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否需要“保6”再發爭論。正方認為，6%的GDP增長率是底線，不保，中國經濟會破掉一個重要心理關口，出現很大問題，而且中國完全具備“保6”的能力。反方則認為，“保6”會使經濟迴歸簡單擴張的老路，所以寧要改革之5，也不要刺激之6。

閱讀大量這類文章我發現一個嚴重問題：許多經濟學家居然會把供給側和需要側對立起來，把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對立起來，把短期推動和長期發展對立起來，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立起來，把區域性問題和整體健康對立起來，把改革和增長對立起來，……。在我看來，凡此種種都在違背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剷除這種“極端性的對立認知”，不打住建立在這種“極端認知”之上的政策執行，那中國經濟不用說6還是5，未來出現衰退也不足為奇。

近年來，中央一直高度重視辯證唯物史觀的建立，從這個角度看，一切事物發展規律都是矛盾運動的結果。矛盾雙方各自以其對立方面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而且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甚至矛盾的兩方面都會因時、因地、因條件彼此相互轉化。如果我們不能正確認知這樣的基本規律，如果我們總是極致化強調矛盾的一個方面，而忽視或放棄另一個方面，這必然導致事與願違的情況頻頻發生，甚至惡性迴圈。

我們當然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改革這條經濟發展的主線，但這不僅不排斥需求側政策，而且需求政策必須積極輔助供給政策，否則事倍功半。但在許多經濟學家的嘴裡，其言論傾向是：只要供給側政策，不要需求側政策；只要結構性政策，不要總量性政策；只要長期政策，不要短期政策；等等。聽起來頭頭是道，但卻嚴重違背經濟規律，不僅完全經不起推敲，而且擾亂視聽，帶給市場嚴重的預期混沌。

比如，前不久一位經濟大家公開演講發問：用刺激性辦法保6，還是用改革的辦法穩5？很顯然，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其實他是想說“要用改革的辦法穩5”。許多人恐怕也會支撐這樣的觀點。但我堅決反對這樣的觀點。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提問“把增長和改革對立了起來，把短期和長期對立了起來”，這不僅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同時也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毫無疑問，過去40年，中國經濟之所以實現了高速發展，關鍵動力就是改革開放。所以，改革是為了更好的增長，而增長則是為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同樣，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是否“非此即彼”？

我們還看到一種說法。在一個重要的業界年會上，一位重要人物把一堆“零利率、負利率之下可能出現的負效應移植給了低利率”，然後得出結論：在低利率已成為全球經濟常態的新環境下，中國應更加珍惜與中高速增長相匹配的正常貨幣政策空間，警惕低利率可能引發的資產泡沫風險，通過價格槓桿充分發揮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加快深化改革開放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豐富貨幣政策工具箱，為可能的下一步外部危機應對做好技術性準備。

令人費解的是：全篇演講對如何破解中國經濟存在的下行壓力隻字不提，而偏偏強調“應更加珍惜與中高速增長相匹配的正常貨幣政策空間，警惕低利率可能引發的資產泡沫風險”。難道說，我們為了維護“正常貨幣政策空間”、警惕未來可能出現的“資產泡沫風險”就可以在當下任由經濟增速下滑？細琢磨，這裡幾乎存在一個嚴重的錯位：是經濟增長為“正常貨幣政策空間”服務，還是貨幣政策為經濟增長服務？從發達國家的實踐看，低利率下邊有零利率，零利率下邊還有負利率，負利率下邊還有幅度更大的負利率，什麼是“正常貨幣政策空間”？通過這樣的說法讓我們發現：我們的專家學者尚未真正理解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真實意圖，而照本宣科般的“理論評價”也完全不符合發達國家的經濟現實。

聯想到前不久，央行和財政之間的脣槍舌劍，讓我們看到，這其中實際反映的是：中國專家學者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問題上，存在“極端化的對立認知”。

諸如此類的問題比比皆是。比如，一提到貨幣政策應當寬鬆一點，立即就會有人站出來說房價會因此而上漲，包括隱晦地說“資產價格泡沫”；立即就會有人說，殭屍企業是否因此復活的問題。這樣的說法，實際是把經濟的整體健康和區域性問題對立起來，而這樣的認知和依此制定或執行政策，必會導致經濟惡性迴圈。正如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先生批評的那樣：如果不用總量政策扶持新的經濟引擎，而只是一味關、停、並、轉，那經濟增長不僅不會回升，反而會使經濟在“產能過剩——通縮”以及“債務——通縮”——兩種惡性迴圈的作用下，不斷承受下行壓力，而無法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水平上。

以上所說都不什麼高深理論，而是最最基本的經濟常識，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往往就是在這些常識問題上出錯。為什麼？也許是他們根本不屑於辯證思維能力的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