”的成績榮獲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

2006年，坎德爾寫成並出版了自傳《追尋記憶的痕跡》。

諾獎典禮後，坎德爾與孫女合照

正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這本書是本心靈史，展現了這位諾獎得主畢生的生命軌跡；另一方面，這是一本科學史，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敘述了神經科學這個學科從無到有的發展史——人們如何開始用生物科學的方法研究學習和記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這個領域得到了哪些發展，科學界又對未來懷有哪些願景和期待。

上文對注意力與記憶關係的解釋，只是這本書中大量案例與實驗中的一例。

就如坎德爾自傳第23章標題所言，“必須付出注意力”！

將注意力顯微鏡對焦於這一段段個人和歷史的片段，才能發現那些轉瞬即逝的生命訊號。

恐怕沒人能像坎德爾那樣在細胞和分子的層面上推動人類記憶機制的研究。他破譯大腦記憶密碼的激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科學家。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偉大科學家如何進行思考，並帶動了科學的發展。

——蒲慕明，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