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南蘇丹成功從蘇丹共和國獨立出來後，它便成為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然而，就在2年後，南蘇丹的人民卻因其兩大部族間的種族分裂，經歷了一場血腥的內戰。據估算，這場戰爭造成了3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絕大部分發現自己只能委身在烏干達南側邊境的難民營裡。愛爾蘭攝影師，荷賽獲獎者，Kieran Doherty曾於2014年初訪南蘇丹難民營，並於2017年回到這裡，忠實記錄了這個擁有250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難民營Bidi Bidi。這一系列作品向我們展示出了Bidi Bidi難民營裡聳人聽聞的現狀，因過度擁擠而癱瘓的營地管理，以及由於沒有任何衛生系統而導致各種疾病肆意橫流。儘管如此，人們在這裡依然頑強的生存著，並盡一切可能與他們的家人一起面對這般困境，展示出了無窮的力量與適應力。

Photo by Kieran Doherty in South Sudan

Q: 時代週刊描述你是愛爾蘭最令人激動的攝影師，在2015年你獲得了包括荷賽在內的一大堆獎項。你在最當初，是如何走入攝影這個行業的？又是什麼讓你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A: 第一次攝影的時候，我被扔給一臺照相機和幾個膠捲，並被安排去拍攝一個當地的音樂節。在這裡我遇到了一位攝影師，他建議我不如試試做一個全職攝影師。此後我上了一年的新聞攝影課程，並在一家當地的新聞通訊社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從沏茶開始，到暗房沖印，列印透明膠片，學到了各種技能。離開這裡後，我便直奔倫敦，並最終找到了一份在路透社當特約記者的工作。直到2008年我辭職去追求自己的獨立專案前，我幾乎拍攝了全球範圍內所有重要的國際新聞以及運動會。

Q: 是什麼激勵你成為一名攝影記者的？

A: 對於一個20歲的孩子而言，攝影記者是一份非常有趣的工作。這裡有快速變化的環境，每一天都是新的，而我則有機會與那些世界上最棒的攝影師共事並學習他們的經驗。看著你的作品被用作新聞週刊的封面，或者是國家地理的跨頁，是一件非常驕傲的事情

Q: 你最近的這個系列關注於在南蘇丹內戰中逃亡的難民。是什麼讓你想去記錄這樣的一個故事？

A: 它是個意外，只不過發生在了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在2013年的時候我很想去南蘇丹旅行，但苦於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點。結果在2014年初，我被聯絡說有一份攝影任務，當任務通過英國NGO組織Oxfam時，我被問及要不要去Juba拍攝那裡的內戰情況。

Q： 自從2013年南蘇丹內戰爆發，災民數量超過300萬人。你會怎樣去描述南蘇丹的情況？為何內戰會影響到這麼多人的生活？

A: 在2014年南蘇丹依然是一個沒什麼執行經驗的國家，隨時處於崩潰的邊緣。由於部族間的信任蕩然無存，參戰的部族紛紛向其他部族採取了暴力的行動，這場內戰的促成導致了南蘇丹產生嚴重饑荒。現在已經到了2018年，但狀況一點都沒有得到改善。就像所有巨集大的故事一樣，它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而這些組成部分，便是那些逃離了暴力，併成功存活下來的人口述講成的故事，那些野蠻、殘酷的記憶，給他們留下了深深的傷疤。想把像南蘇丹這樣的故事公之於眾是非常困難的，這就和在剛果、中非等其他非洲國家面臨的情況一樣。

Q: 在你2014年拍攝的照片中，我們看到一個有UN標誌的容器。在南蘇丹的難民危機中國際救援組織扮演者一個怎樣的角色?

A: 他們在這次危機中起到了非常正向的作用。如果你只是坐在家裡看10點鐘新聞，那麼是很難評價他們的貢獻的，如果你就在現場，處在那些難民中間，會發現他們的努力顯而易見。雖然保護本國公民是南蘇丹政府的主要責任，但是由於大量民眾早已脫離了政府安全部隊的保護區，所以United Nations Mission在蘇丹境內為大約20萬流民提供了避難所。這些營地可以為那些尋求生存的人提供庇護所，在目前看，這幾乎是最後的援助手段。

Q: 你的這個系列作品生動描述了南蘇丹和烏干達難民營裡的日常生活。在這裡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A: 在南蘇丹的聯合國難民營裡最大的問題是過於擁擠，以及嚴重匱乏的醫療設施。公共廁所的頻繁崩潰產生了巨大的汙水坑，這使得諸如霍亂這種水傳染疾病在難民營裡大面積爆發。無法在面對生存的恐懼中離開難民營也對這些人造成了心理和情感上的雙重傷害。在烏干達肆意蔓延的Bidibidi難民營裡他們面對的問題在本質上完全不同。烏干達政府決定為每個家庭提供一塊土地，有些土地富饒、有些貧瘠，有些遠離水源，有些過於偏僻，常常被小偷光顧。當我們在6月份抵達這裡的時候，他們所能提供的口糧也就是總需求的1/3左右，在這裡避難的人們都在討論要不要返回南蘇丹去戰鬥，總好過守在這裡看著家人捱餓。

Q: 從2014年初到南蘇丹，到2017年再次回到這裡。當地的難民是如何應對這種流離失所的現狀的？

A: 勉強應對，這就是他們所做的，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在這樣的困境下，他們的堅韌、尊嚴、幽默以及韌性起到了很重要的調節作用。我曾經在2003年戰後的伊拉克，以及2004年海嘯侵襲後的斯里蘭卡都感受到過相同的來自人性的力量。

無論他們在避難所裡面臨再多困難，無論他們是否可以獲得足夠的食物和水，也不管是否還能回到故土，他們創造新生活的希望再渺茫，或他們的生存再瀕臨崩潰，這些從戰爭中逃亡而來的人們還是會因為再也不會被連綿不絕的槍聲所籠罩而感到安穩和踏實。

Q: 在這個時代追逐這樣一個時間，對任何攝影師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當你在一次訪問中聽到100個故事的時候，你是如何通過有限的圖片來講述這些故事的呢？

A: 用有限的圖片來講故事並不是一件難事。講故事需要時間、耐心，並不斷的完善它，當你在面對一些突發事件的新聞編寫時，這些要素都會變得非常奢侈。有時你所處的環境給給予你加大的壓力，而這時你要做的就是退後一步，然後關注於你所能掌握的時間，並面對現實。事實就是我耗費了巨大的時間卻得不到我想要的。這裡面的訣竅就是當機會出現的時候，儘可能的利用它。

Q: 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用徠卡相機的？你用什麼拍攝的這個系列？你覺得他們的優勢在哪裡？

A: 我在1990年買了我的第一臺Leica M4-2。之後我又更新到了M6。我在南蘇丹的時候用一臺M9和一個Typ 240以及28/50/90mm鏡頭，去烏干達的時候用的Leica Q和Leica SL，搭配50/90mm鏡頭。最為實際的優點是每臺機器都可以配備一支固定的鏡頭，這樣有效避免了沙塵對感測器的影響，這對於穿越沙漠而言簡直就是噩夢。他們小巧、安靜，值得信賴。幾年前我放下了M9。它陪我從利比亞的雨季走到蒙古的沙暴。雖然已經傷痕累累，但功能上依然完美無缺。

Q: 在現在的媒體環境下，每天都有大量的新聞事件甚至在還沒有完全展開時就已經在社交平臺上被報道出來，你覺得此時此刻，作為一名攝影記者所需要扮演的角色是怎樣的？

A: 正如Azubuike Nwagbogu（非洲藝術家基金會創始人）在2015年寫到的：

“自智慧手機時代到來以後，對於新聞攝影而言的最大轉變來自於，重要的不再是新聞，而是故事。這是一個微妙的變化，卻是標誌性的。每個人都會遇到新聞，也就是那些發生了的事，但我們需要故事，它的細微變化、層次感、陰謀以及那些關鍵性的元素，都需要獲得更好的理解。”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nge in photojournalism since the birth of smartphones in the digital era is that it is no longer the news that’s important but the story. It is as subtle a change, as it is monumental. Everyone has access to the news, that is, the event that happened, but it is the story, its nuances, layers, intrigues and key drivers that need better understanding”）

在我看來，這就是新聞攝影師賴以生存的空間。

Q: 對於那些剛剛開始從事新聞攝影的人們，你會給出怎樣的建議？

A: 為了講好故事，你需要真正的去關心他們。他們對你非常重要。如果你對自己的專案漠不關心，那麼它總有辦法展現在你的作品中。

Q: 你的下一個計劃是什麼？我們可以期待些什麼嘛？

A: 好問題，2017年，我們將很多未了結的事情堆在了一起。我近期有一系列照片，作為展現現代戰爭的作品，被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收藏，所以有很多掃描底片的工作正在進行。在不久還會有一個關於這些圖片的展覽活動。此外，我還有一個關於英國脫歐的專案打算在2019年3月完成，不過現在依然處在計劃階段。

攝影作者網站：https://www.kierandohert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