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趙樹理五十四歲。在這之前, 他一路順利, 被譽為文壇的“旗幟”。那一年, 他從北京到省、縣裡, 為農業問題上上下下折騰數次, 寫了幾封分量很重、與眾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給地委書記、省委書記, 直至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和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兼《紅旗》總編輯陳伯達。就是這幾封信和文章釀成“禍根”, 在當年冬天開展的反右傾運動中, 使趙樹理成了中國作協整風中內部重點幫助物件之一。這個寒冷冬天的印象, 鬱結成趙樹理一塊難於治癒的心病。
據知情人介紹, 趙樹理平時並不愛寫信、寫彙報, 他是一個謹慎、交際拘束的人, 之所以在1959年頻繁地向上面寫信, 是來自於他對山西家鄉農村實地觀察後發自內心的焦慮、不安情緒。這裡有一個外因, 就是陳伯達剛剛創辦理論刊物《紅旗》, 在1959年4月全國二屆人大會議期間, 別出心裁地約請趙樹理為《紅旗》寫小說。趙樹理把它視之為“光榮的任務”, 不時在心裡惦記著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來, 發現公社對農業生產的領導有些抓不著要處, 而且這些事又都是自上而下形成一套體系的工作安排, 也不能由公社或縣來加以改變。在這種情況下, 我到了基層生產單位的管理區, 對有些事情就進退失據。”事隔四個月, 趙樹理8月20日寫信給陳伯達, 把自己在農村的苦惱和創作上的困境和盤托出。他在信中寫道:“我就在這種情況下游來游去, 起不到什麼積極作用……我不但寫不成小說, 也找不到點對國計民生有補的事。因此我才把寫小說的主意打消, 來把我在農業方面 ( 現階段 ) 的一些體會寫成了意見書式的文章寄給你。”
這篇長達萬言的文章起了一個帶有學問意味和個性色彩的題目“公社應該如何領導農業生產之我見”。“應該如何領導”這種句式頗讓後來的批判者不快。趙樹理或許事先有些預感, 為了避免批評領導的口氣, 寫作時曾換過四五種寫法, 竭力想把那種口氣去掉。他坦率地告訴陳伯達:“這文章仍與現行的領導之法是牴觸的, 我估計不便發表, 請你看看, 給我提出些指正——說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 不過即使是那樣, 我也應該說出來請你指正。”
不知道陳伯達看了信和文章後的感想, 只是他 ( 或者是《紅旗》編輯部 ) 在晚些時候將它們轉給了作協黨組, 後來印成作協黨員會議絕密檔案, 供大家內部批判時使用。我注意到, 在《紅旗》雜誌該文的“來稿處理單”上, 有一位編輯大筆一揮, 寫下幾句意見:“我覺得這篇文章中的一些觀點很怪, 有的甚至很荒謬。”
所謂“荒謬觀點”之一就是趙樹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領導身份的問題, 他寫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在人家作計劃時候提出種植作物種類、畝數、畝產、總產等類似規定性的建議, 也不要以政權那個身份代替人家的全體社員大會對人家的計劃草案作最後的審查批准。要是那樣做了, 會使各管理區感到掣肘因而放棄其主動性, 減弱其積極性。”中國作協黨組由此於1959年11月24日向中宣部彙報時, 把趙的觀點歸納為:“讓公社處於顧問性的協助地位, 實際上是改變了公社的效能, 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優越性。”
廬山會議後, 這種觀點無疑是與中央政策大唱反調的反面言論, 其大膽程度在當時寥寥可數。批判趙樹理的戰火悄然點起後, 老實的趙樹理又交出另一封給陳伯達未發出的信, 其觀點比第一封信有過之而無不及, 再加上公佈的1959年元宵節致邵荃麟的信, 更給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 他再次表露了“進退失據”的感受:“在這八九年中, 前三年感到工作還順利, 以後便逐漸難於插手, 到去年公社化以後, 更感到徹底無能為力。”在國家與集體矛盾的時候, 不知道該站在哪一方面說話。趙樹理痛苦地表示:“每遇這種矛盾出現, 我便感到難於開口。”他在信中隨手舉了四個在生產上瞎指揮、官僚主義、虛報等例子, 指出“這種例證多到無法計算”。
趙樹理憑著作家的敏感, 說出了對那一時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計劃得不恰當了, 它是不服從規定的。什麼也規定, 好像是都納入國家規範了, 就是產量偏不就範。”這種略帶幽默、嘲諷的語氣讓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 愈發覺得趙樹理身上滋長著一種別人所沒有的異樣感覺, 他的姿態在當時大背景中顯得很不和諧。趙樹理自己也意識到這種境地, 他左看右看, 終於停筆了, 自己解釋其中原因:“這封信所以沒有繼續寫下去, 是感到會使領導看了前半截覺得我也是故意找難題的人。”
這封未完成的信稿, 字跡認真工整, 幾乎沒有任何修改痕跡, 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慮、下筆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頁稿紙中, 用了幾種墨水, 表明作者斷斷續續在不同地點寫信, 拖了很長時間。
儘管趙樹理後來有意設防, 但事情的結果比他所預料的要嚴重, 這幾封信導致一個多月的大會批判、小會幫助。前幾年曾有文章指責陳伯達轉信是別有用心, 是政治陷害。後來我看到1959年1月9日陳伯達致毛澤東的信 ( 作為中央宣傳工作座談會檔案之一散發 ) , 才發覺陳伯達在信中也有與趙樹理相近似的感受, 他在福建家鄉走了一圈後, 對密植、深耕、幹部作風、虛報數字等問題對毛澤東直抒己見, 他甚至明確地說:“當群眾不同意乾的時候, 即使有黃金萬兩, 也不要去撈。”他強調, 這是大躍進難以避免的副產品, 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 既然群眾有意見, 引起我們相應的注意, 並且力求在今後的行動中避免重複同樣的缺點, 也是必要的。
可以想象, 陳伯達在讀趙樹理的信時會有一些同感, 起碼不會有惡感。當後來批趙達到高潮時, 作協黨組曾約請陳伯達、周揚同趙談一次話。陳伯達同意了, 但是後來不知何故沒有談成, 或許陳伯達也有難言的苦衷, 他不知如何面對趙樹理來解釋這一切?
不僅身居高層的陳伯達對農村形勢有不樂觀的看法, 在當時的幹部隊伍中普遍存在懷疑、不解的情緒。1959年9月9日和9月15日, 作協黨組開整風生活會, 與會者就披露了一些零星感受:
我們對形勢的估計有時也不是很正確的, 如有人說大鍊鋼鐵賠本, 我會同意這個意見的。(邵荃麟)
有段時間, 我憂慮重重, 是不夠相信黨中央的看法…… (郭小川)
對總路線、大躍進, 我的態度是堅決擁護, 問題是我對人民公社沒有思想準備……對副產品, 我有過意見, 覺得是大躍進搞得過了頭。(劉白羽)
熱時過了頭, 冷下來也就冷了, 就否定了自己過去所歌頌的東西, 懷疑大躍進搞得太快。(李季)
買不到菜, 不滿意, 接著燈泡也沒有, 紙菸也買不到了, 對抽菸的人說是有情緒。肥皂問題又來了, 不能換洗衣服, 自己心裡不滿意, 有牢騷, 有些對老婆說過。(嚴文井)
如有人懷疑大躍進, 我不說同意, 也不說反對。讓我寫文章否定大躍進, 我不寫, 別人寫了, 我也不反對…… (張天翼)
與這些人人過關時的簡單表態相比, 趙樹理的幾封信就顯得更系統, 更具危險性, 更有爆炸性效果。
當時中宣部已揪出九條“大鯊魚”, 並且開了中直系統現場會推廣經驗。作協反右傾初期過於冷清, 被上級領導部門批評為“溫情主義”。於是, 作協的整風運動層層加碼, 10月底貼出一千五百多張大字報。從11月4日開始批判王谷林、王鴻漠、高炳伍、馮振山等四位中低階幹部。鬥完後, 下一步目標自然而然對準作協中層以上幹部。當時明文要求整肅領導層中的動搖分子, 提出“抓得緊, 搞得透, 搞得細”的口號, 十三級以上幹部人人自危。先是樓適夷被丟擲, 趙樹理和郭小川緊挨著就撞上“槍口”。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 眾人才鬆了一口氣, 慶幸自己又躲過一劫。然後, 心情輕鬆地參加批鬥別人的會議, 發言比上級定下的調子更為嚴厲, 更為尖銳, 力爭顯出自己的戰鬥傾向。這是政治運動的慣例, 誰也無法擺脫這種“遊戲規則”和“遊戲心情”。
趙樹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獨特方式。聽了廬山會議傳達後, 別人不輕易表態, 他卻向黨組書記邵荃麟說, 他不敢看彭德懷給主席的信, 怕引起共鳴。邵荃麟問他為什麼?他說他也有過“農業生產領導方法的錯誤是上面來的”和“浮誇作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想法。後來黨組責成他去看, 並和他開了一次談心會, 對他進行了初步的批評。這樣, 趙以他自己不顧風險的率直, 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 這是他事先萬萬沒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麼回事, 在挨批之前, 曾找山西省委領導陶魯笳、副總理譚震林談過有關公社的問題, 依然無所適從。整風會一開始, 趙表現了令人驚詫的頑強性, 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堅持原有的觀點。11月24日, 作協給中宣部的報告中記載了這一場面:
此次整風會上, 許多同志對他作了嚴正而誠懇的批評。但到11月18日的會上, 他仍然認為他的意見是“基本上正確的”, 並且公然說:“關於糧食總產量問題, 我們打外仗時可以說糧食問題解決了, 但外仗打完了, 對內就應該摸清, 我們的糧食究竟有多少。”又說:“六中全會決議, 我認為中央對成績估計樂觀了一些。這不怨中央, 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說, 辦公共食堂“只是為了表現一下共產主義風格, 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戶吃的省”等荒謬的話。邵荃麟同志嚴厲批評了他這種無原則態度, 責成他檢討。到會同志都很氣憤……
邵荃麟是一個溫和、書生氣十足的領導人, 在這次會上卻少見地發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會上說:“我不太容易激動, 那天激動了, 是要求老趙要有一個態度。”他說話的措辭已相當嚴厲:“老趙今天不像個作家, 會開了很多次, 許多同志滿腔熱情幫助老趙, 為了發言, 看了書。許多發言都心平氣和, 講道理。直到前天, 老趙還說他‘基本上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 大家基本上是錯的。我想, 我們的發言能否說服他呢?但另一方面, 作為一個黨員, 應該幫助他,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還是應該發言, 不管他聽進聽不進去。”
翻開當時的會議記錄, 可以聞見濃烈的火藥味, 已難以見到邵荃麟所說的“心平氣和”:
趙樹理採取與黨對立的態度, 有些發言是汙衊黨的, 說中央受了哄騙, 這難道不是說中央無能, 與右傾機會主義的話有什麼區別……
我們要問樹理同志, 你究竟悲觀什麼?難道廣大群眾沿著社會主義前進, 還不應該樂觀, 倒應該悲觀嗎?樹理同志, 我們要向你大喝一聲, 你是個黨員, 可是你的思想已經和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沿著一個方向前進。
你還執迷不悟, 進行辯解, 這難道不是一種抗拒黨的挽救的態度嗎?難道你把毒放在肚子裡, 就不怕把自己毒壞嗎?我覺得趙樹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們的辨別能力, 太不相信同志們有幫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趙樹理的態度很不好, 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對黨和黨中央公然採取譏諷、嘲笑和汙衊的態度, 實在太惡毒了。彷彿應批判的不是他, 而是黨和黨中央……
真理只有一個, 是黨對了還是你對了?中央錯了還是你錯了, 這是趙樹理必須表示和回答的一個尖銳性的問題, 必須服從真理……
……
每個與會者的發言方式不盡相同, 譬如, 蕭三每批一段趙的言論, 就引申一句:“那麼, 請看馬克思是怎麼說的——”他形容趙的思想深處像一座“堡壘”, 是“很難攻下的馬奇洛防線”。他質問:“看, 這樣一所建築, 還有什麼好磚嗎?”他好心建議老趙要有新鮮事物感, 去工業中心和工人生活一個時期, 多快好省地改變世界觀, 不要有牴觸情緒。
上綱上線, 輪番衝擊, 使會議的鬥爭氣氛直線上升。作協給中宣部的報告中稱:“黨組採取展開辯論的方式, 由同志們作有系統的發言, 批駁其各個論點, 然後由趙樹理同志答辯, 答辯後再由同志們發言辯駁。”實際上, 趙樹理已經難於從容答辯, 他只是順著大會的氣氛作一些解釋, 甚至對耐火磚、造紙廠建造是否納入國家生產計劃、縫紉工廠對解決家務勞動所起作用等小枝節問題都談得很細, 讓大家聽了不勝其煩, 不知老趙此時用意何在?
11月18日下午, 趙樹理在會議開始時首先表達歉意:“大家為了幫助我, 準備時間比我長, 看了不少書, 很對不起大家。”在經過幾個小時的猛烈炮轟後, 他最後囁嚅地說了幾句:“這篇文章 ( 指給陳伯達的信 ) 我寫了兩個月, 像農民一樣固執了兩個月。住上房子, 現在馬上把它拆掉, 不容易。”他固執、為難的情緒又透過這幾句話, 委婉地表露出來, 讓精疲力盡的與會者添了幾許恨鐵不成鋼的意味。
邵荃麟代表組織者再次責問:“老趙和同志們的認識相反, 遙遙相對, 究竟誰是誰非……這是一個原則問題, 否則, 不會開這樣大會批評你。你狹隘的農民世界觀會影響千百讀者, 所以不能不幫助你。”邵承認, 老趙舉出的一些例子, 如強迫命令等, 我們並不否定這些現象。他引用毛澤東一個內部講話說:“六億人民的大運動不產生一些缺點, 那才是怪事。”趙樹理無言以答, 在會議構織的言語矛盾網中左衝右突, 陷入長時間的思考。會議記錄本已經很少有他發言的記錄, 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聽完一個個大會發言。在這種壓力和威脅面前, 心裡的防線逐漸地崩潰, 他開始考慮自己是否只有無奈地低頭或認同, 他在想:自己真的錯了嗎?
會議上彙總了若干個問題, 請趙樹理回答, 近乎最後通牒: (1) 中央檔案當中有哪些對情況的估計與事實不符, 希望具體談談; (2) 趙樹理同志認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言論中, 哪些是對的?可以具體談談; (3) 在當前這樣好的形勢下, 趙樹理同志為什麼看不見大量存在的先進事物, 老把個別地區的產量問題孤立起來談……
經歷過幾次政治運動的險風惡雨, 趙樹理此時對自己的處境深有感悟。他顧不上回答這些帶有陷阱意味的提問, 11月23日遞交一份報告, 不得不對自己進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並轉黨組:
我於18日在黨組整風會議會場上的發言中, 對中央決議、糧產、食堂三事說了無原則的話, 經你和好多同志們提出批評, 使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全黨服從中央是每個黨員起碼的常識, 把中央明瞭的事隨便加以猜測, 且引為辯解的理由, 是黨所不能允許的。別人是那樣說了我也會起來反對, 但為了維護自己的右傾立場 (固執己見的農民立場) 竟會說出那樣的話來, 實在不像多年黨齡的黨員。為了嚴肅黨紀, 我願接受黨的嚴厲處分。
趙樹理11月23日
當時他的情緒波動很大, 他對友人傷感地說:“我是農民中的聖人, 知識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開始寫長達數千言的書面檢查, 從根子上追究犯錯誤的原因, 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最有戲劇性的是, 當他苦思冥想尋找出路的時候, 反右傾運動戛然而止, 巨大的運動機器慢慢地減速, 批判大會無形中被通知取消, 趙樹理和與會者又一次被置於不知所措、頭腦空白的境地。
嚴文井作為當時黨組負責人之一, 後來透露了其中一些內情:“廬山會議後整彭、黃軍事集團, 林彪生怕在軍隊裡要鬥倒一大批人, 就授意總政髮指示, 要剎住反右傾運動。後來農村形勢越來越惡劣, 中央也批轉總政的通知, 決定反右傾一律不戴帽子, 一風吹……” (1997年5月19日採訪)
趙樹理有驚無險, 在來得突然的轉折時期, 他誠惶誠恐了一段時日。到了1960年3月, 他交出一份書面檢查, 本性難改, 又自動恢復了對公社等問題的解釋權, 他說:“我向各級所反映的問題及自己建議的解決辦法, 姑無論其合適與否, 其精神都是想把問題解決了而把公社辦好的。”“我自信我還是個敢想的人, 雖然學得的馬列主義不多, 遇事難免有想錯的地方, 但是想對了的地方也還不少, 不要妄自菲薄, 應該隨著敲緊的鑼鼓活躍起來。”
運動進入收尾, 沒有人肯為這些問題再去大會上批判他, 整個機關失去政治性反應, 一兩個月前火爆的批判場面冷卻了, 只是變成痛苦的記憶碎片留在當事人的心裡。作協總支於1960年2月21日作了整風總結, 對趙樹理留下了幾句化大為小的評價:“由於他還未徹底克服的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 由於在他身上保留著狹隘保守的農民觀點, 對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及其發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則性錯誤的。”實際上後來也沒有形成正式文字, 內部批判的最終結果是:沒給他任何處分, 也沒作結論。
嚴文井回憶說, 中央當時可能有一個指示, 對趙要低調處理。
對趙樹理來說, 心靈的風暴雖然也已平息, 但打擊卻是毀滅性的, 讓他幾年間都難於平靜。好友孫犁說:“他的創作遲緩了, 拘束了, 嚴密了, 慎重了。”不僅僅創作上出現衰竭, 身心上也變得疲憊煩躁, 不堪重負。
曾經參加當年批判大會的楊子敏 ( 原作協書記處書記、《詩刊》主編 ) 回憶說:“會場設在文聯大樓四○一室, 趙樹理坐在圓桌中間。看上去他很沉著, 很認真。我就注意到, 每逢開鬥爭會, 趙樹理有一個動作就是嘴裡叼著煙, 手上不斷劃火柴, 有時一盒火柴都劃完了, 煙還沒點著。他是在不自然的狀態下有這些動作的, 看得出心裡不平靜……” (1997年12月25日採訪筆記) 當時《人民文學》編輯部負責人、評論家侯金鏡的夫人胡海珠表示:“那時空氣非常緊張, 老趙有壓力。但他對事實部分很坦然。老趙說話有時讓人聽不清, 一方面是口音問題, 另一方面是他說話的特點。以前大家就說, 老趙小說寫得那麼出色, 可講話就怎麼聽不懂?看他在會上吃力發言, 在心裡對他是同情的。開會時他拿著一支筆, 隨手在紙上畫幾個字, 不像其他挨批者那麼認真記錄。會開得很晚, 冬天又冷, 散會後大家都急於趕回家, 而老趙往往坐在那兒發愣, 想半天, 動作很遲緩。有時金鏡就陪他坐一會兒, 說話無非是‘注意身體’之類……” (1997年12月26日採訪筆記)
挨批期間, 趙樹理無法排遣苦悶, 有時就去老友康濯那裡坐坐。當時康濯在和平賓館寫長篇《東方紅》。作協黨組曾有意讓康濯做做趙的工作, 康濯12月中旬給邵荃麟、嚴文井的信中, 反映了趙對批判發言中一些不實之詞的意見, 認為他的看法並非如此。
有一次他們兩人在家中吃餃子, 趙樹理忽然有感, 說公社搞了食堂, 像餃子這類費勞力的事怕不好辦, 社員吃餃子也就困難。康濯不同意, 認為發明了大機械工具, 吃吃餃子完全不成問題。康濯還沒講完話, 趙就改變看法, 連忙說一些公社食堂的優越性。康濯在信中談到, 趙的改變相當明顯, 大會對他的影響太大了。
康濯夫人王勉思回憶道, 當時中東政局動亂, 老趙時常嘮叨說, 我還不如出去打游擊, 去支援世界革命。
趙樹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鄉, 幾年間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月大連會議, 趙樹理才在整個形勢鼓動下, 作了農村形勢問題的長篇發言, 比1959年的觀點更推進一大步, 更具鋒芒, 是整個中國文壇在“文革”前夜最悽美的“天鵝絕唱”。到會的李準在事隔二十多年後仍忍不住地為趙喝彩:“趙樹理了不起, 大膽反思, 敢於說心裡話, 精彩極了。沒人能趕上他, 他走在知識分子的前頭。” (1989年8月29日採訪筆記)
經歷三年困難之後, 痛定思痛, 邵荃麟在大連會議上首先對1959年的批判表示歉意:“這次要給以翻案, 為什麼稱讚老趙?因為他寫出了長期性、艱苦性, 這個同志是不會刮五風的。在別人頭腦發熱時, 他很苦悶, 我們還批評了他。現在看來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 這是現實主義的勝利。”“我們的社會常常忽略獨立思考, 而老趙, 認識力, 理解力, 獨立思考, 我們是趕不上的, 1959年他就看得深刻。” (摘自會議記錄原稿)
周揚在會上幾句話定評:“他對農村有自己見解, 敢於堅持, 你貼大字報也不動搖。”
對趙樹理又是一面倒, 以致1964年8月3日作協黨員大會上批判者為此憤憤不平:“在現代文學史上, 當面受到這麼多作家的恭維、吹噓, 恐怕沒有先例吧。”
1962年, 作協根據上級精神, 由邵荃麟牽頭, 作出1959年反右傾運動甄別報告, 其中談及趙的一段是這樣寫的:“根據三年來農村的情況和人民公社六十條及去年中央擴大會議的精神來看, 趙樹理同志所寫的文章和信, 沒有什麼原則性的錯誤, 而且有些意見應該說是正確的。因此, 當時根據以上文章和信對趙樹理同志在十二級以上的黨員幹部範圍內進行批判, 是錯誤的。”
邵荃麟很用心在報告原稿上作了多處修改, 最後一句原來用語是“不妥當”, 是邵改為“錯誤”。可惜, 趙樹理沒有及時看見甄別報告。因為1962年夏秋, 階級鬥爭理論又佔上風, 作協已經不便拿出這個報告給當事人閱看。
等待趙樹理、邵荃麟、周揚他們的是更殘酷的政治風暴, 有關農業方面的言論成了他們被置於死地的“罪證”之一, 1959年大批判的雙方大多數人都以同樣罪名被凌辱, 被折磨得死去活來。1970年, 趙樹理和邵荃麟先後被迫害致死。事隔一年, 陳伯達在廬山會議倒臺, 其中罪狀之一就是大躍進時期偏激的意見書。
據說, 趙樹理在臨死前極度失望地說了一句: “唉, 我總算是想通了, 明白過來了。”對1959年大批判他一定會有新解, 一定會記住當年連夜趕寫檢討稿時冒出的一句話:“我五十四歲了, 怎麼還寫這種文章?”
來源：《名作欣賞》2014年16期，作者陳徒手（福建福州人。1982年2月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先後在中國致公黨中央機關、中國作家協會工作。現供職於《北京青年報》。主要從事知識分子專題資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後的中國文壇紀實》推動了國內目前的口述史研究。2013年出版《故國人民有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