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是毛澤東1949年3月13日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

當時，全國革命勝利在望，中國共產黨即將由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毛澤東充分認識到這是黨的一個關節點：“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頁。）

面對新的任務、新的問題，“我們熟習的東西有些快要閒起來了，我們不熟習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0頁。）

他形象地把進入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能否考及格，能否不當李自成，在他看來，關鍵在於能否保持並進一步發揮黨的正確領導。

而要發揮正確領導作用，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其工作方法乃是關鍵中的關鍵。

黨委會本身就是一個實現民主集中制的機構

《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的核心內容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第一、二、三、四、十條，講的都是這個問題。但是，集中講得少，民主講得多。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方法。黨委會本身就是一個實現民主集中制的機構。

體現民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少數服從多數，黨委會中書記和委員之間就是這個關係。“黨的委員會有一二十個人，像軍隊的一個班，書記好比是‘班長’”。（《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0頁。）

但是，這個“班長”不同於軍隊的班長，最大的不同是要堅持民主的原則。書記要當好“班長”，即是要善於發揮各委員的作用，加強集體領導。正如他在七大上曾說的：“一個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來搞，這就是我們黨的領導方法。”（《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8頁。）

1948年9月，他還為中央專門起草過一個關於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其中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當然不是一切）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甚為濃厚。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並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此種情形必須加以改變。”（《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0頁。）

黨委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是防止個人說了算。後來，他曾尖銳批評黨委領導中的個人獨斷：“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頁。）

在某種程度上，營造批評的環境是促使黨的政策正確的一種工作方法

其實，容納和接受批評，是發揚民主的另一個重要方法。毛澤東說：“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彙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3頁。）

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物要不犯錯誤，關鍵是要善於聽取和採納各方面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在某種程度上，營造批評的環境是促使黨的政策正確的一種工作方法。

1960年12月，毛澤東向人講，批評就是幫助，對人是有好處的。“我們之間，進行批評幫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某些批評是惡意也要聽下去，不要緊嘛！人就是要壓的，像榨油一樣，你不壓，是出不了油的。人沒有壓力是不會進步的。”

為了讓領導幹部明白這一點，他多次引用歷史故事加以闡發。1962年1月30日，他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比如，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意見；聽張良勸說，封韓信為齊王；楚漢劃界鴻溝後，聽張良、陳平之勸，趁機追擊引兵東向的項羽；稱帝后欲建都洛陽，聽劉敬建議，入都關中長安。劉邦能夠作出這些正確的決策，與他善於採納不同的意見密切相關。相反，項羽失敗，就是由於他“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他那裡有個范增，給他出過些主意，可是項羽不聽范增的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5頁。）

1963年1月3日，他批示將《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送各同志一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頁。）

自然，毛澤東希望領導幹部吸取項羽的教訓，而向劉邦學習“豁達大度，從諫如流”。領導者如果對“不同意見”和“批評”無動於衷，就等於失去了鑑戒之鏡，遲早會犯錯誤。

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有些領導，根本不同人家商量，不大願意聽不同的意見，只願聽相同的意見。與相同的意見謀得多，與相反的意見謀得少。“要多謀。什麼叫多謀呢？你聽聽人家不同的意見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8頁。）對此，毛澤東有很多以身作則的例子。

1948年，當粟裕對中央軍委已經決定的“渡江作戰方案”提出不同意見時，毛澤東專門請他去說明，最後採納了他的意見。

1949年，當毛澤東主持“國旗”方案的討論時，本來他已經對另一種方案有了一定的傾向，但是，當聽到張治中的意見後，又重新組織討論，集合群智共識，最終確定了“五星紅旗”方案。

黨委會是一個領導集體，這個集體必須團結、和諧

在毛澤東心目中，集體決策、分工負責是黨委會的一個根本原則。“班長”和委員之間要能互相諒解。“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日常工作中，“黨委各委員之間要把彼此知道的情況互相通知、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頁。）彼此尊重、密切協作、步調一致，既是黨委會工作的要求，又是實現集體領導的必要途徑。

對於民主集中制，毛澤東還有另一個說法，即多謀善斷。多謀，就是民主；善斷，就是集中。毛澤東多次談到三國時曹操的謀士郭嘉。

在1959年3月召開的鄭州會議上，他說，郭嘉給曹操出了很多好主意，如打呂布、打袁紹、打袁紹的兒子袁譚和袁尚，都取得勝利，曹操稱讚他：“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可惜他38歲就死了。赤壁之戰時，曹操想他，說這個人在，不會使我處於這種困難境地。《三國志·郭嘉傳》值得一看。

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多謀善斷這句話，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反對少謀武斷。商量又少，又武斷，那事情就辦不好。謀是基礎，只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毛澤東談從歷史文化中學習工作方法二十則》，《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

其實，做領導的人都要善於學習，特別是向下級學習。“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有些檔案起草出來壓下暫時不發，就是因為其中還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需要先徵求下級的意見。我們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幹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處理問題的時候，除軍事情況緊急和事情已經弄清楚之外，都應該這樣辦。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我們做出的決定包括了下面幹部提出的正確意見，他們當然擁護。下面幹部的話，有正確的，也有不正確的，聽了以後要加以分析。對正確的意見，必須聽，並且照它做。中央領導之所以正確，主要是由於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並且要給以批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1-1442頁。）

充分尊重、吸納下級意見，是民主方法的一個重要體現。作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者經常向下級學習，是保證決策正確的一個重要方法。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

本文發表於2016年3月14日北京日報，原標題為《民主既是一種制度，又是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