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黨史專家、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光明日報》刊發《古田會議與黨的建設》一文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近百年曆史上，古田會議具有罕見的奇特性。

古田當時是一個偏僻的閩西小山鄉，在此召開的一個會議卻影響廣泛；古田會議並非中共中央召開的高規格會議，只是為解決具體問題而召開的小規模會議，但其影響卻是全黨性的；古田會議，探索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光輝道路，新型人民軍隊由此走上了發展壯大的歷史征程。

著重思想建黨，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注重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毛澤東早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問題。1929年底，他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隊伍以農民成分為主的情況下，如何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以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倡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1929年6月，毛澤東已提出“思想路線”問題。半年後的古田會議決議提出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就是從思想路線高度提出的要求。

強調黨的作風建設，提出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古田會議決議是黨的作風建設的良好開端。這在蘇區時期得到了弘揚，蘇區幹部形成了密切聯絡群眾的好作風。

文章最後指出，古田會議雖距今已逾90年，但古田會議決議作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從奠基、形成，一直隨著時代和使命的變化不斷豐富發展。始終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打牢堅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始終堅持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黨的建設與時俱進，永遠在路上。

以下為全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

在中國共產黨的近百年曆史上，古田會議具有罕見的奇特性。古田當時是一個偏僻的閩西小山鄉，在此召開的一個會議卻影響廣泛；古田會議並非中共中央召開的高規格會議，只是為解決具體問題而召開的小規模會議，但其影響卻是全黨性的；古田會議，探索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光輝道路，新型人民軍隊由此走上了發展壯大的歷史征程。

以古田會議及其決議為線索進行梳理與研究，可對黨的建設歷程產生一些新的深刻認識。

一

毛澤東同志重視從思想上建設黨，始終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古田會議後，毛澤東關於黨的建設的思想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形成具有鮮明個性的黨建理論。

毛澤東認為，黨的建設過程是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絡著的，即黨的政治路線正確，我們黨就能向前發展和鞏固；黨的政治路線不正確，黨的建設就會遭受曲折和挫折。毛澤東對黨的建設規律的總結，不僅為革命戰爭年代的實踐所證明，也為新中國成立後直至當今的實踐所證明。

著重思想建黨，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注重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毛澤東早在井岡山時期就提出“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問題。1929年底，他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初步回答了在黨員隊伍以農民成分為主的情況下，如何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以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

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後，他倡導的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思想成為全黨共識。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願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鬥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黨不懼怕黨員的非無產階級出身，能通過教育把許多願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鬥的新黨員，鍛鍊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先鋒隊戰士。這是對古田會議決議思想建黨內涵的深刻闡發。

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提出要將黨的建設作為“偉大的工程”來進行，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為領導革命運動更好地發展，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頓，開展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整風運動不斷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是古田會議決議著重思想建黨的重要實踐。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著重在思想上建黨的思想，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集團的利益出發”作為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根本要求。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為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開展整黨整風工作，提出共產黨員要對黨忠誠老實，堅定理想信念等黨員標準，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是古田會議精神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的發揚。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倡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1929年6月，毛澤東已提出“思想路線”問題。半年後的古田會議決議提出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這就是從思想路線高度提出的要求。此後，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批評“本本主義”完全不是共產黨人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強調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鬥爭策略，要在群眾的鬥爭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率先破除了黨內盛行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

《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從哲學高度進行總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確立奠定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抗戰初期，毛澤東先是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隨後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將這個思想原則表述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並通過概述黨的歷史說明這兩者結合的程度，是黨的成熟程度的主要標誌。延安整風運動後，實事求是、理論聯絡實際等思想路線在全黨確立起來。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提出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在艱辛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又強調深入基層的調查研究，用第二個10年認識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學會駕馭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強調黨的作風建設，提出三大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古田會議決議是黨的作風建設的良好開端。這在蘇區時期得到了弘揚，蘇區幹部形成了密切聯絡群眾的好作風。延安整風運動空前地推進了黨的作風建設。毛澤東發表的《紀念白求恩》和《為人民服務》等文章，為加強作風建設、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樹立了光輝榜樣。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關於黨的三大作風的概括和闡述，是對黨的作風建設理論的重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一方面通過整黨整風工作糾正各種不正之風；另一方面不斷樹立先進典型，弘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樹立了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英雄模範人物和紅旗渠、南京路上好八連等先進集體和典範，塑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二

改革開放是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也是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場偉大革命和偉大覺醒，將黨的建設作為新的偉大工程向前推進。鄧小平同志非常重視執政黨的建設，他雖沒有親臨過古田，但曾肯定古田會議的重大意義，並對加強執政黨建設作出重大貢獻。

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設來加強黨的建設，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堅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鄧小平在1980年8月發表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指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他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強調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首位。一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強調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二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告誡全黨“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是全黨想事情、做工作對不對好不好的基本尺度”。三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講政治。四是任何時候都要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努力培養“四有”新人。五是任何時候都要堅持群眾路線，發揚黨的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

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針對日趨嚴重的經濟犯罪指出：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麼，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面臨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強調黨風建設要長期抓、一直貫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之中。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內外形勢十分複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推向21世紀。

1989年12月江澤民同志視察古田時指出：《古田會議決議》是個寶，至今還有重大的指導作用，有強大的生命力，要溫故而知新，學而時習之。並題詞：“繼承和發揚古田會議精神，加強黨和軍隊的建設。”這是黨的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古田會議精神”，並從新的實際出發，發展了執政黨建設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我們黨提出在新時期推進黨的建設是“新的偉大工程”，全面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專門討論加強執政黨建設，明確提出把黨的建設提到“新的偉大工程”高度繼續推進。2000年1月14日，江澤民同志在中央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提出“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思想，將執政黨建設重要性認識推向了新境界。

黨的十六大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國際國內新情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成功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胡錦濤同志非常重視黨的建設，1999年視察了古田會議紀念館，2010年2月又專程來到古田，強調“繼承弘揚古田會議精神，進一步把我們黨建設好、把我們國家建設好，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科學發展觀突出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深刻認識和回答了新形勢下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強調全黨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建立新機制、增長新本領，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使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完善、執政體制更加健全、執政方式更加科學、執政基礎更加鞏固。2009年，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福斯化”，使之成為更好地認識中國、認識時代，改變中國面貌的思想武器。

三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堅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建設，在福建工作期間，多次考察古田，大力倡導和弘揚古田會議精神。2014年10月，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將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了新階段。

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黨是我們黨的一貫思想，也是我們黨與其他政黨的一個重要區別。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建設，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基礎在全面，關鍵在嚴，要害在治”。“全面”就要管全黨、治全黨，覆蓋黨的建設各個領域、各個方面、各個部門，重點是抓住“關鍵少數”。“從嚴”就要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治”就是從黨中央到基層黨支部都要肩負起主體責任。

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嚴治黨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思想教育要結合落實制度規定來進行，“要使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加強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加強制度治黨的過程”。這大大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建設理論，也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理論指導。

提出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緊密結合。依規治黨，一是要求嚴明黨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等原則問題上，全黨必須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求紀嚴於法、紀在法前，把執紀和執法貫通起來，使全體黨員、幹部嚴格執行黨規黨紀，模範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以德治黨，一是抓好思想理論建設，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既要提高理論素養，又要把理想信念作為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練就“金剛不壞之身”。二是抓好思想道德建設，不斷夯實黨員、幹部廉潔從政的思想道德基礎，築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三是抓好作風建設既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又做到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以德治黨與依規治黨是相互貫通的。依規治黨蘊含著以德治黨、思想建黨的具體要求，以德治黨又以依規治黨、制度治黨為支撐。

提出健全和完善監察制度，強化巡視監督。黨的十八大以來，根據全面從嚴治黨要求，於2016年10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將加強黨內監督的思想轉化成為黨內法規要求，強調完善權力執行制約和監督機制，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公開權力執行過程和結果，健全不當用權問責機制，讓權力在Sunny下執行。與之相對應，在國家層面也建立各級監察委員會。空前地提升了巡視監督的重要作用，將其視為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明確了巡視工作方針，高度關注黨風廉政問題，巡視工作已經制度化、常態化。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構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涵蓋治黨到治國的各個領域，突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將其明確為制度體系，且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首要內容。強調健全總攬全域性、協調各方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完善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各項制度，健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健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制度，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制度，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古田會議雖距今已逾90年，但古田會議決議作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從奠基、形成，一直隨著時代和使命的變化不斷豐富發展。始終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打牢堅定理想信念的思想根基；始終堅持發揚徹底的革命精神，以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社會革命。黨的建設與時俱進，永遠在路上。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