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紅旗文稿》2020/1刊發王均偉《<古田會議決議>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的奠基》一文指出，90年後重溫《古田會議決議》，學習與總結古田會議精神，對於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誰領導、聽誰指揮”是古田會議前爭論的核心。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3月中旬攻佔閩西重鎮長汀縣城，組織成立了福建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長汀縣革命委員會，對紅軍進行了整編，還籌得軍餉5萬多光洋，解決了幾個月來嚴重困擾部隊發展的經濟困難。

3月底，蔣桂戰爭爆發，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千里征戰，相繼解放了江西的興國、於都、寧都等縣，福建的龍巖、永定、上杭等縣，為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和紅四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堅實基礎。毛澤東當年曾寫下《清平樂·蔣桂戰爭》，描繪當時革命態勢迅速發展的情形：“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就在戰場一片捷報、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時候，一場爭論在紅四軍內部悄然爆發。爭論的核心是紅四軍“由誰領導、聽誰指揮”，使得紅四軍很多幹部陷入迷茫之中。

5月底，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針對黨到底要管什麼、管多大範圍、前委權力是否過於集中、有無書記專政或家長制傾向等問題展開討論，爭論激烈，但沒能達成一致。

這時中央派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作出了一項令人意外的舉動，他居然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決定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軍委是前委的下級機構，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職權、規定上級黨委的工作範圍，在黨內真是聞所未聞。

隨後，紅四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正常狀況，比如紅四軍給中央的報告不經前委書記毛澤東的簽字認可就上報，紅四軍召開作戰會議不通知毛澤東參加等，實際上是在脫離黨的領導機關前委的領導。

對紅四軍內部存在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在1929年6月14日給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一封信中做了歸納分析，他指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毛澤東提出，必須同這些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紅四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使之成為一支有別於一切舊軍隊的人民軍隊。

但是，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僅沒有被多數人理解，反而遭到嘲笑。有人說“權太集中於前委了”“黨管太多了”，狹隘地反問“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伕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蕭克回憶說：“老是爭論這麼幾個問題：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

以《古田會議決議》為標誌，紅軍徹底劃清了與舊軍隊的界限，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人民軍隊的“軍魂”，並使之理論化、制度化、規範化。

古田會議能夠勝利召開，是紅四軍黨組織“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直接體現。會前在“由誰領導、聽誰指揮”問題上的爭論，遲遲難以解決。中央“九月來信”有了明確意見後，紅四軍各級黨組織自覺服從和擁護中央指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這才有了古田會議和《古田會議決議》。

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需要全黨的高度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也需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機制作保障。《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為建立黨對一切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提供了思想資源，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堅實政治基礎。

以下為全文：

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

站在今天回望90年前，1929年12月29日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下簡稱《古田會議決議》），對黨的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宣傳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都做了系統的規定，在建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上發揮了奠基作用，至今仍具有深遠影響和當代價值。

90年後重溫《古田會議決議》，學習與總結古田會議精神，對於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由誰領導、聽誰指揮”：古田會議前爭論的核心

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3月中旬攻佔閩西重鎮長汀縣城，組織成立了福建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長汀縣革命委員會，對紅軍進行了整編，還籌得軍餉5萬多光洋，解決了幾個月來嚴重困擾部隊發展的經濟困難。

3月底，蔣桂戰爭爆發，紅四軍在贛南閩西千里征戰，相繼解放了江西的興國、於都、寧都等縣，福建的龍巖、永定、上杭等縣，為建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和紅四軍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當年曾寫下《清平樂·蔣桂戰爭》，描繪當時革命態勢迅速發展的情形：“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就在戰場一片捷報、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時候，一場爭論在紅四軍內部悄然爆發。爭論的核心是紅四軍“由誰領導、聽誰指揮”，使得紅四軍很多幹部陷入迷茫之中。

5月底，紅四軍召開前委擴大會議，針對黨到底要管什麼、管多大範圍、前委權力是否過於集中、有無書記專政或家長制傾向等問題展開討論，爭論激烈，但沒能達成一致。

這時中央派到紅四軍擔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作出了一項令人意外的舉動，他居然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決定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軍委是前委的下級機構，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職權、規定上級黨委的工作範圍，在黨內真是聞所未聞。

隨後，紅四軍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正常狀況，比如紅四軍給中央的報告不經前委書記毛澤東的簽字認可就上報，紅四軍召開作戰會議不通知毛澤東參加等，實際上是在脫離黨的領導機關前委的領導。

對紅四軍內部存在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在1929年6月14日給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一封信中做了歸納分析，他指出，“現在的爭論問題，不是個人的和一時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

這些問題主要包括：第一，黨的領導權在紅四軍不能絕對建立起來。第二，把政治和軍事對立起來，認為應該是軍事領導政治，“司令部對外”，這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第三，小團體主義嚴重。如果不能完全由集體的黨領導，紅軍只是一個好聽的名罷了。第四，極端民主化思想。認為“從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長制，認為事無鉅細都要交下級討論後才能作出決定。第五，非組織觀點比較嚴重。少數可以不服從多數，批評不注意政治，喜歡搞個人攻擊。第六，紀律意識淡薄。不認為軍紀問題是紅軍的一個很大的政治問題，認為軍事紀律破壞一點也沒有什麼大要緊，等等。

毛澤東提出，必須同這些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紅四軍必須服從黨的領導，使之成為一支有別於一切舊軍隊的人民軍隊。

實際上，不僅紅四軍存在黨的領導不夠的問題，地方也存在同樣的問題。1929年7月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就指出：“閩西黨員數量太少，六縣共計不上三千，當然是不足以領導百幾十萬新發展的群眾。兼之黨員品質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組織渙散、紀律廢弛，去年鬥爭中幹部損失太多，為了這些原因，黨的領導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組織性，簡直像一盤散沙。”

決議案在黨的任務裡明確提出，“消滅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殘餘，洗刷非無產階級意識如地方主義、個人主義、極端民主化等”。

但是，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不僅沒有被多數人理解，反而遭到嘲笑。有人說“權太集中於前委了”“黨管太多了”，狹隘地反問“一支槍也要問過黨嗎？”“馬伕沒有飯吃也要黨去管嗎？”

蕭克回憶說：“老是爭論這麼幾個問題：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領導一切還是指導一切？等等。”

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紅四軍黨的七大上，代表們議論紛紛，爭執不下，在選舉中，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七大決議案還決定，“毛澤東同志予以嚴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書面警告”。

紅四軍七大不歡而散，分歧依舊。會後毛澤東因病離開前委去休養，8月初，陳毅前往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在這期間，紅四軍沒有了政治中心，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委員們從自己的觀點、立場、要求出發進行爭論，常常是議而不決，決而難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氾濫，嚴重影響了部隊工作。

9月下旬，紅四軍黨的八大在上杭召開，會議在無組織狀態中開了3天，力圖解決一些原則問題的分歧，沒有達到目的。紅四軍向東江出擊時，前委沒有覺察到敵情變化，二次進攻梅縣戰鬥遭到強敵反擊，傷亡慘烈。種種亂象表明，不迅速解決黨的政治領導核心問題，紅四軍前途堪憂。紅四軍黨的九大（即古田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為確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奠基：《古田會議決議》的歷史貢獻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針對紅四軍黨記憶體在的問題和爭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見。來信指出，必須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

來信要求“糾正一切不正確的傾向”，比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明確提出前委應立即負責挽回一些錯誤：

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要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

經過前委會議，朱、毛兩同志誠懇接受中央指示後，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思想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依據。

根據中央指示信的精神，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九大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廖氏宗祠召開。這一天寒風凜冽，雪花紛飛，120多位代表頂風冒雪出席會議。毛澤東、朱德分別作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選舉產生了新的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毛澤東當選為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全文由八個部分組成，即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病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其中最具歷史意義的是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它創造性地回答了黨和軍隊建設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問題，對於如何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如何建設黨，提出了一整套高屋建瓴的綱領性方案，確立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從黨的制度建設角度看，古田會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影響深遠，為全面建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奠定了基礎。

《古田會議決議》嚴肅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指出：各種非無產階級意識對於黨的正確路線之執行，加了極大的妨礙，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廣大革命鬥爭加於四軍的任務，是決然擔負不起來的。

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傾向的總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是建築於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之上，然黨的指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傾向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正確路線的教育，亦是使這些不正確傾向存在和發展的重大原因。紅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確實減少了許多，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黨員觀念裡頭根本肅清了，毒根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深厚，不承認軍事只是達到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實際上是把軍事看做政治的領導。在組織上把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路線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群眾、以軍隊壟斷政權、離開階級地位之危險，如國民黨軍隊所走的道路一樣。

黨內非組織意識表現在各方面的很多，最顯著的有三種：第一，非少數服從多數。如提議被否決，表現非常地慪氣，及不誠意執行黨的決議案。第二，非組織的批評。不明白黨內批評意義，而誤用了去攻擊個人，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而且毀壞了黨的組織。第三，一部分黨員特殊化。藉口事情忙，實際是不願意接近群眾，又怕群眾批評，因此不到支部大會和小組會，到會亦不作工作報告，種種異於一般黨員，其結果，脫離群眾，脫離黨。不知道黨和紅軍都是執行階級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一些黨員個人主義嚴重，不認為自己是鬥爭的主體，而認為鬥爭與自己無關，自己是僅僅對紅軍長官或黨部機關負責任，而不是對革命負責任。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古田會議決議》從多個方面確立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的制度。

一是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紅軍是一個執行階級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決不僅是單純地打仗，還要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設政權等重大任務。離開了對群眾宣傳、組織武裝政權等目標，就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根本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二是再次強調支部建在連上。強調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

三是實行政治委員制度。軍事機關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員須副署。黨對軍事工作部分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後，再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

四是規範紅軍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的關係，在高階機關政權沒建設以前，紅軍的軍事機關與政治機關在前委的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凡有全軍意義的事項，如釋出政綱等，軍政機關會銜釋出。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紅軍政治部代替地方政權機關。群眾工作如宣傳、組織群眾，建設政權，以及沒收處罰、捐款、審查、募捐、濟難等事之指揮監督，在地方機關沒有建立以前，均屬政治部職權。幫助地方武裝與發動、紅軍的籌款指揮、政治工作費用的決定與支出，均屬於政治部。

五是提出加強紅軍的思想政治教育，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念的理論根源。在一般黨員中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政治意義教育，從根本上肅清一切不負責任的給群眾以壞影響的非組織的批評。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應在黨的第一次會議之後，下一次會議未開之前，必須擁護多數的決議，除在下一次會議得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以《古田會議決議》為標誌，紅軍徹底劃清了與舊軍隊的界限，確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人民軍隊的“軍魂”，並使之理論化、制度化、規範化。

古田會議能夠勝利召開，是紅四軍黨組織“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直接體現。會前在“由誰領導、聽誰指揮”問題上的爭論，遲遲難以解決。中央“九月來信”有了明確意見後，紅四軍各級黨組織自覺服從和擁護中央指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這才有了古田會議和《古田會議決議》。

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需要全黨的高度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也需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機制作保障。《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為建立黨對一切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度提供了思想資源，積累了寶貴經驗，奠定了堅實政治基礎。

讓制度有效落地：《古田會議決議》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紀律和規矩

古田會議確立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重要原則，要能夠落地轉化為全體黨組織和紅軍嚴格遵守的紀律和規矩，還必須有更加具體翔實的實施細則。在這方面，《古田會議決議》把原則性與具體性很好地統一起來，堪稱制度建設的範本。比如，在發展黨員方面，規定了5個具體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

在增強黨員組織觀念、提高黨員參加支部會積極性方面，作了7條規定：1.會議要政治化實際化。2.要把會議的重大意義時常對同志們提醒，尤其是新黨員及工作不積極的黨員。3.決議不要輕易作出，一成決議，就要堅決執行。4.上級機關要快些答覆下級機關的問題，不要拖延太長。5.負責人要事先準備議事日程，議事日程要具體化，對問題的內容和環境先要調查清楚，並對於怎樣解決先要想一想。6.主席對指導會議要採用很好的技術，要引導群眾的討論潮流奔赴某一問題。但有重要意義的超出題外的發展，不但不要大煞風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這一發展的要點，介紹給大家，成立新的議題，這樣會議才有興趣，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同時會議也才能真正實現教育的意義。7.廢止封建的會場秩序，共產黨的會場要是反映無產階級之積極活潑的爽快的精神，把這些做成秩序。

在加強黨員教育方面，提出了18條具體方法：1.黨報；2.政治簡報；3.編制各種教育同志的小冊子；4.訓練班；5.有組織地分配看書；6.對不認字黨員讀書報；7.個別談話；8.批評；9.小組會；10.支部大會；11.支部委、組聯席會；12.縱隊為單位組長以上活動分子會議；13.全軍支書以上活動分子大會；14.縱隊為單位黨員大會；15.縱隊為單位各級書、宣、組聯席會；16.全軍支隊以上書、宣、組聯席會；17.政治討論會；18.適當地分配黨員參加實際工作。

對政治委員怎樣上好政治課作了10條規定：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新名詞要釋俗）；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7.以姿勢助說話；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9.要提綱；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在建立黨的民主集中制、糾正非組織觀點方面作了6條規定：1.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2.上級機關要明了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成為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3.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4.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中去。5.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群眾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徹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6.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儘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為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在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方面，規定了8項具體內容：1.釋出一個具體的政綱，名曰紅軍政綱。2.宣傳要切合群眾的鬥爭情緒，除一般地釋出暴動口號外，還要有適合群眾鬥爭情緒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號，以發動日常鬥爭，去聯絡著那些暴動口號。3.城市貧民（中小商人與學生）是民權革命過程中的一個相當的力量，忽視了這個力量之爭取，就無異把這個力量送給豪紳資產階級。以後對城市中小商人與學生群眾，要有深入的宣傳工作去取得他們。4.婦女占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以後對婦女要有切實的口號，作普遍的宣傳。5.勞苦青年群眾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鬥爭中他們又是最勇敢最堅決的。因此對取得青年群眾的宣傳，是整個宣傳任務中的一個重要任務。6.中國廣大的遊民群眾若站在革命階級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動階級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從反動階級影響之下去奪取遊民群眾，是黨的宣傳任務之一。執行宣傳工作時，須注意各部分的遊民生活和性質之不同，分別地對他們宣傳。7.地主階級武裝組織之破壞及其群眾之爭取，是農村中土地革命勝利條件之一，以後關於對民團、靖衛團等團丁群眾的宣傳工作特別要注意。8.到一個地方要有適合那個地方的宣傳口號和鼓動口號。又有依照不同的時間（如秋收與年關，蔣桂戰爭時期與汪蔣戰爭時期），製出不同的宣傳和鼓動口號。

《古田會議決議》不僅回答並解決了建黨建軍的一系列重大原則性問題，而且把這些原則具體化、細節化、規範化為制度保障。既有方向，又有路徑，這是《古田會議決議》的一個重要特色。

《古田會議決議》中有一條規定：“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這也是保證黨的制度落地紮根的必要條件。古田會議的各項決議能夠在紅四軍嚴格貫徹落實，就在於堅決執行了“堅決執行”這一點。決議通過後，紅四軍各部隊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間隙，將會議精神層層傳達，層層討論。各級黨組織（從縱隊黨委到連隊黨支部）都按照決議逐條檢查自身存在的問題，開展正確的同志式的批評。經過努力，幹部、戰士的政治覺悟顯著提高，全軍統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糾正了錯誤，呈現出一片新的氣象。

1930年1月5日，古田會議結束後的第7天，毛澤東在古田村一個簡陋的小屋裡，寫了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就是後來公開發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澤東提出了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用詩意盎然的語句描繪了中國革命的前途：“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1930年1月6日，古田會議結束後的第8天，毛澤東在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指出：“大會決議及中央指示，即在理論上克服各種傾向，一一執行的問題，當待今後的督促與奮鬥。此一月的光陰易過，紅軍在表面中在於政局沒有驚人的鬥爭，但於今後鬥爭，卻建立了基礎。” “建立了基礎”，這就是古田會議政治意義和歷史地位的根本所在。古田會議重視制度建設，很好地解決了紅四軍黨內和軍隊建設一系列根本問題，也給我們今天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提供了歷史典範與實踐啟迪。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