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這個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作為縣委書記，帶領蘭考人民戰天鬥地、奮力改變貧困面貌的事蹟激勵著一代代人。在調任蘭考縣第一書記之前，焦裕祿曾在河南尉氏縣任縣委副書記。下鄉檢查工作，農民吃啥他吃啥，他還穿著打補丁的褲子幫農民種地。焦裕祿對公款吃喝深惡痛絕，痛批：“你們是在喝兄弟姐妹的血！”

1962年6月，上級黨組織調動焦裕祿，重回河南省尉氏縣，任縣委副書記。焦裕祿身穿破舊灰粗布中山裝，挎著綠色破軍用挎包，敞著懷，手提行李捲兒，一下公共汽車就直奔縣委報到。

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焦裕祿下鄉檢查工作，總是要求吃“派飯”。派飯者，攤派某一農戶管飯也，飯費分文不少。有一次檢查莊頭區於家村時，村幹部端上了白麵饅頭，還有蘿蔔、白菜、粉條、豆腐四個炒菜。焦裕祿說：“這飯我不吃。”村幹部解釋說：“這是給機耕隊的同志準備的飯菜，書記來了，正好一塊兒吃。下一頓一定從簡。”

焦裕祿仍不吃，領起隨行的同志便走，到一個熟悉的群眾家要了紅薯吃，並且告訴隨行的同志：“下鄉工作不在群眾家吃飯，怎能和群眾打成一片？如果縣委書記吃特殊飯，區社幹部大吃大喝就有了先例和理由，影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生活困難時期，群眾吃不飽肚子，幹部要做艱苦奮鬥的榜樣！”

尉氏縣莊頭區發生了一起公款吃喝事件，他親自帶上了工作組，到該區了解情況。在座談會上，焦裕祿痛心疾首：“同志們，農民父老兄弟正餓著肚子，可你們，把他們用血汗換來的鈔票一口口吞掉，還有一點良心嗎？拍拍你們的肚子，是用什麼填飽的？是你們兄弟姐妹的血！”他說不下去了，當晚，他坐在燈下寫了一個報告，要求對領頭吃喝的那名幹部嚴肅處理。

1962 年 8 月，焦裕祿帶領樑文海到張市公社吳崗村幫助農民種麥，穿著補了兩個大補丁的破單褲，揹著鋪蓋卷，步行到村。在村幹部家，他們飽餐了一頓紅薯葉兒雜麵條。下午，焦裕祿和老樑在那位村幹部的帶領下，察看了全村的地塊，並了解各家收與播的情況。他們了解到一位姓沈的老婆婆，家裡只有一個小孩，種地很困難時，焦說：“我們要幫助這樣的困難戶種上麥子。”

夜間，焦裕祿同老樑睡在了乾草鋪的地鋪上，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打掃乾淨了住所，給群眾挑水去了。挑水回來，他們到了沈婆婆家。一進院，焦裕祿就喊道：“大娘，您起來得早哇！”

“你是誰呀……”老婆婆遲疑地問道。

“我是您的兒子，和老樑同志一塊來看看您。”

老婆婆更加迷惑了，好半天才說出了一個“屋裡坐”。老樑解釋說：“我們是從縣裡來的，這是縣委焦書記。”沈婆婆稍稍驚慌了一下，老焦立刻問道：“大娘，麥子種得怎樣了呢？”

沈婆婆說：“秋莊稼才收完，連地還沒有剜呢！”

焦裕祿說：“大娘，種麥的事，我和老樑給您包啦！”

老婆婆愣怔了一下，隨即歡喜不盡，樂顫顫地忙活開來，給兩位“幫工”做飯。焦裕祿也不推辭，還幫老婆婆燒火。粗麵窩頭兒紅薯湯，吃罷了即刻去幹活。他們一連翻了兩天地，又種上了麥子。沈婆婆流著眼淚說：“兒啦！你真是共產黨的好官兒！”

他們一直在吳崗村住了十多天，專找困難戶吃飯，幫活，剜地耩地樣樣都幹。無論吃了誰家的飯，定會付清規定的伙食費。一天，他們發現姓陸的和姓陶的兩家耩麥，連小孩子也拉耩子，非常吃力，焦說：“老樑，今天在這裡幹了！”說著，他接掌了耬把，叮噹叮噹地耩起來。

陸家的小孩問爹：“這是哪來的人，幫咱幹活？”爹說是縣委書記，是好人。小孩答：“我長大了也當縣委書記，也當好人，幫人拉耩子！”

1962年12月，省和地委領導研究決定：調這位打到哪裡勝到哪裡的好乾部去蘭考縣任第一書記。尉氏縣委為此開了座談會，在座談中，同志們問他生活有什麼困難，家庭有沒有亟需解決的問題，焦裕祿回答道：“感謝同志們的關懷，我沒有困難，請對我在此的工作集中提意見吧！”

同志們非常留戀這位好領導好兄長，看看他一身的舊衣，看看他穿得破爛不堪的孩子們，大家心中酸酸的。冬天來了，他們連棉衣還沒穿上，現在又要到北臨黃河的蘭考去工作，那兒風疾沙飛，不能讓他一家這樣子離開。於是大家一致提議，為焦裕祿做一套新棉衣。決議形成，同志們卻擔心事情難辦，因為剛入秋時，縣裡批給他的39尺布票被他硬退了回來，同志們感到為難，最後由縣委常委會作出決定，並將組織決定正式通知焦裕祿。

夏鳳鳴書記親自找到了他，做思想工作：“現在已是深冬，從咱縣走出去的一個縣委書記，不能連套棉衣也沒有。這是縣常委會的決定，希望你服從！”

焦裕祿答道：“夏書記，同志們的心意我領了，但這個決定我不能同意，幹部調走要帶東西，不是個好風氣。”縣委拿他沒辦法，只好請示地委，地委領導說：“縣委關心同志的做法好，要堅持辦好！”棉衣做好的時候，焦已匆匆趕往蘭考赴任去了。縣委派辦公室的同志把棉衣送到了蘭考，並附信一封，告訴他縣委的決定已被地委批准，焦裕祿苦笑了下，立時穿上了棉衣。在他進地委、上省城開會的時候就穿在身上，現在人們能夠見到的幾張照片，就是穿著這套棉衣照的，看了令人浮想聯翩。

但是，孩子們還是穿著破單衣，像一窩小燕一樣偎緊焦裕祿的妻子徐俊雅，瑟瑟發抖。同志們不忍心，由縣委辦公室出面，批給他50尺布票，他堅決不收，還批評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國家經濟困難，我們當幹部的要帶頭為國家分憂解難，不能多佔計劃供應物資。咱們共產黨員以及家屬寧可忍得一時寒，免得百日憂啊！”

焦裕祿對個人和家庭要求如此嚴格，甚至“不近人情”，可他卻時刻想著家庭生活困難的同志，把錢款悄悄寄到他們家裡去，並給吃不上飯的農民送糧食。他個人的工資不高，孩子又多，而且老母和大女兒守鳳還是農村戶口，全家10口人吃8個人的口糧，雖在平日裡節衣縮食，雖然徐俊雅又會精打細算，上顧老下顧小，仍不免捉襟見肘，出現“財政赤字”。於是焦在工資支援不到月底之時，去縣委機關的儲金會中借了 137 元現金。上級調他去蘭考工作，窮得叮噹作響地走了。縣委和福利部門經過研究，決定用集體福利款替他還清這筆債務。可是又被他婉言謝絕了：“自己的困難自己設法解決，不能佔公家的便宜。”

他到了蘭考之後，省吃儉用，不久就如數匯來了 137 元錢，分文不少地還清了這筆債務。了解他的人都心疼地說：“這錢是從牙縫中省下來的。”

從1962年6月12日，焦裕祿重回尉氏只有半年的時光，卻做下了令人難忘的實事好事，有些事情的所為改變了許多人和許多家庭的命運。他讓自己的孩子穿著破爛，卻把布票送到更困難的群眾的手中，叫他們的孩子暖和些，鮮亮些。在尉氏人的眼中，他是兒子，是兄弟，是書記，更是赤膽忠心的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