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父親誕辰120週年紀念，又勾起我對往事的深深回憶。那是20年前的1999年，是父親的百年誕辰，也是新中國成立50週年的時候，我很想替父親做點事情，更想替國家做點事情。

父親後半生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中國的科技事業中，黨的八大以後，父親擔任國防科委第一任主任，開始領導“兩彈”事業，而組建老五院（導彈研究院）就是父親領導國防尖端事業的開篇之作。老五院就是後來的七機部航天工業部、航空航天工業部、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也就是現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的前身。五院建立後，父親從全國各地選調了一些科技骨幹。父親對這些科技人員非常重視和珍惜。他在多個場合說過，他有志於當個科學工作者的勤務兵，為他們創造科研工作的條件，創造學習和生活的條件。

我曾經從一些老科學家那裡聽說過一個故事：那是1958年的冬天，那年冬天似乎格外冷，一天清晨，五院一分院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剛剛起床，按照軍隊的習慣集合跑步。他們來到空地上卻發現，這天在北風中等待他們的是一位佩戴少將軍銜的將領。“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在猜測。這時，少將說話了：“請大家伸出 手來。”然後，少將像幼兒園的阿姨一樣，挨個查看了 200 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幹部的雙手，然後回到佇列前。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少將大聲說：“同志們，我是國防科委祕書長安東。聶老總聽說，五院不少同志夜裡加班，又沒有暖氣，擔心凍壞了手，一大早打電話讓我來檢視一下，他等我回去彙報呢。”安東有些慚愧地說：“我剛才看過，確實有同志凍傷了，我們工作沒做好，這個問題我馬上彙報，會很快解決。”

另一件事發生在三年困難時期，那時糧食供應緊張，副食品奇缺。由於糧食不足，迫使正在導彈基地、核試驗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鐵道兵部隊疏散或撤走，許多科技人員也被疏散了。父親聽聞此事，找到來京開會的導彈試驗基地的副司令員李福澤，問：“你們是不是把工兵團、汽車團、警衛團的大部分人員疏散了？”李福澤說：“是。”父親說：“這我沒意見。機關也可以只留少數人。技術人員是不是也疏散了？”李福澤說：“是。”父親說：“技術人員疏散到別的工廠保留，這也可以。但我聽說，有的單位把直接從事火箭技術工作的知識分子也打發走了，有這樣的事嗎？”李福澤低下頭，小聲說：“有。”父親又問：“你知道莫塞萊這個名字嗎？”李福澤茫然地搖搖頭。父親告訴李福澤，莫塞萊是位年僅28歲的英國大科學家，在原子物理學上有重大發現。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被強徵入伍，死在了戰場上。不僅英國的科學界，而且世界科學界都對這顆科學巨星的過早隕落，感到惋惜和悲痛。此後，英國政府規定，不準徵召科學家到第二線作戰部隊服役。父親的意思是說，在一個國家裡面，科學家是最寶貴的，應該讓他永遠站在最適合他的崗位上，給他創造條件，而不是放任自流。父親還對李福澤說：“以後，凡離開基地的大學生以上的科技幹部，必須經過批准。”

五院初建時，只有兩三輛公用車給專家們用。錢學森回國後，範濟生找到總後的領導給錢學森申請了一輛美國造的天藍色轎車，很漂亮，全北京只有兩輛。有一次，錢學森來向父親彙報工作。臨走時，父親透過視窗發現了錢學森乘坐的轎車。他問範濟生：“那是錢學森的車嗎？”範濟生說：“是啊！”“你注意了嗎？”“注意什麼？”“這個車的樣子太特殊，太顯眼。如果被壞人認出來呢？”範濟生明白了，父親是為錢學森的安全著想，就連這麼小的事情，他也要從錢學森的安全來考慮，他太細心了。很快，按照父親的吩咐，範濟生幫助錢學森調換了一輛不顯眼的黑色車。一次，五院老資格的副院長王諍和錢學森來向父親彙報導彈試驗方面的工作，坐下後，王諍先講開了，把主要情況講得很細，錢學森講時，只簡單講了幾句。彙報完，父親把王諍留下，對他說：“王諍同志，你是專家，是我們黨內的專家，也是黨內的老同志，以後彙報工作是不是讓錢學森同志先講，技術方面聽聽他的意見。不然的話，你先講了，錢學森同志有什麼不同的意見，也不好講了。”王諍聽後笑了：“聶總，我明白了。”在業務技術上，父親極尊重錢學森的意見。每每執行任務的時候，父親就打電話給他，說：“錢學森哪，這次試驗任務你到靶場去，有關技術上的問題就由你決定，最後你們準備好了，覺得可以發射了，打個電話報告我就行了。”錢學森自從回國後，住處一輩子沒變，上至中央領導，下至機關後勤部門，不知有多少次動員他搬到寬敞明亮的新房子裡去，他就是不搬。人們感到奇怪，後來他自己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我仍然住在這個老房子裡不願搬家，原因就是因為這是聶老總親自分配給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當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聶老總對我的關懷。”

父親和科學家們的這些故事，一幕幕地在我腦海中閃現，他愛科學，愛科學家，他深知，知識分子對我們這樣一個泱泱大國來說，真是太重要了，沒有他們，我們的事業就不能成功。他從這些人身上，看到了我們民族的風骨和未來，他愛他們，他惦記他們。話說回來，從事“兩彈一星”研究的科學家們曾經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創造了驚天動地的偉業，應該大書特書。可是，由於各種原因，到20世紀90年代末，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了30多年之後，那些為國家作出過卓越貢獻的科學家仍然默默無聞，鮮為人知，我覺得到了讓人們知道並記住這些無名英雄的時候了。我想來想去，想到，在慶祝新中國成立 50 週年的時候，如果能夠大張旗鼓地表彰一批有傑出貢獻的科學家，藉以弘揚“兩彈一星”精神，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這也是對父親最好的告慰。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有了這個想法以後，我就開始積極尋找各種機會。有一天，我在參加一個活動時，碰到當時的朱鎔基總理，我把自己的想法簡單向他講了一下。朱鎔基認為有道理，可行。他當時很忙，就定了一個時間，約我再去細談。

不久，總理辦公室打來電話，約我和丁衡高一起去與朱總理面談。聽完我們的想法，朱鎔基說：“我個人贊成，是好事。”他提出，讓我們再和胡錦濤同志談談，因為他分管書記處工作。

三八婦女節那天，我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胡錦濤同志，和他約定了談話的時間。在他的辦公室，聽完我的具體想法後，胡錦濤同志也表示同意和支援，並且說：“你就以老同志的名義，給中央寫一封建議書，由中央研究後實施。”事情就這麼定下來了。

信中說——

鎔基、錦濤同志：

建國初期，經黨中央和毛主席、周總理等決策、領導，由聶榮臻同志具體負責組織指揮，從1956年制訂十二年科技發展遠景規劃，到兩彈（導彈、原子彈）一星（衛星）先後突破過關，這是建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上輝煌的篇章和中華民族歷史上引以自豪的偉大成就……“兩彈一星”的突破，標誌著中國從技術落後狀況，達到接近當時國際上相應的先進技術水平（位於美蘇英法之後）。圍繞“兩彈一星”這幾個重點，通過“任務帶學科”的途徑，自主研究，並從科學研究起步，發展成為一批新興的工業，包括核工業、航天和航空工業，以及與之相應的新型材料、電子、計算技術、儀器儀表和精密加工、遙測遙感和自動化、重型和特種裝置等新技術工業部門。同時，也初步建立起從科研、工業試驗、型號的現場試驗到裝備執行的科技體系，組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相當強大的科技隊伍，為中國的現代化，特別是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投入的時間和財力、物力來說，我們也比美、蘇、英、法等發達國家快得多，省得多。至於“兩彈一星”對鼓舞中國人民的志氣和信心，增強海外炎黃子孫對祖國的凝聚力，特別是對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加強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力量，這是人所共知的。在國外封鎖，國內經濟困難的條件下，中國科學家、技術人員、工人和解放軍，排除萬難，奮力拼搏，爭取“兩彈一星”的成功突破，這種精神，對於今天我們實施科教興國方針，爭取在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更具有重要的鼓舞作用和現實意義……

我還在信中說，由於歷史（尤其是保密）的原因，對研製“兩彈一星”的有功人員，只在內部獎勵過，從未公開。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30多年，美國還有人在誣衊我們的核彈和火箭技術，是從他們那裡偷來的！現在該是還歷史以真實、讓事實來說話的時候了。

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的還有張勁夫同志，當年5月，新華社播發了張勁夫的文章《請歷史記住他們——關於中國科學院與“兩彈一星”的回憶》。5月6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所有大報都在顯著位置刊登。同一天，《中國科學報》（時稱《科學時報》）也刊發了此文。張勁夫的文章帶動了一大批參與“兩彈一星”研製工作的科學家等當事人回憶和披露當年的種種感人事蹟等歷史細節，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兩彈一星”研製和“兩彈一星”精神的認知。看到張勁夫的文章後，我也打電話給勁夫同志，就我們向中央建議為研製成功“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授勳、並召開表彰大會表彰他們的突出事蹟之事，徵求勁夫同志的意見。

此後不久，中央書記處召集有關部門認真討論後，確定了受獎人員名單，1999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了《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決定》。

1999年9月18日下午，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幾乎全部到會，出席大會的有科技人員的代表和各大單位的代表，共1萬餘人。會議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同志主持，朱鎔基總理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並授予“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決定》：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兩彈一星功勳獎章”。丁衡高同志代表中央專委辦公室介紹了“兩彈一星”研製經過和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江澤民總書記給科學家們授勳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高度評價了“兩彈一星”工作的偉大成就，全面總結了“兩彈一星”的成功經驗：第一，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充分發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優勢；第二，堅持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第三，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第四，堅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第五，堅持科學管理，始終抓住品質和效益。江澤民同志精闢闡述了“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力協同、勇於攀登”的“兩彈一星”精神。江澤民同志還充滿深情地說：“我們要永 遠記住那火熱的戰鬥歲月，永遠記住那光榮的歷史足印：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這是中國人民在攀登現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創造的非凡的人間奇蹟。”

當時坐在人民大會堂，所見情景，使我心情十分激動，撫今追昔，感慨萬千。的確，我們應該永遠記住“兩彈一星”的偉大事業，這是新中國建設成就的重要象徵，是中華民族的榮耀和驕傲，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壯舉；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研製“兩彈一星”的偉大精神，這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生動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研製“兩彈一星”的偉大隊伍，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攻關，特別能奉獻。受表彰的23位科技專家只是他們的傑出代表，輝煌和榮譽同樣屬於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正是他們年復一年的埋頭苦幹，有不少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才鑄造了屬於祖國也屬於每一箇中華兒女的無上光榮。

那一刻我又一次想起了父親。我彷彿看見，父親就在我們中間，正和我們一起向榮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專家們鼓掌！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8期。作者系聶榮臻之女，曾任國防科技委副主任兼祕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位女性中將，中國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