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持久戰》對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的影響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經過了1935年1月的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938年9月至11月的六屆六中全會、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三個階段。

遵義會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開始進入黨中央的最高決策層，併成為黨和紅軍的靈魂人物。但這時毛澤東名義上還不是一把手，而且遵義會議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還受到了張國燾的挑戰。1936年10月三大紅軍會師至1937年3月延安會議，才化解了張國燾對中央的威脅。1937年8月，由毛澤東唱主角的部署紅軍出師抗日的洛川會議，確立了持久戰、游擊戰、獨立自主三大戰略方針。但王明回國後召開的十二月會議對三大方針產生了不小的負面衝擊波。此後，一度出現了延安毛澤東與武漢王明對峙的局面。六屆六中全會才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明確了持久戰、游擊戰、獨立自主的戰略方針；否定了王明依附蔣介石的抗戰路線，宣告了王明爭奪領導權的失敗。毛澤東明確指出：“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此後，經過整風學習運動，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並決定他為書記處主席。至此，毛澤東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名義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能產生這麼大的作用，與幾個月前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在黨內產生的極大影響，有一定的關係。

朱德自井岡山斗爭以來就是和毛澤東領導紅軍作戰的搭檔。他去山西作戰之前，毛澤東就同他談了持久戰的構想。朱德說：“我從延安出來時，毛主席和我談論過，我們要把軍隊插到敵後去，創造根據地。現在我們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戰，和下圍棋一樣，先要在敵後淪陷區做出幾個活眼，以便在敵後同敵人長期周旋。”朱德在抗戰前線讀了《論持久戰》，領會得快，領悟得深。當即於7月12日在沁水縣端氏鎮給八路軍115師344旅連以上幹部講話，著重結合晉東南粉碎日軍九路圍攻後的形勢和該旅情況，講解了《論持久戰》的基本精神。他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看成“是代表了共產黨的正確軍事路線。”

陳雲對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寫出的許多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戰爭和戰略問題》《新民主主義論》等，由衷地敬佩。認為“我們黨裡頭沒有第二個人寫出這樣好的著作。這是了不起的功績”。陳雲特別重視《論持久戰》。他回憶《論持久戰》的講演和發表時的情況，曾說：“毛主席《論持久戰》這篇文章，給我的印象特別深。臺兒莊一戰，一部分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毛主席冷靜地分析了當時的各種情況，就亡國論、速勝論還是持久戰這個問題，先在小範圍講了一次。講後我對他說，是不是可以在大一點範圍給幹部講講，他同意了。後來毛主席自己動手把講稿整理出來，印發給大家。《論持久戰》一文的公開發表，震動了解放區，也震動了國民黨統治區。”陳雲是學習了《論持久戰》才進一步產生了對毛澤東做領袖的心悅誠服。他說：“過去我認為毛澤東在軍事上很行，因為長征遵義會議後的行動方針是毛澤東出的主意。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後，我了解到毛澤東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毛澤東與朱德在陝北。

“延安五老”之一的吳玉章，就《論持久戰》對毛澤東在黨內領袖地位的確立產生的影響，作了這樣的描述：“《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五體投地的讚許、佩服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特別是高階幹部的心。全黨感到十多年曲折的歷史，終於鍛鍊並篩選出自己的領袖。”

朱德、陳雲、吳玉章所談的《論持久戰》的影響，正是六屆六中全會上全黨認同和擁戴毛澤東做領袖的原因之一。這種影響、認同和擁戴，不僅體現在黨的上層，而且深深紮根於黨的基層。據徐向前回憶，1938年9月間，“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已發營以上幹部學習，起到了統一部隊思想，增強勝利信心的作用。我讀得很仔細，隨身攜帶，反覆閱讀，對毛澤東同志的偉大戰略思想和預見事變程序的能力，由衷敬佩。”王震說：“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鬥的人，在戰鬥的間隙，土炕油燈，如飢似渴，欣然閱讀，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說，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二、《論持久戰》對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影響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影響了很多的人，也從思想上武裝了很多的人。林默涵回憶在《解放》週刊讀到《論持久戰》的情景時說：“我看到的時間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樣子。我是在武漢郊區的山上一口氣讀完的。越看心裡越亮堂，越看越高興。中國不會亡，但也不會速勝。我從心底裡撥出了這句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國，分析了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分析了中日戰爭的性質、世界各國的動態，回答了為什麼不會亡國、又不能速勝的一系列問題，提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分三個階段，戰略防禦階段、相持階段、反攻階段，在這三個階段各應採取的辦法等等，毛澤東都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述。我過去怎麼也想不清的問題，現在覺得一下了解清楚了，心裡有底了。當時奇怪得很，彷彿自己換了個人一樣，由茫然變得有信心了。”於是，林默涵1938年秋去了延安。他回憶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那一年發表的，它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了最關鍵的作用，指出了抗戰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也使我的思想產生了一次最大的變化。我就是因為看了《論持久戰》，才萌發了去延安的願望。”

在國民黨軍隊裡，《論持久戰》也對不少人產生了重大震撼。傅作義、衛立煌等將領，不僅自己讀，還讓部下學習。馮玉祥將軍得到這本書，立即自費印了三千冊，分送國民黨要人。據程思遠回憶：“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周恩來、葉劍英親自送《論持久戰》給白崇禧，白將此書印發給桂系師長級軍官閱讀。國共合作在湖南南嶽衡山舉辦遊擊幹部訓練班，葉劍英講授“游擊戰爭概論”，深受學員歡迎。葉劍英等向學員們宣傳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思想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宣傳共產黨的抗日路線、方針、政策，使學員們認識到游擊戰的重大意義，增加了持久抗戰的必勝信心。許多學員自發到南嶽書店購買、閱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可惜的是，由於歷史和階級侷限，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不會公開宣傳《論持久戰》，他們也打不好游擊戰。

《論持久戰》還產生了了不起的國際影響。

任弼時去共產國際之前，對毛澤東以游擊戰、持久戰對付日軍的戰略思想耳熟能詳。他一到莫斯科就向共產國際彙報中國九個月的抗戰情況，介紹毛澤東的抗戰戰略，“持久抗戰以求得最後勝利，是中國抗戰的總方針。”介紹八路軍在山西的游擊戰讓日軍感到頭痛：“我們繳獲敵人的檔案中，有一敵軍官的日記這樣寫道：見到八路軍就頭痛，他來了你不知道，你去打他，又打不到。”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後，1938年9月，任弼時在《真理報》發表了《中國關於持久戰的口號意味著什麼》。任弼時的介紹在共產國際產生了重大影響。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高度讚揚《論持久戰》是一部劃時代的著作。

◆1939年，任弼時在莫斯科留影。

為了將《論持久戰》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周恩來從武漢將中文字寄到香港，委託宋慶齡找人翻譯。愛潑斯坦等參加了翻譯工作。毛澤東為英文字寫了序言，其中寫道：“中國的抗戰是世界性的抗戰。孤立戰爭的觀點，歷史已指明其不正確了。”“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這本小冊子同樣得到高度評價。

三、《論持久戰》的理論指導意義

鄧小平回顧黨的歷史時指出：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核心是毛主席”。如前所述，毛澤東不受挑戰地成為黨的領袖，是發表《論持久戰》之後的六屆六中全會確立下來的。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先是成為主要的軍事領導人，解決最急迫的軍事問題。

到陝北後，毛澤東第一篇使人眼睛一亮的著作是《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解決黨在政治上的策略路線問題。接下來，他的使人眼睛一亮的著作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解決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的以弱戰強的軍事路線問題。接下來，他的兩篇使人眼睛一亮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解決從實際出發、從特殊性出發的思想路線問題。再接下來，他的使人眼睛一亮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解決怎樣抗日的問題。特別是《論持久戰》綜合了前五篇著作的思想內容，闡明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民族的力量；闡明以弱戰強的持久戰路線；闡明反對主觀主義和片面性，堅持從實際出發、從特殊性出發，強調自信和奮鬥的思想方法；闡明堅持敵後抗戰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

這六篇著作，特別是《論持久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與民族傳統相融合的問題，其所達到的理論深度和高度，使毛澤東無可替代地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指導者。在此基礎上的六屆六中全會，使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上的核心領導者。這樣地一路走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就是一個基礎牢固、品德和能力全面、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不斷髮展壯大，併成為抗日戰爭中流砥柱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摧枯拉朽地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回顧他的著作對黨的理論指導所起的作用時，也多次談到《論持久戰》。

1958年6月21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有人說要學我的軍事學，我是沒有什麼軍事學的，不過寫了幾篇文章：主要是兩篇文章：一篇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答覆那個中央蘇區的軍事教條主義。一篇是一九三八年寫的《論持久戰》。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國以後，大吹大擂，搞他那一套，把我們這一套推翻，還有那時黨內在他回國以前就有的這個速勝論盛行一時，這篇文章批判了這些東西。毛澤東是把《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作為他的軍事代表作的。自然，這兩篇文章也是中國共產黨軍事理論最重要的經典。同時，它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哲學、政治學、管理學的重要經典。

1961年1月23日，應毛澤東之邀，何其芳到中南海毛澤東住處討論寫《不怕鬼的故事》，其間毛澤東談起國家大事時說：“第一次大革命為什麼沒有成功，是因為缺少輿論準備。抗日戰爭時期，有《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就有了準備。”毛澤東突出了《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對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輿論準備和理論指導的意義。這段話的另一層意思是，黨的領導是通過組織領導和理論指導實現的，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不能輕視宣傳工作和理論指導的作用。

◆1958年6月，毛澤東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和蕭勁光、許光達、劉亞樓一起交談。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檔案，都是革命隊伍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檔案，只能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把《論持久戰》等代表作，看成是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中產生的，是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這段話的另一層意思是，實踐有限、經驗不足，不能把握規律時，就容易失敗、容易犯錯誤；社會主義建設在有限的實踐階段上還缺少經驗，還不能把握規律，需要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弄清規律。這段話揭示出怎樣才能形成正確的理論指導，揭示出黨的領導、黨的建設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以形成符合實際、把握規律性的理論指導。

四、《論持久戰》的持久意義

《論持久戰》一方面闡明最後勝利是中國的，需要全民族樹立起必勝的信心，另一方面闡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需要從各方面進行持久的、紮實的奮鬥。

◆《論持久戰》是毛澤東的一部重要的馬列主義經典軍事理論著作，被譽為世界十大軍事名著之一。

信心和奮鬥貫穿於《論持久戰》之中，也貫穿於毛澤東許多著作之中。《論持久戰》寫作一年後，毛澤東在延安對模範青年們講話，號召他們要代表全國大多數的老百姓，代表一切愛國的人，抗日的人。“將來你們老了，教育你們的兒子也要代表他們，兒子再告訴兒子，孫子再告訴孫子，這樣一代一代傳下去，並且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傳遍全中國，不達目的不止。我們一定要這樣去做，長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幹成功，幹到底。”這裡高揚的是持久戰的精神，也就是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倡導和歌頌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黨的七大會議上，毛澤東指出：“要使全黨和全國人民建立起一個信心，即革命一定要勝利。首先要使先鋒隊覺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澤東號召要像愚公那樣，“我死了以後有我的兒子，兒子死了，又有孫子”，子子孫孫挖山不止，是一定能把大山挖平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夜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的報告表達了建設國家的信心：“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同時，他也向全黨表達了鞏固政權、建設國家要發揚持久戰精神。他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為什麼建設國家要發揚持久戰精神呢？這不僅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建設是比革命更復雜的課題；而且從特殊的中國國情來說，中國共產黨將要進行的中國建設面臨著比別的國家艱難得多的任務。這個特殊國情最突出的是，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卻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從事著小生產；大工業在國家經濟中的比重不到百分之十；科學技術的基礎更是極為薄弱。在這樣的條件下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實現現代化，極為不易；改變幾千年累積下來的小生產觀念更是極為不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堅定信心、持久奮鬥的《論持久戰》的精神一直持久影響和鼓舞著中國人民。

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和人民一起勒緊褲帶搞建設，終於為國家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取得了“兩彈一星”的重大科學技術突破。

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時，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那一代共產黨人和人民一起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傳承著堅定信心、持久奮鬥的《論持久戰》精神。鄧小平說：“中國人有自信心，自卑沒有出路。”針對西方一些國家打壓中國的做法，鄧小平說：“龐然大物嚇唬人，中國人不怕。抗日戰爭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們有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傳統。”中國怎樣以弱勝強？就是靠持久奮鬥。鄧小平說：“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正是這種堅定信心、持久奮鬥，使貧窮的中國逐漸富起來。

習近平這一代共產黨人和人民一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弘揚堅定信心、持久奮鬥的《論持久戰》精神是其特點之一。習近平從歷史悠久、土地遼闊、人口眾多、中國共產黨領導等因素闡明中國“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同時，他一再強調“久久為功”的重要性，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正是這種堅定信心、持久奮鬥，使貧弱的中國逐漸強起來。