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曆史學遭遇到後現代主義的衝擊，歷史學的求真功能受到質疑。歷史究竟是應該用來激發族裔文化自豪、自信還是應該傳授有關往昔的客觀事實？歷史必須一再重寫以消除種族與性別的成見，還是應該超越當今混亂的政治社會議論之上？傳授一貫的國家歷史是民主政治必須的嗎？面對一連串問題，本書透過對“歷史真相”問題的重新思考，正面迴應了這些危機。其中不乏許多令人深思的觀點。
1999年出版的書影
一、作者簡介 本書的成書過程比較複雜。最初是由三位美國女性歷史學家寫成，後由臺灣的翻譯家薛絢先生最先翻譯，後劉北成先生根據薛絢的翻譯，再經過仔細校正和翻譯，才有現在流行於市面的簡體字版本。故需要對三位作者和兩位譯者做一下簡單的介紹。喬伊斯·阿普爾比，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教授。著有《歷史想象中的自由主義與共和政治：1790年代的傑弗遜式看法》、《17世紀英國的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曾於1991—1992年擔任美國曆史學會主席。林恩·亨特，美國賓州大學安柏格歷史講座教授，新文化史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和領導者之一。著有《法國大革命的家族傳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與階級》，曾主編《新文化史》以及《色情之發明：誨淫與現代性之起源,1500—1800年》。瑪格麗特·雅各布，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的歷史學教授。著有《啟蒙時代的生活：18世紀歐洲的共濟會與政治》、《激進的啟蒙運動：泛神論者、共濟會員與共和黨人》、《牛頓主義者與英國革命，1689—1720年》、《科學革命的文化意義》。 兩位譯者為：劉北成，清華大學歷史繫系主任，著名學者、翻譯家。譯有《歷史研究》《瘋癲與文明》《規訓與懲罰》《合法化危機》《巴黎，19世紀的首都》《白銀資本》《絕對主義國家的系譜》等大量經典史學著作。薛絢，臺灣翻譯家，譯有《費正清論中國》《世界、文字、批評者》等著作。
臺版繁體版本
二、內容概述
作者考察的並不僅是美國史學史，“而是把史學史、歷史哲學和社會文化思潮、社會變遷結合起來”，既肯定了歷史學的求真功能，又沒有否定一部國家歷史的必要。在此基礎上，她們重新構建了歷史學的根基，並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國史的具體設想。這本書還對科學主義、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年鑑學派、後現代主義等思潮與美國史學的關係都作了分析性的論述。正是由於經歷了六七十年代激進主義理論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洗禮，作者不是美國史學及歷史哲學的替嬗看做是“理性的進步”，而是注重分析社會環境與社會思潮之間的互動關係，強調史學變遷背後的權力關係和哲學—社會思潮變化。更準確地說，權力關係和社會文化思潮不單純是史學的背景，史學乃是整個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思潮變遷的一個組成部分。
(一）知識的絕對主義
作者首先對美國史學建立和發展的歷程進行了反思，想由此引匯出解決危機的辦法。但作者考察的並不單單是美國史學史，“而是把史學史、歷史哲學和社會文化思潮、社會變遷結合起來”這正是本書的新穎獨特之處，使讀者在多種知識之間相互聯絡，雖然令人難懂，卻更發人深思。作者關於美國史學發展歷程的反思，主要集中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知識的絕對主義"之中，作者既探討了現代歷史學的構建，又追溯了正統美國史的形成過程。
作者從兩個方面探討了現代歷史學的構建，即本書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首先是科學的英雄主義範型。作者假定科學家是一位文化英雄，可以以中立的、客觀的眼光研究自然界。它把科學等同於理性，認為科學是絕對中立的，因此它可以保證世界不斷進步。作者認為，正是科學的英雄主義範型培養了歷史學的自信，使它從討論世事的變遷轉而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在這一部分，作者有些誇大了科學對史學的影響。確實在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對將史學從基督教神學中解放出來功不可沒，但是早在希臘羅馬時期就產生的史學，其本身就具有悠久的傳統和自信。
其次是現代性觀念。作者主要從新的時間概念的角度探討了歷史學的現代化。新的時間概念將時間看成是實在的、有順序的、統一不變的存在體。這對歷史學產生了以下影響：首先，進步史觀開始取代基督教史觀。在新的時間概念的影響下，歷史時間概念也具有了直線的、統一不變的、有方向的和現實的特徵。這使歐洲人開始有了現代所謂的歷史意識，即相信人類不再是背離上帝而走向墮落，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朝向現代邁進。進步史觀就這樣取代了基督教史觀。其次，新的時間概念出現後，歷史學才可以形成一門科學學科。因為只有當歷史被解釋為按統一不變的時間推展的俗世故事時，人們才可以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並從中發現歷史演變的規則。最後，新的時間概念還促成了西方中心論史觀的形成。由於時間被設想為獨立的，在任何地方都一樣的，這就等於假定了人類世界的各個地方都勢必要在直線型的時間程序中經歷同樣的發展歷程。作者認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年鑑學派和美國現代化理論三家學說都助長了一種西方歷史學形態，即把非西方地區的研究同質化而納入西方式的一般發展模式。 本書的第三章作者著重追溯了正統美國史的形成過程，即“歷史造就一個民族”。作者認為在美國建國初期歷史、科學與民族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在後來很長一段歷史時期的國家、民族認同上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最初的美國曆史學者用啟蒙思想所推崇的科學的治史方法，配以民族主義觀念，對生活在北美大陸的這一群體作了一個英雄主義的描繪。在當時的史書中, 充滿了天賦人權、科學進步的理念。將美利堅民族描述成為一個引領人類前進的偉大群體。這種歷史灌輸給一代代的孩童和移民，可以使白種的美國人在自己國家裡和國外找到自己的定位。正如著名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所說：任何機制想要維持良好狀況就必須控制其成員的記憶。塑造具有上述功用的歷史記憶取得了成功。個人和國家的認同也被融為一體。這樣作為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美國也就藉此根基而生存、發展、壯大。歷史學在這裡顯示了它特有的建設性功用。在這裡作者著重肯定了史學在國家和民族建立中的作用，這與現在強調史學不過多參與政治相反。事實上史學也確實和國家政治密不可分。
作者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在美國發展起來，並不是因為美國人天生具有適合市場經濟運作的個人野心和必要知識，而是因為美國曆史將資本主義文化滲透在了國民意識中，正是這種資本主義文化促使美國人採納適合資本主義發展的行為模式。到19世紀末，經過幾代史家的努力，正統美國史已具有了如下特徵：一、它的主要內容是用綜合性和描述性的歷史手法講述自革命年代開始的政治自由、經濟繁榮的故事。進步主義是它的主旋律，邁向現代化是它的目的；二、主張美國例外論。它塑造了具有獨特氣質的美國國家性格，使美國揹負上了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使命，成了全世界的典範；三、具有排他性。作者認為這部歷史是以"男性、白色人種、新教信仰"為主，而少數族裔、女性、勞工階層則處於依附地位，甚至忽略不寫。
2011年版書影
（二）絕對主義下臺 所謂絕對主義的下臺正是20世紀美國史學所面臨的危機。作者主要從兩個方面論述了美國曆史學所存在的危機。
首先，正統美國史的瓦解引起的認同危機，作者主要在本書的第四章和第五章進行論述。時間進入20世紀不同的聲音開始在美國史學界迴響。首先是以比爾德為代表的進步派歷史學家對美國立國的根基——憲法的質疑，力圖揭開憲法在人民心目中的神秘面紗。並且把人民重新定義為：“沒有權利的大多數”，同時告誡歷史學家必須往政治辭令的表象之下去看，以便找出人的真正動機。20世紀30年代，派瑞·米勒透過對北美大陸殖民時代的研究，對清教徒的思想行為有了新的認識。二戰之後，社會史研究在美國有了蓬勃的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人們逐漸發現了科學的根本弱點。透過對牛頓和達爾文的研究，人們發現那些所謂大科學家的科學結論，一直被奉為真理的東西也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社會環境的影響，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科學的英雄主義範型已經不復存在了。
此外作者還強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人類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發展變化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人類歷盡千辛萬苦築起的科學大廈，居其最高處的竟然是可致人類於死地的毀滅性武器。在人們逐漸喪失安全感的時候，對科學的懷疑與日俱增也是必然趨勢。作者還特別提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對正統美國史的衝擊。20世紀60年代，高等教育大規模地擴招，就歷史學方面來說，19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教育普及時期培養的歷史學博士幾乎是以前的四倍，其中大部分是少數族裔、婦女、勞工階層等邊緣人群。他們的出身及經歷使他們很難認同以精英觀念為基礎的國家歷史，因此，便開始藉著寫博士論文的時機塑造自己所屬群體的歷史記憶。於是，史學博士論文的選題多集中在關於勞工、黑人、婦女等正統美國史所忽視的社會史方面的題目上。可以說，大學的民主化打破了精英階層對國家歷史的統治，而使一度在歷史上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的歷史得以浮出水面。
其次，便是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及其現代性危機。歷史學的真實性、客觀性和歷史敘述形態是後現代主義者攻擊的主要目標。後現代主義者對歷史學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攻擊是和對歷史的敘述形態的懷疑聯絡在一起的。對後現代主義者來說，沒有超出意識形態範圍之外的真理。後現代主義是尖銳、敏感的批判者，他們在重新認識科學真理的過程中給人們提供了很多新的觀察視角與思維方式。但同時也容易使人類的認識活動陷入不可知論的絕望境地。現代性危機對歷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面對20世紀晚期的史學危機，美國知識界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為傳統主義者所持有，他們認為美國當前正遭到一場來自後現代主義、多元文化主義以及新社會史研究的新的意識形態危機，因此反對任何革新，主張回到絕對主義知識統治的時期；一為相對主義者所持有，他們認為歷史研究等同於政治宣傳，歷史是加強群體認同的一連串神話。作者認為，這兩種看法都過於極端，所以在本書的第三部分即作者提出的“新的學術理想國”中她們走的是一種中間路線。
（三）新的學術理想國
與後現代主義者的"只批判不建設"不同，探尋美國史學危機的根源，重建學術理想國一直是作者寫作本書的主旨。作者的立場處在傳統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之間，既肯定了歷史學的求真功能，又沒有否定一部國家歷史的必要。在此基礎上，作者重新構建了歷史學的根基，並提出了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國史的具體設想。
首先是重建歷史學的根基，這主要表現在作者對歷史學客觀性標準的重新解釋上。作者特別強調歷史學家的直覺智慧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並承認歷史敘述和事實可能不符。她們將歷史學的客觀性重新解釋為：發問主體與外在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具體說來是，歷史學家選擇某件事情作為研究物件，是由他的好奇心引起的，而在產生好奇心的那一刻，主客體間的關係已經展開了。而研究的過程，也就是歷史學家這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話過程，歷史學家的個人旨趣、思想甚至個人的脾性都會滲入其中，因此，主體和客體的關係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在此基礎上，作者回擊了後現代主義者對敘述體的質疑，認為他們因為歷史學家的活動有創造性，就否認歷史學的客觀性，其實是仍停留在19世紀的思維方式上。作者重新界定了歷史學和科學的關聯，認為科學仍然是"西方文化的最核心的東西"。科學和人類科學本來是能夠共存的，18世紀啟蒙運動的改革者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只是20世紀的知識冷戰將科學包裹在了國立機構中，破壞了科學與人文科學的關聯。因此作者主張，歷史學應跨過這道鴻溝，與科學重續前緣。
其次，重建多元文化的美國曆史。作者提出以務實的實在論與實用主義為史學民主實踐的哲學根基，重建多元的美國曆史。其具體設想為：一是承認多樣性和差異。作者既反對從單個群體的角度重寫過去，也反對超越族裔政治和性別認同，而是主張將"美國人所有的認同主題和變奏收錄進去；二是肯定國家的作用。作者認為國家仍然是美國公眾生活中的一個強勢的統一力量，族裔認同需要靠國家認同來進行協調和保護。作者提出了史學民主實踐的哲學根基，即實在論與實用主義兩者的結合： 一方面相信人所感知的世界與外在世界有相符合之處，人可以知道外在世界的真相；另一方面在確定真理的過程中沒有基本的原則，各種觀點都可以平等競爭，而真理的產生則在於平等競爭中形成的共識。在史學的民主實踐中，作者特別強調大眾的作用，她們甚至把大眾的參與看作是撰寫多元文化的美國史的行動得以產生的前提。
四、總結與思考
《歷史的真相》這本書可謂是一個短小精悍的書，雖然只有二百多頁但是內容著實博大精深，以上內容簡介僅僅是對本書的一個概括，其精髓是需要多次詳讀方能體會。本書咋看之下即像美國的史學史，又像一本專講近代以來世界學術思潮的書，並且還有很強的史學理論和哲學的成分，令人著實摸不著頭腦。讀完細品之後才不得不佩服三位作者的史學功力之強。
歷史的真相也就是我們說的歷史的客觀性，是歷代歷史研究者所孜孜不倦追尋的目標。但是歷史沒有所謂的絕對客觀性，我們所記述下來的歷史多少都包含一定的人的主觀性，我們只能盡力去追求歷史的額客觀性。所幸三位作者也給出我們一定的答案，即所謂”新的學術理想國”。她們將歷史學的客觀性重新解釋為：發問主體與外在客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並且還強調務實的實在論，承認多樣性和差異，肯定國家的作用。
作者對追求歷史的真相的答覆還是很全面的。她們將歷史的敘述不僅僅看做歷史學家的事，歷史是闡述和解釋歷史的主客體的一種互動關係。這裡對歷史客體的強調是過去歷史學家所經常忽略的。然後既然追求歷史的客觀性，必然要以踏實的實在的態度經行歷史研究，實在論的提出，無疑對目前比較浮誇的學術風氣有一定指導意義。然後對多樣性的接納，提倡歷史敘述的多元性，也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追求的客觀性。如此可以獲得更多的不同視角不同階級眼中的歷史，如此可大大接近於客觀的歷史。最後作者還強調了國家的作用。畢竟在目前的歷史時期，國家依然在人類社會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的這些觀點可能依然不夠盡善盡美，畢竟她們也是歷史大潮流中的芸芸眾生，她們對歷史的客觀性的追求也多少受到她們的時代和所受文化教育的影響。不過她們對“新的學術理想國”的追求，以及提出的方案依然是十分值得大家深思和學習。
附記：該文為2013年學習的心得體會，分享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